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性交易”的合法化之路：跌跌撞撞了近20年，将要贻笑收场？

说起德国，大多数的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样子，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欧盟的创始会员国之一，还是北约等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国，其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国民具有极高的生活水平。可又有多少人知道，如此发达的德国，曾经走过“性交易”合法化的道路，并在12年后贻笑收场。

“性交易”自古有之，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不道德的，但却从未因人们的鄙视而消失。时至今日依然是国际社会的一大问题，德国置身其中，也不能免俗。德国为什么会走上“性交易”合法化的道路？又为何黯然收场呢？这背后隐藏着哪些深层次的原因，又让德国国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立法的初衷

在德国，经过性工作者们十余年的争取与呼吁，加上国内的绿党支持，当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和绿党联合政府向国会下议院申请提出一项法案，要求承认性工作者们的职业是一种 “一般的服务活动”。于是，在这项法案的推动下，德国政府于2002年颁布了相关法案，这使得“性交易”在德国彻底合法化。

起初，政府颁布这项法律，是考虑到要保障性工作者的权益，希望能为性工作者们提供一个相对良好的工作环境，尽可能地减少她们所受到的伤害。另外，德国政府也希望通过该法律来减少人口买卖的活动。于是乎，从法案颁布之日起，性工作者不仅光明正大地被纳入退休金、医疗以及失业保险等范围，并且可以像其他职业者一样，合理合法地获取工资了。

事与愿违

2002年后，德国性交易开始合法化。经德国政府统计，德国有大约20万名女性性工作者。这些性工作者每年会向政府缴纳145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162亿元）的税。

然而，围绕这项法律的颁布，质疑的声音从未停止。自从德国政府将性交易视为“服务领域中的一种正常活动”后，德国性交易快速增加。在性交易合法化的十年后，2012年12月18日，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图片报》就发表文章，指责德国政府对性交易的纵容，使得“德国成了整个欧洲的娱乐场！”以此来质疑德国性交易合法化的后果。

除了新闻媒体质疑不断，政客也同样呼吁：德国应该像欧洲大多数国家一样禁止这样的行为。事实上，政客们的呼吁，不光是基于道德观的考虑，同样也基于性工作者们“悲惨的遭遇”。

乡村姑娘的“德国梦”

来自罗马尼亚的姑娘爱丽娜，穿着廉价的毛皮靴与牛仔裤，站在屋前，向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讲述着她四年前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村庄，转来德国的悲惨命运。

爱丽娜出生于罗马尼亚村庄萨拉德雷，这是一个贫瘠的小村庄。这里房屋简陋，道路残破，经济发展水平堪忧，80%的年轻人缺乏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如果一户村民家里没有土地来种植粮食与蔬菜的话，那么这一家人就只能挨饿了。

除了村庄经济条件较差之外，爱丽娜的家庭环境也驱使她不得不离开这片养育她的地方。迫于生活的压力，爱丽娜的父亲长期酗酒，而且酒后常常殴打她的母亲，爱丽娜也经常遭殃。而爱丽娜没有工作，缺乏收入来源，一切日常花销都来自家里，这让她无法摆脱自己的家庭。但离开家的想法，已经在她头脑中生根发芽。

在她22岁那年，爱丽娜从朋友们那里了解到，如果去德国当一名性工作者，每月至少可以赚到900欧元（折合人民币7209元）。离家心切的爱丽娜逐渐开始考虑这个建议。面对记者的采访，她回忆道 “那个时候感觉任何地方都比家里好，而且期盼着到德国之后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有浴室。”

2009年，她和朋友踏上了去德国的路，辗转经过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最终抵达德国柏林。她们的终点站是柏林机场附近的一家娱乐场，这家娱乐场主要面向航空旅客。在这里，一次花费只需要100欧元（折合人民币801元）。

没过多久，爱丽娜就发现，情况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乐观。爱丽娜每天都要接待很多来这里“找乐子”的德国客人，她向记者抱怨道：“我每天甚至没有时间来数一下接待了多少客人。人超级多，而且是每天都有这么多人!”

另外，和其他人一样，爱丽娜每周都需要向自己的“介绍人”（即皮条客）支付800欧元（折合人民币6410元）的费用。她和其他三个女孩子合住在一个房间。除了工作，爱丽娜大部分时间没有自由，通常会被关在屋子里。即使她偶尔出去买烟，也会有人跟随她一起去。想家的时候，爱丽娜只能打电话给自己的妈妈，安慰妈妈自己在德国生活的很好。有次爱丽娜意外收到了600欧元（约合人民币4807元）的打赏，她将钱立马寄回了家里。

德国成为剥削东欧女孩的中心

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让爱丽娜倍感失望。她的经历在德国不是唯一的，根据国际援助机构和相关专家的统计，德国有大约20万名的女性性工作者，其中65%-80%并非德国人，她们大多来自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对于她们可怜的处境，即便是警察也爱莫能助。爱丽娜解释道，皮条客恐吓她们说自己在警局有内部人员，因此她们不敢向警察讲述实情。皮条客还告诉她们：“一旦警察上门询问，要这样回答他们：‘我们在本国国内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于是自己买了张汽车票，主动来到德国寻找工作’。这种拙劣的谎言，几乎每个红灯区的执法人员都听说过。在这个谎言的背后，实际上是被拐卖的妇女和被剥削的性工作者的现状。

德国在2002年将性交易合法化。新法律的颁布，试图改善性工作者的工作条件，让她们拥有一份不违背自身意愿的工作，享受到社会保障系统，并拥有一个当地银行的储蓄账户。

根据新的法律，性工作者甚至可以要求她们的公司提高工资，并让公司支付自己的养老金。

不过事到如今，无论是处在基层的警察和女权主义者，还是处在高层的政治家，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新的法律并不能对提高性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也不能改善她们的经济条件。新的法律反而便于皮条客来贩卖人口。连负责红灯区工作的警察都向记者抱怨：“现在，他们在娱乐场所突击检查越来越难。”

在德国南部城市乌尔姆工作多年的警察鲍罗斯说：新法律的颁布，使得德国变成了“剥削东欧年轻女性的中心，还是世界上有组织贩卖人口的核心地区”。新法律颁布后，他能做的只能是劝说保加利亚或白俄罗斯的女性，不要听别人哄骗，贸然来德国从事性服务。

性工作者的内卷化

性交易合法化之前的德国，性交易的双方本身并不会被处罚，但这种行为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新法律颁布之后，德国红灯区的娱乐场所增至3000至3500个，这些场所每年所缴纳的税多达145亿欧元（折合人民币1162亿元）。红灯区内每天都是一片繁荣的景象。

行业繁荣的背后是内卷加剧，越来越多的人馋涎这一行业的利润，使得从业人员的人数激增。来自纽伦堡的社会工作者卫普特向记者介绍：“20多年来，这门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因为从业人员的人数是以前的三倍。而且一半以上的女性都没有德国的永久居住证。她们通常会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这能让她们多赚一些钱。”

尽管这一行业的环境愈发恶劣，但每年依然有大批来自东欧的女性涌入德国——因为这是欧盟里最大的性交易市场。德国金融协会的成员霍尔格表示：“性工作者人数的激增，直接导致了服务价格的下降。”

德国商业联盟的最新数据显示，只有1%的女性以“性工作者”的身份同雇佣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大多数的性工作者依然不愿意进行登记注册，在德国汉堡的红灯区，仅仅153名性工作者在当地税务局进行了登记注册。之所以抗拒登记注册，是因为她们质疑“政府想让‘性工作者’纳税，这难道是性交易合法化的目的？”

除了收入减少和注册率偏低，性工作者们的生活状况同样令人堪忧。在德国科隆的一处红灯区，性交易和吸毒总是相伴而行。23岁的性工作者艾丽娅头戴金色的假发，嘴里嚼着口香糖，试图掩盖自己的满口酒气。她向记者坦言：“在这里工作的每一个人都有问题，这里没有不吸食毒品的女人。”艾丽娅辍学后，为了追求所谓的爱情，毅然决然地同男友“私奔”了。由于没有收入来源和男友的背叛，她选择了从事这一行业。很快，她就沾染上了毒品，开始吸食大麻、可卡因、兴奋剂等毒品。

德国贩卖人口数量高于非法化地区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外国刑法和国际刑法研究所的一项调查表明，德国官方所掌握的涉及贩卖人口的数据要“比实际贩卖人口的数据少得多”。欧盟委员会移民与民政事务委员马尔姆斯特伦最近公布了一组数据，数据显示在欧盟，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多达23600人，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遭遇过不同程度的侵犯。这位瑞典籍的委员表示，团伙犯罪演俨然成为一种趋势。不过，她遗憾地表示，贩卖人口的定罪正在减少，因为“警察打击人口贩卖的活动承受了更多的压力”。她呼吁德国能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一问题。

引发人们争论的焦点落在，德国允许性交易合法化是否助长了当地贩卖人口的发生？海德堡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阿克塞尔·德雷尔将150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对比，试图回答这个争议问题。尽管样本数据并非尽善尽美，他依然从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在那些性交易合法化的地区，人口贩卖的数量比在性交易非法的地区要高。

尽管如此，但大多数的女性性工作者并不是在大街上被绑架来德国的，更多的情况是，她们与自己的男友相恋，然后两个人一起来到德国。或者像爱丽娜一样，明确地知道自己来这里的目的。然而她们不清楚的是，她们日后的情况会有多糟糕，比如她们一般不知道，她们赚到的钱很难自己掌握。

那些“非自愿”的性工作者

一名从娱乐场成功脱逃的18岁罗马尼亚女孩告诉官员们，她是如何辗转来到德国的。当初有三个男子和两个女子在她家乡小镇的街道上主动向她示好，并热心地向她介绍了一份来德国当保姆的工作。但等她来到慕尼黑之后，一切都变了。这些“好心人”将她的双眼蒙上，并把她关进一间小黑屋里。这名罗马尼亚女孩事后告诉警察，男子们不仅强迫她，还在她拒绝时，遭到了男子们的毒打。

有的女孩命运更加悲惨，比如这位来自罗马尼亚的姑娘克拉。起初，克拉的哥哥们把她带到当地的一家舞厅，让她做为顾客端饮料的工作。不久之后，她遇见一位男性顾客，“他说，你在德国能赚更多的钱。”于是，克拉跟着这名男性顾客，从家乡罗马尼亚来到了德国。

来到德国的纽伦堡，她在德国的一个老牌红灯区开始了工作，她每天被迫工作长达18个小时。她说，那里经常会有警察光顾，不过是以顾客的身份。“警察们并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异常，或者说他们对这些事情并不关心。”

2012年的平安夜，克拉所在的红灯区生意火爆。皮条客甚至希望克拉能够连续工作24个小时，这个要求被克拉拒绝，但她付出的代价是脸被打伤。流血不止的克拉被准许去医院看病。在脱离皮条客的监视下，克拉拨通了一名顾客的电话，是这通电话帮助她得以顺利逃回罗马尼亚。

一些人认为，德国的警察在此事上并没有过多的压力，原因在于“他们只有思想上有压力，而实际上并没有压力。” 支持性交易合法化的人们认为，任何人都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一些女权主义者甚至称赞，性交易合法化让女性性工作者“得到了解放”。可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成为一名女性性工作者，对于像爱丽娜和克拉这样的姑娘来说，并不是出于自愿的。

争议不断 讨论不休

上世纪60年代，女性解放思潮和女权运动开始崛起，这引发了一场以“性交易业合法化”为核心的公共讨论，而这场讨论持续了三十余年。千禧年前后，一些国家掀起了“性交易合法化”的浪潮：继1984年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省宣布性交易合法化之后，荷兰于2000年、德国于2002年，先后通过法律，承认性服务场所的法律地位，并提出保障性工作者的合法工作权利。

这些国家支持性交易合法化的理由多种多样，大致包括以下几种：一是出于公共健康的考虑；二是政府可以调控性产业规模和减少有组织的犯罪；三是减少腐败现象；四是为了加强对女性的保护。

然而，正如前文所说，性交易合法化并不能达到理想的目的。于是，在2015年，德国出台了新的相关草案。草案规定：性工作者年龄不得低于21岁，娱乐场所及性工作者本人必须持有经营许可证。出于保护女性免受人口交易及强迫性交易之害的考虑，新法会严惩该行业的犯罪行为。另外，新法赋予了警方和政府机构随时检查性场所的权利。新法要求性工作者本人必须向政府部门登记，在遭遇检查时有义务出示许可证。而且，性工作者每年都要接受一次“医疗咨询”。

但是德国自从颁布了这项法案，虽然对行业有所改观，但依然引来了一片斥责之声。因为德国并没有禁止性交易。这一现象，直到2020年才终于有了进一步改善。

德国在性交易合法化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近20年了。2020年，随着欧洲疫情的蔓延，德国多处娱乐场所被迫关闭。那些曾经反对性交易合法化的

德国联邦议员，就顺势提出新的主张：长期关闭娱乐场所，更改“性交易法案”，明令禁止性交易的行为，出台并实施新的相关工作者改行项目。

显然，新的主张任重道远，完全落实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现如今，德国按照瑞典的模式，正在逐步向工作者们提供改行帮助。并增设语言课程，提供住宅、医疗保险和工作等，甚至还包括心理治疗。

但是德国性交易合法化还没有完全杜绝，一个矛盾的解决有势必会滋生出其他的矛盾。在经济已经出现滑坡的德国，怎样提供新的就业项目？40万从业者都要改行，接受教育和治疗的话，这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那些工作者一大部分是来自欧洲其他国家，这些没有德国国籍的外来人，他们以后将会何去何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