崤函古道：长安与洛阳之间的两京大道，汉唐帝国的轴心，有何价值

在地缘政治学说中，一块地缘板块是否足够强大或重要，不仅仅取决于自身地理结构有多好，更要取决于，这个地缘板块能够影响多少相邻的板块。有这样一条通道，它是中条山、黄河与秦岭余脉之间的一段狭长峡谷；它是战国时期秦国东出与六国争霸天下的必经要道；它还是古代长安与洛阳两京之间的唯一通道，更是古丝绸之路世界遗产的重要部分，这条通道就是崤函古道。

崤函古道在哪里？

崤函古道的“崤函”是指古崤山和函谷关，崤山是秦岭东段的较大支脉之一，西南端与华山山脉相连，大致分布在宏农涧与洛河之间，自西南向东北一直延伸黄河岸边，海拔大都在1300～1500米，而函谷关，即秦函谷关，西据高原，东临绝涧，南接秦岭，北塞黄河，是中国历史上建置最早的雄关要塞。

所以狭义上的崤函古道是古代对洛阳至潼关这段道路的统称，而广义上的崤函古道，是一个特定的地理和交通学名称，是指先秦至民国，由长安（西安）通达洛阳之间的一条交通要道，西出长安，起于潼关，过秦函谷关，经陕州（三门峡），过硖石关到今新安县的汉函谷关再到洛阳，全长约350公里。

从西周起，西安与洛阳之间的崤函古道，作为长安与洛阳两个13朝古都之间的通道，在诗经中成为政治清明的象征；春秋战国时期，这条通道支撑起秦国东出吞并天下之心；汉唐之际，它又一直担负着东西二京的交通，成为帝国的重要轴线。又因地势险要，在古代战争史上极富盛名的函谷关、潼关两大名关联袂雄踞，构成了史上最强的双重防御屏障，进可攻退可守。

崤函古道为何能够襟带两京？

崤函古道能够成为中国古代最有政治、军事魅力的干道，也得益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脉络。在宋朝之前的朝代，大体为东西之间的纷争，基本都处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准确说是渭河-黄河中游一带，形成了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天下的态势是东西关系。

先是老秦人从陇西高原进入渭河流域繁衍，之后历经七代人的艰难东出，最终一统华夏，之后是东西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甚至是北宋-金朝，中国历史的主线都在东西向的咸阳—西安—洛阳—开封之间的黄河中下游走廊，几乎囊括了宋代以前华夏文明的主体，都城皆是依山傍水，也可称“山水文明”。

而宋代后，随着中国的经济重心从黄河中下游转移到东南的江浙一带，以及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替统治，中国政经中心的空间变动转变为南北向。比如说南宋，都城从开封南迁到了临安（杭州），而元朝都城建立在北京，之后明王朝也是先定都南京后迁到北京，清朝依然定都北京，行政中心多次在北京与南京之间进行南北方向的摆动，此时中国历史进入平原文明时代。

山水文明与平原文明构成了中国内陆古典文明的两种形式。在山水文明时代，关中的长安城与中原的洛阳城构成了汉唐帝国的“两京”，而连接二者的崤函古道，就成了“襟带两京”的锁钥。这条横贯东西的大动脉，在浮浮沉沉的繁华与战争之间也勾勒出西安与洛阳的关系和地位。

崤函古道在地理上的独一性优势

崤函古道的的显要从周王朝开始，当时西周的都城在镐京（西安），为巩固对东方的统治，便计划在东边的伊、洛二水一带的夏人故居地建设新的都邑，这里便是洛邑（洛阳）。西周镐京与东周洛邑，从此成为周王朝的两个都城，并在镐京和洛邑之间，修建了一条大道，号称“周道”，又叫做“王道”。《诗经·小雅·大东》还有对这条道路的描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其实崤函古道能被开通并受到重视，还有更深层的根源，从地理的角度而言，崤函古道以北的中条山北麓就是晋南平原（或称临汾盆地），西端是关中平原，东端是河洛盆地，皆是中国文明发源的核心地区，这一区域从新石器文化时期到宋代的4000多年间，都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能够联通豫、秦、晋三个文明核心区的崤函古道，势必会成为相互往来的必经之地。

而这条两京古道，则受制于地形地势，由于黄河奔流到风陵渡口附近时，南遇秦岭，北逢中条山，不得不在此拐弯向东，在两山之间滔滔东去，成了崤函古道北边的一条天然屏障。其南，是秦岭的支脉华山、崤山向东高峻崇险，不可逾越，山前海拔在500-700米的黄土台地，长年的雨水冲蚀，形成了一道道陡深的冲沟，南北纵横，唯有黄河岸边的绵延的一条狭窄修长的河滩成为了一条天然的交通通道，崤函古道正是蜿蜒其间。

崤函古道有何军事价值？

在崤函古道的险要处，潼关、函谷关两大名关联袂雄踞，构成最强的双重防御屏障，周边的豫陕晋板块，无论谁能将崤函古道收入囊中，便占据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力态势。整个崤函古道，以古陕州（今三门峡）为界，分为东西两段，即函谷-潼关段和崤山段，最要紧的就是西段，不仅仅是因为雄关要隘多在函谷-潼关段，还因为该段的道路具有无可替代的独一性。

崤函古道之所以以三门峡为界划分东西，一是因为三门峡以东的古道分为两条通达洛阳，一条是途径渑池—新安汉函谷关的北崤道，另一条是途径宜阳的南崤道；二是三门峡以下的古黄河流速减缓，可以通行大船，无论是货运还是兵运皆可依靠水运的便利，而三门峡以上的黄河河段，水流湍急，而且河中央还有鬼门、神门、人门三大礁石阻挡，航船异常凶险。

这种情况之下，使得自古以来从中原方向而来的大军若想攻入关中的话，走水路就必须在三门峡上岸，然后直面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秦函谷关。而历史上，从未有过从函谷关绕道成功的案例，即便是正面突破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因为在古代，数万大军攻伐，行军成本很高，深受粮草运输的制约。要知道诸葛亮北伐曹魏，现在仅需要一天的路程，愣是行进了六年都未能达到长安城，原因就在粮草不济。

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会觉得军队只要装备先进就能战无不胜，其实粮草充足才是古代军事战争胜利的根本保障，数万大军看似攻无不克，实际上很脆弱，深受粮草、士气、疫病、天气等因素的影响，任何环节出现大问题就可能出现哗变或叛逃，所以古代战争中，非战斗减员往往是大于战斗减员的，且往往路程越远、行路越难，减员越多。

这就使得大军行军会尽可能选择路况良好的路线，尽量避开需要翻山越岭、涉水过河的路线，否则在冷兵器时代，步军机动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山川河流都会给行军和补给造成很大的困难。《孙子兵法》用间篇十三原文曰：“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

大致意思就是“凡兴兵十万，征战千里，百姓的耗费，国家的开支，每天都要花费千金，前后方动乱不安，戌卒疲备地在路上奔波，不能从事正常生产的有七十万家。”即10万大军就需要70万户停下农活给士兵运送粮草，而当时一户多为5人，那就是350万人要负责运粮，更麻烦的是，这350万人运输的粮草能送到前线只剩下二十分之一。

损耗为什么这么高？根源就在道路艰难加大了运粮的损耗，毕竟古代是用牲畜牵引板车送粮，人和牲畜都要消耗口粮，运粮部分中还有返程的口粮。二十分之一的估算也是有根据的，曹操在给孙子兵法作注是就特别写上了这点，二战时滇缅公路运输盟军的援华物资，三年运输物资45.2万吨，而这正是所有援华物资的二十分之一。而且350万人运粮，还意味着还要有更多人来补足这350万当年不耕作造成的亏空。

这些计算下来，就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数据，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所言非虚，所以在冷兵器时代，一个国家脱产人口的总量决定了战争烈度的上限。那么既然走打仗耗费如此甚巨，可有什么降低成本的方法吗？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运送粮草走水路，特别是顺风的情况下，顺风顺水比陆运快10倍，逆水则快3倍，运输量上一艘船舶相当于100头牛的运力，且水运损耗很低。

所以历朝历代发生的战争，均是优先考虑水运来运输粮草，比如吴王夫差命人开凿邗沟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运送军队北伐齐国；公元前360年魏惠王开凿的沟通黄河与淮河流域的鸿沟，也是为了征服他国的军事行动服务的，甚至是京杭大运河，也在后世无数次被用于运输兵员和粮草。但是崤函古道自三门峡以西便无法溯游而上，只得走陆路直面函谷关。

占据关中的秦国由于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函谷关防守优势，只需要少量兵员就能够守住这个缺口，具体函谷关有哪些防守优势，这个前面《函谷关篇》已经细讲过，这里不再赘述，有兴趣的维友可以查看主页合集。总之比如秦国用1万人守关，而进攻的六国联军就需要10万人来攻关，而这1万秦军的粮草完全可以当地自给，而六国联军则需要350万人为合纵大军运粮。

相比之下，秦国能够有更多的人口从事耕作，生产粮食，繁衍人口，如此国力与山东六国的差距不断被追赶、超越，最终后者沦为大秦砧板上的“鱼肉”，这就是山东六国越打越弱，而秦国越打越强的道理。也是崤函古道在军事上的战略价值。这段西起三门峡谷，东出渑池与新安县交界处的八里胡同的河道，在汉唐时还曾是繁忙的黄河漕运古道，成为崤函古道功能不足时的补充通道。

如今，古道上荒草萋萋，关隘也隐入风尘，正是那：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自此《关中平原四大关隘八大通道》系列连载15期完结，萧关、散关、武关和潼关-函谷关作为关中平原这块龙兴之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雄关要隘，守卫着关中，也见证了数千年来无数次的刀光剑影，而关中与外界联系的八大古道：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武关道、萧关道-陇关道和崤函古道，使得关中封而不闭。

上期回顾：潼关:四镇咽喉畿内首险,与函谷关组成史上最强双重防御屏障的雄关

备注：本文是《关中平原四大关隘八大通道》系列连载的第15章节，也是终章，仅为一家之言，欢迎指正转发。另文中配图部分引自网络，如有版权私联请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