关中为何能成为中国最早的天府之国？天府为何又从西安去了成都？

在四川，常能听到这样一个高频词：天府之国，它是川西成都平原的代名词，也是四川人的骄傲。“天府”者，在古代解释为“蓄聚之富，非人力也”，即某地物阜民丰，储藏财富的库府宛若天成，是人间的佳境和乐土。不过，历史上的“天府之国”并非成都平原的专称。最早将“天府之国”“沃野千里”等溢美之词加身的，是指秦岭北麓的关中平原。那么天府之国是如何从关中转移到四川，从西安迁到成都的呢？

关中如何最早赢得天府之国美誉？

参考《史记留侯世家》的记载，秦末汉初时，谋臣张良劝刘邦定都关中，就这样说道：“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而关中便是指关中平原，是夹持在秦岭与陕北黄土高原之间的一个三面环山，西窄东宽的冲积盆地，西起宝鸡峡，东到潼关，东西长约300公里，形似“新月”，海拔400米左右，地势西高东低，面积约3.4万平方公里。

渭河从关中平原腹地穿流而过，形成宽广的阶地平原，河槽部分地势低平，南北两侧呈不对称阶梯状增高，由河漫滩、河流阶地、黄土台原组成。关中平原因为是冲积而成，土壤内杂有大量腐殖质，肥沃疏松，特别是在渭河以北、北山以南的广阔区域，天生一片沃土，很适于耕种。《史记•货殖列传》慨叹：“关中自、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

渭河是关中平原的母亲河，一条含沙量较高的河流，呈羽状分布，汇集着关中平原上大大小小的支流。但渭水两岸极不对称，其中南岸支流均发源于秦岭山脉，由于秦岭的抬升作用和骊山隆起的影响，地形上是东南高，而北边较低。而渭河以南的北山南麓地势较高，也无法直接使用渭河水源灌溉，所以自秦代始，就修建了多条引水沟渠，比如郑国渠、龙首渠、白渠、六铺渠、成国渠等人工灌渠。

这里特别说一下郑国渠，这个是一个与都江堰、灵渠并列的秦代三大水利工程，也是最早在关中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与都江堰是凿岩避水的特性不同，长达 300 余里郑国渠西引泾水东注洛水，主要目的就是凿渠引水，首重灌溉，“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就是用含泥沙量较大的泾水进行灌溉，增加土质肥力，使得雨量较小的关中，变得富庶甲天下 。

不过郑国渠的修建却是始于一个阴谋。当时是秦王嬴政当政初年，秦国已显露统一天下的雄心，于是关东六国惶恐不安，于是与秦国相邻的韩国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便精心设计了“疲秦”的策略，派出一位名叫“郑国”水利工程师到秦国，说服秦王同意泾水和洛水之间的北山山坡上，修凿一条大型灌溉渠道，说是为了发展秦国农业，但真实目的则是要耗竭秦国国力，延缓秦国吞并天下。

毕竟修筑如此巨大的一个水利工程，在古代没有工业之力加持下，全靠人工作业，秦国就需要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既劳民又伤财。但韩国却低估了郑国渠的灌溉作用，据《史记·河渠书》记载:“渠成，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折今110万亩)，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这里的“钟”是古代度量单位。杜佑《通典》解释“六斛四斗为钟”。战国时期，一斛大约等于一石。因此“亩一钟”就是指亩产约6.4石，秦汉代一亩地大约现在0.68亩，换算成现代一亩地产粮食250斤左右。另外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了李悝与魏文侯的对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说明在战国时期，农业的亩产在1.5石左右，而郑国渠的灌溉，竟然使关中的粮食亩产翻了4倍之多。

于是关中“八百里秦川”一跃变成了良田沃土，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秦国的国力猛增，反而加快了吞并六国的步伐。此后郑国渠不仅发挥灌溉效益100余年，而且首开了引泾灌溉的先河，使得秦代以后，历朝历代都继续在关中完善水利设施，当然天府之国的意义不止在富庶安康，还有山川形盛赋予的安定。

关中平原之所以称关中，在于其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有四座雄关要隘拱卫防御外来势力的侵入，那就是西边的大散关、东边的函谷关-潼关、北面的萧关和南面的武关，同时还有秦岭山脉、陕北高原和黄河天堑的合围，使得关中犹如一座规模庞大的天然城堡，四面都有天然地形屏障，易守难攻。于是“四塞之国”的关中成了历代王朝建都的风水宝地，也是最早赢得“天府之国”美誉的地方。

关中丢失天府之国是谁的锅？

相比之下，成都平原获得“天府之国”的称谓要比关中晚了500多年，同时由于关中作为王朝都城所在，战略地位极高，这也导致自秦灭后，后世每个朝代轮替所经历的战乱，都必然殃及关中，屡遭战乱摧残。先有秦朝末年项羽火烧咸阳，再有西汉末年的王莽篡汉，又有东汉末年董卓、李傕、郭汜、马腾、韩遂等先后攻入长安的大混战，还有西晋末年“五胡乱华”祸乱关中，更到唐朝时的“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吐蕃和回鹘攻破长安，甚至是五代十国的关中乱世。

长期战乱屠戮导致关中遭受毁灭性打击，人口急剧下降，同时这些战乱也酿成了中国历史上三次“衣冠南渡”，比如永嘉南渡、建炎南渡，大量北方人口迁往南方，最终经济中心也从黄河中下游的北方转移到江南地区，随之导致关中的战略地位迅速下降。当然这种地位的下降不仅在经济上，还有军事重心的转移。

在古代，军事家们有一个共识：欲保关中，先固陇右；欲保陇右，先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陇右，一直是历代中原王朝军事防御的核心区域，在唐初时，突厥军队曾经逼近大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城，甚至差点迫使大唐帝国迁都。所以从秦汉到隋唐，中原政权的主要威胁主要来自陇西的西戎和河套的游牧民族。但随着陇西高原和河西走廊被纳入管辖，西北逐渐平定，甚至西魏、北周、隋、唐四代皇帝都出自关陇集团。

对中原王朝的威胁逐渐转移到北方草原，鲜卑、突厥、蒙古、女真先后崛起，北方防线前推到长城沿线，也就是甘肃、宁夏、大同、宣府（张家口）、幽州、蓟州、辽东等北部边关变得越来越重要，即是从战略半径而言，中原地区的战略地位都要高出关中地区，所以自南宋起，王朝的都城要么定都在经济中心的江南，要么定都在“天子守国门”的北京。

这种变化还要一层原因，就是随着关中长期作为国都所在，人口的迅速膨胀，导致关中大量毁林复耕，但关中的气候环境偏干旱，大肆开荒导致水土流失加剧，再加上降水带的变化，导致关中北部的黄土高原千疮百孔，粮食产量迅速下降，人口承载能力也剧降。最终，种种因素下，关中自唐朝后就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恢复往日的荣光，天府之国的美誉也随之彻底转移到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

但成都平原的迎头赶上，并成为中国公认度最高的天府之国，并不仅仅源自关中的陨落，还有自身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的开拓，至于具体是什么？限于篇幅，我们下期再叙。

上期回顾：崤函古道：长安与洛阳之间的两京大道，汉唐帝国的轴心，有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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