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口文化陶文，反映出民族意识和社会阶层

黄淮地区当时在广大区域内遗址分布集中，大型遗址起着中心聚落的作用，农业、手工业发达，聚落内部的等级分化与早期国家诞生有密切关系，黄淮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是中国古代东方社会文明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在南北、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父系社会步入农耕文明，建立明确的辈分关系，强化男性父权的主导作用，以父系血缘为核心的家族崛起，这样繁衍、发展出的众多家族组成的血缘集团，形成了高级酋邦。酋邦是一种超出村落、部落以至部落联盟的政治整合形式，拥有集中决策等级制以协调一批聚落，聚落规模剧增，人口集中化趋势明显，已很像早期国家。随着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转变，黄淮地区的社会阶层日趋复杂，这一复杂化过程不仅体现在墓葬的规模和结构反映出的阶层差别上，随葬品陶器器类和阶层差别之间也具有密切的联系。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高级酋邦是一种地域组织，拥有集中决策等级制以协调一批聚落，聚落规模剧增，人口集中化趋势明显，已很像早期国家。

大汶口文化陶符共有二十余个，反映出不同的阶层职能。其具体含义亦有众多不同解释，除了图像文字或原始文字的解释外，还有天象历法符号、自然崇拜符号、祭祀符号、氏族标记（族徽文字）

（图一）大汶口文化大口尊陶符上面是太阳的影像，底是弧形的，有尖，最底下是五个山峰，是一座山，按照我国古代祭太阳的习惯，都是在山顶上，架着柴火燃烧祭祀太阳。（图二）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大口尊陶符飞鸟载日图，上面是太阳的影像，底是尖喙鸟形，即“飞鸟负日”图腾，是东夷部族鸟图腾与太阳崇拜结合的标志，又是大汶口文化集团的族徽。太昊、少昊，是古代海岱集群先后兴起的两大集团的代称，分别以太阳神和太阳鸟为图腾。于是，大汶口-龙山文化先民自称为太阳鸟的子民。山东、苏北、皖北、豫东等不同地方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陶尊，却有相同的陶符族徽，必是同一个族群，已具备民族属性，即【昊族】。这表明当时拥有陶符族徽的父系社会首领太昊，以泰山为中心，拥有最高的王权、军权，主持祭祖、祭日、祭泰山等仪式，对大汶口文化各区域拥有统帅权，各区域大汶口人群形成了同族归属感，孕育着民族观念的雏形。

大汶口文化是由太昊氏族开创的，由少昊氏族发扬光大的，大汶口文化属两昊文化。少昊和太昊是继承关系，少昊部落是从太昊部落分出来的，以陶符“飞鸟负日”或者“含日之鸟”（图二）为族徽，向离泰山更远的地区迁徙扩张。因此，少昊集团的“飞鸟负日”族徽，去掉了“山”字。

民族意识的发展孕育，是从大汶口文化父系社会开始的，产出了三种意识：祖先意识、权力意识和图腾意识。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太阳从东方升起了。祖先意识的基础是血缘意识，血缘本为自然之缘，当其上升到社会层面，就超越其自然性而具有文化性。寻祖，一直往上推，会找到“共祖”。共祖认定，族群自然成立。中华民族有着强烈的祖先意识。太昊是中华文明的始祖之神，被尊为三皇五帝之首，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山东、皖北、苏北、豫东等不同地方出土的大汶口文化大口尊，却有相同的陶符族徽，必是同一个族群，即大汶口昊族，已具备民族属性，以下面的考古资料为证。

这个陶符是“戉（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大汶口文化率先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钺就成为了象征成年男子的一种器具。斧钺之所以能够成为王权的象征，其实正是在于史前乃至三代时期，战争的直接作用与催化。王权需要巩固、疆域需要扩张，军事力量至关重要，因此将象征王权的钺赐予军事将领，以主征伐之事，钺也就因此附加上了军事象征物的特殊属性。考古资料表明，中国最早的战争发生于大汶口文化时期。在这种环境下，群体的生存和壮大往往严重依赖于其战争能力，而在由血缘纽带维系的前国家社会，战争能力只能由父系男性联盟保障。随着日益激烈和频繁的战争，作为防御设施的城址产生了。大汶口文化墓主常随葬斧钺、武器，拥有陶符“钺”，无疑是掌握军事指挥权力的男性首领，以表现尊严和由武力主导的社会秩序。

斧钺之所以能够成为王权的象征，其实正是在于史前乃至三代时期，战争的直接作用与催化。王权需要巩固、疆域需要扩张，军事力量至关重要，因此将象征王权的钺赐予军事将领，以主征伐之事，钺也就因此附加上了军事象征物的特殊属性，完全承袭大汶口文化斧钺的造型风格，传承东方礼制。

滕州岗上遗址是海岱地区已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城址。其中的四人合葬大墓，结构较为特殊，大盖板下为并排联棺，四人均随葬象征军权的玉石钺，颇有生死与共的意味。

这类陶符是“锄”，这就让人联想到“锄耕农业”，也成为重视农业生产的象征。“锄”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农业工具，其刀身平薄而横装，专用于中耕、除草。大汶口时代农业生产早已实现规模化生产，实现人口加速增长和集中化，设官置职管理农务，涉及劝农、仓储、农田、农户、水利等不同事务，以协调一批聚落，鼓励和推动农业生产。进入父系社会的以后，随着农业的发展，男子承担了从垦荒到收割等农业生产环节中的大部分劳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汶口文化陶符“锄”，多出土于规格较高的墓葬内，墓主可能是管理农务的尊君，也可能是在发展农业技术方面作出贡献的贤才，被尊为农神。

这个陶符，是大汶口人崇拜地母、种植农作物的原始摹画，而地母崇拜的目的主要是祈求农业丰收。农业部落不仅重视天体崇拜，而且还重视大地崇拜。大地崇拜在农耕文化中表现为地母崇拜，地母即后世所说的土地神。地母是大地之母，主宰阴阳生育、山川大地。这个陶符，出土于规格较高的墓葬内，墓主生前可能是祭祀的主持者兼祭司，拥有更高的威望。

这类陶符，主体部分都是凸形，它是古代农具耒、耜之形的组合图像，用于象征酒神，至于以农具象征酒神的理由，显然是因为没有农具就无法进行生产，没有农业生产，没有剩余产品，就谈不上酿酒。酒器被上层阶层所独占意味着他们有着可以举行祭祀仪礼的身份。酒器作为礼器组合的主干，阶层秩序与礼器为中心的随葬器类分级表现出来的关联性，正是礼制的初期形态，这种礼制秩序在后来为夏商周三代所采纳。这类陶符，出土于规格较高的大汶口文化墓葬内，墓主无疑是酿酒专家兼酒器造型大师，制造出最精美的酒器，被尊为酒神。

随着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转变，社会阶层日趋复杂，这一复杂化过程不仅体现在墓葬的规模和结构反映出的阶层差别上，随葬品陶器器类和阶层差别之间也具有密切的联系，如酒器被上层阶层所独占意味着他们有着可以举行祭祀仪礼的身份。

这类陶文内涵：历法标志与大汶口文化之历法。日月星辰周而复始，经天运行，使人们认识到天象运行有一定的规律性。人类进入到农业社会，历法的制定就变得非常重要。观测星象，判别节候、记载年月时日，编制历法。这类陶符，出土于规格较高的墓葬内，墓主无疑是威望很高的星象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