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
历史上有些事带有偶然性，或者叫巧合，但又不尽然。我接到军委任命去“志司”工作的前两个月，一九五二年五月，侵朝美军的最高指挥人员也作了调整。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一年多一点时间的李奇微走了，有消息说他去接替艾森豪威尔的职务，任北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司令。他的继任者仍然是一位美国将军，叫马克·克拉克。
对克拉克我们有些了解，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一九五一年二月，他曾以美陆军野战部队训练司令的身份，率领一批军事专家到朝鲜战场作实地考察，用以训练国内新兵。据说他与麦克阿瑟有世谊之交。他的父亲查理·克拉克任步兵少校时，麦克阿瑟是一个工兵中尉，常到他家里去过假日。他与李奇微的关系也不一般，除在西点军校是同班同学外，在他们共同的陆军经历中，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我们清楚在执行美国政府的根本政策方面，他和他的前任不会有什么不同。我们应该考虑的是，西对这样一个新对手，应该做些什么和怎样做。
我到“志司”不久，解方同志从停战谈判第一线板门店回来住了几天。邓华、甘洒淇、张文舟、杜平等同志和我一起，听取过他关于谈判情况的汇报。
我和解方同志过去没有一起工作过。但他的情况我了解一些，特别是入朝后彭总对我讲过不少。我知道，彭总对干部要求是很严的，能作他的参谋长又使他满意自然更不容易。而解方却做到了。有同志对我说，彭总在研究作战问题时常说:“请诸葛亮来讲一讲!”这诸葛亮指的就是解方。解方确是我们部队军事将领中很有特点的一位。他通英、日两种语言。一九三八年，他二十三岁的时候，曾受当时的天津市市长张学铭(张学良之弟)的委托，同日本人谈判，并取得了成功。到部队后一直作参谋工作，较长时间担任参谋长。他强健的体魄、旺盛的精力和过人的记忆力都是一般同志所不及的。
他汇报了美方在谈判中的无理要求，美方对中朝军队被俘人员的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当然也分析了美方在其无理要求不可能达到时，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这些问题也是我到“志司”后时常考虑的。
诚然，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零敲牛皮糖”的战术，已被一个个胜利证明是英明的，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凡用兵之法，主客无常态，战守无常形”。国际形势在变化，国内形势也在变化，这些是不可能不反映到朝鲜战场和谈判桌子上来的。克拉克虽然不可能和他的前任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但他总有他自己的特点。“新官上任三把火”是一句中国俗语，克拉克不一定知道，但他未必不按他不知道的这句中国俗语办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与其“水来土掩”，不如早早“疏沟筑坝”。
解方返回板门店后，我分别向代参谋长张文舟、副参谋长王政柱讲了我的想法，并请他们与办公室、作战处的同志多多考虑这个问题。
彭总在“志司”时，司令部办公室也是他的作战研究室。办公室除负责机要文电等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保证他本人研究作战。彭总喜欢让办公室同志给他提供情况，自己站在地图前边沉思运筹，形成方案之后再交作战处讨论、修汀，最后再交给他审定。
我通常采取的办法是战前一个人仔细阅读、研究文电分析敌情，反反复复思考，情况熟记在心中或有了方案雏形，再听作战处同志、周围同志的意见，或是让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从中吸取精华，与自己的思索揉在一起，取长补短，形成方案，再交给大家讨论，最后定下决心。
办法不同，目的一样。好在我这个笨鸟先飞的办法也能为周围同志所接受。
在“志司”，我的办公地点除了我的住房之外，大都在司令部作战室里。这个时候，司令部机关已经搬出金矿，在金矿旁边修筑了一条比马蹄形的弯度还要大一些的弓型坑道，各处室包括首长的办公室都设在“弓”的脊背上，在弓弦处用木板砌起了一个木板房，前后留了四个大窗子，并安上了玻璃，这就是司令部作战室。中间摆着个象乒乓球台样的长方形案子，四周还有机要、通信人员的工作台。我和参谋长、作战处长等有关同志围案而坐。大家一起看电报、敌情通报等有关材料，有情况就及时研究。有要了解的问题，我随时问他们，该我“拍板”的当即便可决定。那个时候没有今天某些机关令人厌烦的公文旅行。战争是不允许你圈来圈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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