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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足球（体育）的繁荣期的思想预备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讲到，中国足球在民国之后得到了比较快的发展，尤其在上海、天津等较早开放的港口城市，已经出现了职业产业化的雏形，并且我国也诞生了李惠堂、孙锦顺这样的足球明星。
当时间跨入30年代的时候，中国足球已经经过了几十年的蓄势待发，正在如朝阳一般慢慢地又稳健地旭日东升了。
- 民国足球巨星：李惠堂
首先是足球组织已经从上海、天津等沿海地区向四川、东北等内地地区扩展，在神州大地上遍地发芽。
其次，中国足球走向国际化，除了在远东运动会上连胜日本的中国国足外，很多香港的足球俱乐部及内地大学足球队都收到了来自国外的比赛邀请函，最关键的是全国性质足球比赛的举办——全国运动会足球比赛和全国足球分区赛。
这两大赛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足球的发展。
事实上，那个时候，不仅仅是中国足球发展的黄金期，而是整个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黄金期。原因就在于广大教育界开明人士和知识分子达成了体育救国的共识。
- 体育救国是民国教育界开明人士的共识
中国传统体育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期，各大学派都提出了不同的体育思想，比如儒家的体育思想就是伦理中心论，主张通过体育锻造尽善尽美的个人人格，维护宗法统治和等级分化；
道家的体育思想是道法自然论，倡导气功练习、遵循自然规律，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并为此创制了猴拳等象形武术；
墨家讲究“尚力”，希望锻炼体力、脑力，并且以过苦行生活的方式培养重义轻利的武侠精神；而兵家则强调“体为兵用”，把体育锻炼作为练兵的手段，重视格斗、兵器技术。[1]
这些思想，基本都是把体育本身作为自己所主张的学说的方法论的组成部分，把体育锻炼作为一种达成思想之社会目标的方案，带有很强的政治性。
与创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希腊人相比，中国没有单纯而专门的体育思想。
- 蹴鞠的诞生就跟“体为兵用”的兵家体育思想分不开
当中国进入近代之后，情况就不同了。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将中国卷入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殖民的浪潮当中，中国长久的封闭形式的小农经济被打破，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当时西方人的眼里，中国人妖魔化、羸弱、瘦小、萎靡不振，西方人还给中国人送上了“东亚病夫”的标签。
因此，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打破这种西方的成见，是非常重要的。而与此同时，随着更为科学的西方现代体育思想的传入，中国的开明人士产生了利用体育锻造强健体魄以此强身强国的想法。
南洋公学的唐文治开办中国最早的足球课、北洋水师学堂的严复聘请中国最早的足球外教，都是出于这个目的。
- 南洋公学是交通大学的前身，有雄厚足球传统
所以，整个民国时期的中国体育都带有极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代表了当时中国人民一心要强，决心与西方帝国主义者相斗争的精神。
那个时候的中国足球明星，皆为具有博大胸怀的爱国主义者。
在日军侵华期间，李惠堂不想为日本帝国主义者踢球，不惜在黄金年龄隐退江湖，告别香港职业球场。
也正是在这种爱国热情的促进下，整个民国体育都在30年代达到了最繁荣的时候。
- 谭咏麟之父谭江柏是足球巨星，抗战期间选择退役参军、保家卫国
参考资料：
[1] 杨向东《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2007.2，国家体育总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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