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 本事批评：新时期文学研究的新窗口

新时期文学至今已走过40余年历程，其间佳作纷呈，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过从本事入手的研究还是非常稀少，甚至可以说，本事批评仍是新时期文学研究的“处女地”，是一扇有待打开的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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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富矿”的本事资料

“本事”一词，主要指文学创作所依据的人物原型、故事原型和情境原型。溯其词源，则产生甚早。桓谭在《新论》一书中称：“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离其本事矣。”《汉书·艺文志》亦云：“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在此，“本事”皆指原本之事，引申到文学创作之中，就指文学创作所依据的真人、真事和真实情境（主要是前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本事”概念可以与“原型”概念打通使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此“原型”概念主要就作家创作所凭借的亲历或耳闻的真实人、事而言，与心理学家荣格所言的集体无意识意义上的“原型”没有关系。

本事批评也是自唐以后比较成熟、稳定的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之一。从唐宋时代的《本事诗》（孟棨）、《续本事诗》（处常子）、《本事集》（杨绘）、《唐诗纪事》（计有功）等著作，到近世的“旧红学”与“新红学”，本事批评不绝如缕，并有索隐、影射、考证三个支脉。不过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本事批评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笔者曾尝试借鉴古代本事批评的方法对《暴风骤雨》《林海雪原》《红岩》《青春之歌》等近20种“红色经典”做了一些研究，但比较起来，新时期文学更适合本事批评，通过本事批评可以打开新的问题空间。

改革开放40余年中涌现了大量以真人、真事为原型的文学作品。从现今可见的地方文史资料、档案、书信、日记、自传、年谱及作者、当事人的回忆资料来看，《芙蓉镇》《活动变人形》《红高粱家族》《古船》《平凡的世界》《白鹿原》《长恨歌》《秦腔》《推拿》《生死疲劳》《北鸢》等长篇小说，《哦，香雪》《乔厂长上任记》《布礼》《棋王》《爸爸爸》《小鲍庄》《凤凰琴》等中短篇小说的创作，都源于现实中真实的人、事的触发。譬如，《高山下的花环》取材于张大权等英雄的真实事迹，《芙蓉镇》源于作者古华1978年到某县采访时了解到的一桩冤案，《古船》《白鹿原》都参考了作者的家族史和地方历史档案，《人生》《平凡的世界》皆与路遥及其亲朋的人生经历有直接关系，《叔叔的故事》和张贤亮、高晓声等“归来”作家的真实人生明显互文，等等。汪曾祺甚至说：“我写的人物大都有原型”，“完全从理念出发，虚构出一个或几个人物来，我还没有这样干过”。（《汪曾祺自选集·自序》）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可以说，丰富多样的本事资料是新时期文学研究的一个价值诱人的“文学史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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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本事批评的方法

不过，若要研究《芙蓉镇》《平凡的世界》《长恨歌》等优秀作品从“本事”到“故事”的演变，完全依赖古代本事批评方法其实难以做到。原因在于，古代本事批评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按照孙楷第先生的界定，本事批评要“征其故实，考其原委，以见文章变化斟酌损益之所在”（《小说旁证》序言）。而从古人研究的实际来看，这种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本事资料的发掘与整理上，其优者只能在史实层面还原故事背景、为“知世论人”提供知识性背景，但多“忘记文学之为艺术”（朱光潜语），不能将史料考订工作有效地提升为真正的文学研究。其劣者，则容易沦为谈资或窥探隐私之助。且古代本事批评方法也多不能取信于今之学人，如索隐以拆字猜谜、牵强附会为能，影射与道德诋毁相纠缠，等等。这些因素皆使现当代文学研究通常轻视这种古典方法而无意借鉴。当然，这种缺乏深度的研究也是近年来当代文学研究“以古为师”所面临的普遍困境。对日记、书信、版本等有意借鉴古典考据学方法的研究尝试，往往因为陷于烦琐考据而不能抓住“大问题”遭到评论家质疑。这意味着，借鉴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还是要认真考量其与当代批评原创性思考深度结合的问题。

将本事批评与原创性思考相结合、“古为今用”是可以做到的。一方面，可以汲取古典考据学严谨求实、辑佚辨伪之长，广泛搜求文学本事史料，并细致比读不同来源的本事与文学作品中的故事之异同，以本事及其改写资料形成研究的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则可以对本事及其改写资料进行分析：其一，从本事到故事，不但是事实的移动与改易，且存在处理经验事实的故事策略，即在特定话语主导下或不同话语的竞争关系下，哪些本事经验允许进入故事，哪些被列入“不可叙述之事”，又采取怎样的叙述视角达成这一目的，其实存在话语介入层面上的“看不见的手”。此即吴宓所言：“殊不知人生至广漠也，世事至复杂也，作者势必选其一部以入书，而遗其他。即此选择去取之间，已自抱定一种人生观以为标准。”（《论写实小说之流弊》）

其二，从“可以叙述之事”到最终完成的故事情节，则更深层次地涉及叙述的机制问题。如果说“可以叙述之事”是一件件事实，那么情节则是按照特定因果关系组织在一起的“结构化”了的一件件事实。然而，由于“任何特定组合的真实事件都能以许多方式加以编排，可以被当作许多不同种类的故事来讲述”（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从“可以叙述”的本事行状到作品中最后呈现出来的情节，其间所经过的“事件的框架化”过程（即以特定的因果机制对分散无序的事实予以重组、安排）甚为复杂，会充分体现在作家对人物思想与性格、社会面相、事件矛盾的解决程序以及象征空间等叙事元素的精心安排之上。当然，这种叙事生产过程又与具体、真实的形势要求、文人“共识”、读者阅读期待等多重“力的关系”存在深刻的互动关系。如此递进性的问题，可以构成一种有效沟通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叙事学研究。

经过这种转换，本事批评就可以被重建为一种“考”“释”并举、文史对话的具有一定理论色彩的现代本事研究。它可以运用于对《暴风骤雨》《林海雪原》《红岩》《青春之歌》等“红色经典”的研究中，在新时期文学研究中更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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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学本事研究的路径与可能

对于新时期文学的本事研究应当以个案研究为主，进而从个案走向整体，达成对新时期文学/文化生产的整体思考。具体而言，或可从三个层面去考察。

第一，对本事及其改写资料的发掘与考订。有四种可以入手发掘小说本事的途径：一是作家访谈、回忆录及作家传记、年谱中有关小说人物原型、事件原型的资料；二是作品中原型人物和相关真实历史人物的回忆录、书信、日记中有关小说原型的资料；三是相关历史档案及地方文献中有关小说原型的资料；四是作家后人和历史当事人的口述资料。现在这方面资料比较丰富，多数知名作家都有创作自述，如《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谈话录》（王安忆、张新颖）、《莫言对话新录》（莫言），等等，材料缺乏者也可通过采访、调查予以弥补。当然，对初步汇集的各小说的本事资料，还须辨其真伪，分类整理，进而将此本事史实与作品（含跨媒介改编本）中的故事情节相比较，细致勘校其异同，即哪些本事史实成为了“文学事实”，而哪些又被“遗忘”或疏略？那些成了“文学事实”的本事经验又经过了怎样的删削、增补、挪移和虚构？由此，大量从本事到故事的改写“痕迹”，就构成了研究的史料基础。

第二，本事改写的叙事学分析。拟从故事策略、叙述机制两个层面对各个作品的本事改写史料予以重点阐释：从现实生活中的本事到作家准备讲述的故事，哪些经验史实可以进入故事，哪些又“不可叙述”，其间存在怎样的故事策略选择；从“可以叙述”的本事史实到作品中最后呈现出来的情节，其间又经过了怎样的因果叙述机制的重组。故对其叙述机制、故事策略的分析，其实也是将新时期丰富、鲜活的文学本事史料（包括历史语境）与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文本内部的生产逻辑有效“对接”，内外互动。

第三，基于叙事分析的文学经验及其变迁研究。作家面对真实的人物原型和事件原型，为什么这样改写本事而不那样改写，与当时语境中的具体社会问题和多重社会力量存在深刻关联。因此，研究即可跳出文本，从个案到整体，从微观到宏观，力求将有关具体小说和系列小说文本的叙事学分析发展为对新时期文学传统及其变迁的观察与思考，深究其变迁之道，进而提炼40余年中不断变动的“中国故事”的讲述经验，对文学回应、介入当代中国现实的方式、方法予以及时省思。

这是从本事批评这扇“新窗口”可以打开的新的问题空间。藉此，既可以探察当代文学史内部、现代/当代文学之间的源与流、常与变，也可以考量文学作为话语实践对于新时期的社会想象、认同建构、个人伦理重塑等问题的深度介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改革开放40年小说本事资料发掘、整理与综合研究”（21AZW02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李培艳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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