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卡夫卡做的不是狗屁工作

“一战”爆发的那天，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去游泳学校。”当一众作家奔赴历史盛宴，记录时代最炫目的景观，卡夫卡选择保持距离，将最公共的事件与最私密的个人并置，用一种日常的、克制的语调，消解宏大叙事的喧嚣。卡夫卡的小说很少以宏大叙事，或当时最热门的公共事件做主角，别人写“一战”，他写一个人醒来变成甲壳虫。别人写奥匈帝国的沉沦，他写一个土地测量员永远到不了的城堡。

景凯旋在《卡夫卡的两种解读》中提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布拉格曾流传着一篇化名约瑟夫·K写的文章《历史与细枝末节》，似乎是这篇日记的注脚。文章的作者认为，每当捷克人面对强权的侵凌时，总是用关注物质生活来寻求保护，放弃对生活意义的追求。捷克现象学家帕托切克将此称作是‘日常规则’统治的世界。卡夫卡的作品表现的是维护私人生活，还是反抗‘日常规则’的世界？对此，捷克作家有着不同的解读。在昆德拉看来，应当是前者，因为只有个人的经验世界是最真实、最珍贵的。而在克里玛看来，则应当是后者，因为捷克文化还有着胡斯的超验传统，为了生活的意义而甘愿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今天，卡夫卡已经是公认的文学巨人，一位现代主义写作的早期开拓者。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在工伤保险机构任职的小职员，并且发明了民用安全帽。

1907年10月，卡夫卡在私人保险公司人寿保险部门工作。次年，他调岗去了工伤保险机构任职。他的其中一项工作，就是为在意外事故中遭受人身伤害的工人进行调查并确定相应的赔偿金。在那里他了解到大量工人的实际生活状况，以一种直面血淋淋的方式感受到了现代化生产模式对于个体的异化。

卡夫卡在工作中经常遇到身体受损、被高空坠物砸破脑袋的工人，他能做的只是为这些工人争取一些赔偿，直到有一天，卡夫卡在广场上看见几个穿着雨衣的人在鸽舍下面活动，他好奇地问：“没有下雨，你们为什么穿着雨衣？”那些人其实是清理鸽舍的员工，他们解释道：“因为鸽子粪随时都会落下来。”

卡夫卡由此想起了工地上的工人，如果他们能够像清理鸽舍的工人一样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头部损伤的概率是不是就能大大降低？后来，卡夫卡以头盔为原型，找人制作出适合工地工人佩戴的民用安全帽。1912年，卡夫卡因此成为美国安全大会金奖得主，评委会表彰他在工人安全与赔偿方面的贡献。据说，因为民用安全帽，钢厂中每年因事故死亡的人数首次降到了千分之二十五以下。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直面现代生产方式对于人的精神和身体双重异化的处境，卡夫卡才能够写出把人变成虫子的《变形记》、令人怅然的《饥饿艺术家》。

卡夫卡虽然也上班，但他的下班时间可比现代人早得多。他每天早上8：00或9：00上班，下午2：00或3：00下班，业余时间写作。

在一封寄给朋友的信中，卡夫卡这样写道：“时间很少，我的精力很有限，办公室简直恐怖，家里太吵，如果老天没能给一个人畅快、平顺的生活，那他就只能自己通过一小点、一小点的努力去争取了。我的生活是早上8：00到下午2：00或2：30在办公室，然后吃午餐到下午3：00或者3：30。然后上床睡觉到7：30（不过这通常只是一种睡觉的努力，根本就睡不着！），之后在窗子前锻炼十分钟，散步一个小时——一个人，或者约一个朋友。之后与家人一起吃晚餐（我有三个姐妹），然后直到10：30（通常得到11：30）我才终于能够坐下来写作，根据我的精力，写到凌晨，有时甚至写到早晨6点。之后再锻炼会儿，然后洗一下，躺到床上尽我所能地让我自己睡一会儿。你可以想见当我第二天来到办公室时，我身上究竟还剩多少能量。在我办公室的走廊上，放着一个用来装文件、形状如灵柩的小推车，每当我经过它时，总觉得它是为我做的，它就在那里等我。”

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的领导说：“人家卡夫卡也做狗屁工作，怎么没见耽误人家写作。”你可以回答他：“第一，领导，卡夫卡做的不是狗屁工作。他1908年在工伤保险机构任职，帮助在意外事故中遭受伤害的工人争取赔偿金。第二，卡夫卡每天早上8：00或9：00上班，下午2：00或3：00下班，下班后写作。领导，你举卡夫卡的例子，恰恰证明了闲暇对于创作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