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逊·威尔斯谈电影工业和观众

作者：奥逊·威尔斯

译者：五月

出处：《视与听》杂志1954年

（译者注：该篇为1954年奥逊威尔斯所作，首次刊登于Sight and Sound 1954年一月至三月刊，现复登于Sight and Sound 2022年10月刊 档案回顾专栏）

复刊序

1953年，在拍摄完《奥赛罗》（1951）几年后，奥逊·威尔斯受英国电影协会之邀在爱丁堡电影节上发表演讲。我们将重新回顾他基于电影制作的核心，对电影在艺术与商业之间的斗争的细致观察，以及为何他将电视视作是电影的未来。

关于电影工业

每当电影专业的学生或者是专业的电影学者，以及任何对电影制作的商业世界不甚关心的人邀请像我这样的人来演讲时，他们总是谈论艺术。 但我们是商人。 如果我是一个画家，我可能会挨饿一段时间，但我会找到纸或画布，甚至一堵墙，在上面表达自己。

作为一个商业领域的电影人，而不是纪录片或先锋派的电影人，我需要100万美元来拍一部电影。 你必须是个商人才能处理好一百万美元。 我记得，我和让·谷克多和雷内·克莱尔坐在一个这样的会议上，非常严肃，我们被认为是愤世嫉俗的人，因为我们拒绝谈论任何事情，除了电影的成本。

电影发明的这一历史性时刻堪比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我们不禁假设，彼时，图书出版业刚刚起步，由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制作图书开始变得便捷，一个庞大的产业借势得到初步的发展。同时，假设只有两种类型的书可以出版：一种是很少人会读或买的书，另一种则是像《乱世佳人》这样的书。基于这种条件，如果一个作家为了让出版商出版他写的东西，不得不承担向六千万读者发表演讲的责任，他会出版多少书，甚至会写多少书呢？

流行艺术并没有错，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受欢迎的艺术家，但电影的问题在于它的成本太高。我主演的电影《英国奇妙夜》（1955）目前正在伦敦上映，改编自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的短篇小说。我知道毛姆是一个以正常速度写作的作家，写这个故事只需要不到四个半天的时间，但把同样的故事拍成电影却需要五个星期的拍摄。从逻辑上讲，它不应该花更长的时间，或者最多是毛姆所花时间的两倍，但当数百人在片场本来走去，沉重的摄影机需要三个人才能移动并操作时，一个更快、更经济的工作方法就不可能了。

我们现在都被一种技术主义至上的标准所困，我们不敢低于这个标准，否则就会遭到整个体系的攻击——从发行商到参展商，从高雅人士到品味低级的评论家，每个人都有话要讲，可能只有公众免于口舌。

我认为电影正在逐渐消亡，走向尽头，或是毁灭。但我在我看来，电影不会一直这样垂死挣扎。就好比戏剧来说，戏剧也一直在消亡，但它从未完全消亡。它就像季节的循环——有夏、秋、冬。现在电影只不过在它的秋天。

关于电影观众

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一位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有机会向6000万人发表演讲。问题是，这不仅仅是一个机会，而是一种义务——他必须解决这些问题。新艺术家去往好莱坞，亦或是罗马，或者任何可能的地方，在制片商们了解他之前，他可以创造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一些原创的东西。然后制片商就会对这位新艺术家产生一定的认识，并且让他产生对电影行业的责任感。但事实上，他只是变成了一个负责任的人，一个不喜欢从付钱给他的人那里偷东西的人。

因此，我们必须在16毫米的前卫实验和商业生产之间找到平衡，尽管这种媒介很重要，但无论如何，从经济角度来看，商业生产正在消亡。如果英国电影业取消「伊迪计划」（对票房收入征税以支持英国电影制作），如果法国、意大利或西班牙政府取消对电影业的援助，那这些国家的电影产业都会全线崩溃。

印度和日本是仅有的两个持之以恒为电影产业发展提供支持的国家。我们需要什么？事实上，从来不需要召开一个世界大会来讨论整个制片经济学、研究观众。我们经常谈论观众，但事实上，电影是小资产阶级的审美趣味。大型商业电影所做的，就是为中下层阶级解读昨天中上层阶级喜欢的东西。这不是偏见，我只是在陈述社会现实。另一件奇异的事是我不知道我的观众是什么样的。

如果我在爱丁堡艺术节上演出《约翰王》，我会知道我的观众是什么样的。但是电影被制作出来，然后被运送到世界各地的一系列影厅，大量的、无法预测的观众涌入那里。没有人真正了解它。观众可以是任何人，国王、王后、也可以是清洁工亦或是职员。在商业上表现最佳、但在艺术上最糟糕的作品，总的来说也算是最成功的。而且，事实就是如此，如果电影的水平越来越低，我们又有什么好惊讶的呢？

有创造力的电影人可能很想知道他到哪里去找他的观众。他通常面临两种选择：他可以制作简单直给的商业电影，即观众期待付费来观看的电影；或者他可以做他想创作的东西，并得到政府的支持。这两种选择，就其本身而言，都不是好的选择。我拒绝任何形式的国家资助，但我认为政府不提供任何帮助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美国需要BBC，而英国需要CBS。但如果电影业要成为一个稳定的产业，那么在制片上就不应该依赖于政府发资助，但另一方面，如果创作者愿意，也必须确保他能够得到这份政府的补助。

我想拍一种观众可以在其中交流思想和信息的电影。当然，在一个受过教育的世界里，将有2亿人会被我们今天制作的最「难」的电影无聊到死，但就目前情况来看，确实只有这些人会去听莫扎特的音乐。这是一个非常有限的观众群体。依靠什么来发展，你必须顺应观众，而用16毫米的先锋电影显然是做不到的，因为它离普通大众过于遥远，不能被选作电影制作人的首选。

我们犯的最大错误是认为电影是娱乐的首要方式，然而它只是一种附带的娱乐形式。诚然，自活字印刷术发明以来，电影是交流思想和信息的最伟大的媒介，但它在轻娱乐中并不是最佳选择的，正如文学在轻小说领域不是最佳选择的一样。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的观众应该被抛弃，但我认为应该有其他的观众，更小的观众，世界各地的观众，去看那些被好莱坞的准则、罗马教廷的审查者和英国绅士们所呼吁禁止的东西。必须有一个相对自由的思想交流。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制作电影的方法——在这方面电视可能会帮助我们——通过这种方法，只要有两三百万的人观看，我们的投入就能得到回报。这涉及到创造一个真正的国际观众群，与世界上那些自称为政府的神秘国家力量进行斗争。但在这场所谓的胜利中，又会播下一个新的庞大工业帝国的种子。

关于罗马、好莱坞和其他地方

现在有人指责好莱坞已经过时了。我们已经看到罗马变成了一个小好莱坞，而英国试图这么做，却失败了。好莱坞一直是最大、最多产的电影制作中心。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地方，它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但它却只能诞生于在洛杉矶的郊区，因为塞西尔·B·戴米尔曾因大雪无法前往内华达州。

事实是，好莱坞的一切问题也在今天的罗马上演着。顺便说一下，意大利电影的花费可比宣传所透露的要多得多，罗西里尼就是一位身价极高的导演。意大利人的电影制作成本并不低，只是因为他们没办法花的更多了而已。他们对此既不应感到自豪也不必受到指责。意大利人民一直有着书法派传统，战后出现了一批反对书法派传统的创作者，后来他们被称之为新现实主义，而另一方则被冠以糟糕的帽子。

1982年凯撒奖颁奖典礼，奥森·威尔斯与新晋凯撒影后伊莎贝尔·阿佳妮

当我提到英国的失败时，我并不是指艺术上的失败，我的意思是，他们在试图将其电影产业进行大规模地工业化方面上有些失败。英国是唯一一个没有电影传统的国家。40年前，他们在斯德哥尔摩、布达佩斯和哥本哈根拍电影，总之不在伦敦。今天，你走进英国的一家制片厂，寻找在电影界工作五年以上的人，那人数都几乎推不动一台摄影机。

关于宽银幕

当有人问谷克多对宽银幕有什么看法时，他说：「我写的只是一首诗，但得到了一大张纸。」我们必须停止从技术的角度思考问题。我认为电影观众没有必要得到比现在更大、更好的银幕。电影在目前来看已经足够大了。英国最大的发行商之一、一位聪明而有才华的人，最近在一家颇受欢迎的省级剧院放映了电影《世界大战》。他为那一周的放映特意安装了一个大屏幕，尽管在他的宣传中没有提到这一点。后来，他在观众中进行了一次调查，在那一周走进剧院的人，没有一个注意到了那块巨大的屏幕。

关于改编莎士比亚的作品

我没有强烈地赞成把莎士比亚搬上银幕。我不知道莎士比亚和银幕之间是否能存在恰如其分的奇妙勾连，我当然知道我没有成功地达到这种境地。但在当下，有很多问题是没有办法在6000万观众面前讨论的，同时他们也是当代电影人必须所瞄准的观众。摆脱平庸的一种方法是回归经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看到电影制片人在尝试将莎士比亚的作品搬上银幕，有些是灾难性的，有些则不然。

《麦克白》拍了23天，包括一天的重拍。任何对电影制作业务略知一二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个拍摄速度堪称不可思议。我拍《麦克白》的目的并不是要拍一部伟大的电影——这是不同寻常的，因为我认为每一个电影导演，即使在胡编乱造、敷衍了事的时候，也应该把拍一部伟大的电影作为他的追求。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在拍一部伟大的电影，甚至是一部模仿伟大的电影。我想我拍的可能是一部好电影，如果23天的拍摄计划得以实施，可能会鼓励其他电影人以更快的速度去处理困难的问题。

不幸的是，世界上没有一个评论家选择来称赞我的速度。他们认为只用23天就能完成是一件丑闻。诚然他们的质疑不无道理，但我不能给他们每一个人都写信，解释说没有人愿意给我再拍一天的钱。我相信，我们必须在电影中找到与话剧中的保留剧目旗鼓相当的东西。在美国的实验失败了，因为它的评判标准和发行方式与耗时4个月的作品是一样的。然而，我并不为这部电影的局限性感到惭愧。

制作《奥赛罗》花了四年时间，不再是23天。但其实，这部电影的拍摄并没有花费四年的那么长。实际上，它的拍摄时间和正常的差不多，只是有时需要暂时解散剧组，因为我不得不离开去其他地方执行任务。不管怎样，《麦克白》是一部伟大戏剧的粗暴素描。不管成功与否，《奥赛罗》与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威尔第的歌剧一样接近。我认为威尔第和波伊托完全有资格以另一种艺术形式改编莎士比亚；电影只是艺术形式的一种，我认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且大胆地将一部经典改编成电影。

关于电影与电视

木偶戏《潘趣与朱迪》的布景以及电视节目的画面在技术上的「高超」程度，几乎和中国戏剧的陈设一样简陋，在中国戏剧中，有人会搬来一把椅子，告诉你这是一座山。然而，公众对此深信不疑。

事实上，电影的希望之一就是电视，而不仅仅是电视作为传播电影的手段。一些电视作品的轻松和明快给电影人上了一课。电视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因为它掌握在第一代人手中。电影在技术和艺术上的开拓可能还有待发展，但今天的大部分电影人都已经属于第二代，他们以第一代为耻。这就好像我们刚刚离开了伊丽莎白时代的雄辩时期，进入了一个更加谨慎、抒情和颓废的时期。

伊丽莎白时代的种种可能性，正如语言的种种可能性一样，也没有用尽，只是人们开始害怕语言的丰富性。你仍然可以用电影做任何事情，电视不能代替电影。最终，电视可能成为一种传播电影的手段，但它永远不会给导演电影摄影机所能给他的视野。电视是演员的媒介。它将把导演的地位降低到某种程度，就像他在剧院里的地位一样。但电影的伟大力量，以及对影像的运用，将永远属于电影。

「我一直热衷于实验胜过所谓成就」

奥逊·威尔斯的生平

乔治·奥逊·威尔斯1915年出生于威斯康星州，1919年随家人移居芝加哥。在他动荡不安的童年期间，他同他做生意的酒鬼父亲，在全国各地流浪。他的母亲在他9岁时去世，父亲也在他15岁时去世。威尔斯利用继承的遗产周游欧洲，直到十几岁。正是在都柏林，他发现了戏剧，并开始出演戏剧。回到美国后，他开始在电台工作，同时也从事戏剧创作。

从1935年起，威尔斯开始参加联邦剧院计划，上演包括他著名的《巫毒麦克白》在内的戏剧，故事发生在海地，演员全是黑人。1937年，他与约翰·豪斯曼共同创立了水星剧院；1938年，他们的电台作品《世界大战》让威尔斯瞬间成为明星。第二年，他与雷电华广播公司签订了一份好莱坞合同。

威尔斯开创性的导演处女作《公民凯恩》（1941）极具影响力，被广泛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之一——它在1962年至2002年《视与听》每十年举行一次的「影史最伟大电影」的投票中名列榜首。

这部电影由威尔斯自编自导自演，上映时他年仅25岁。接着是1942年的《伟大的安巴逊》，这是一部发生在20世纪之交的戏剧，遭到了电影公司大刀阔斧的删减，但仍然受到很高的评价。威尔斯的原始剪辑版从未发布过。《长夜漫漫路迢迢》（1943）见证了威尔斯在表演、制作和编剧方面的才能，但不包括导演。

威尔斯作为导演的第三部电影《陌生人》（1946）是一部以康涅狄格州小镇为背景的黑色电影，现在评论界对它的评价不如前两部，但却是三部电影中票房最成功的一部。紧随其后的是另一部黑色电影《上海小姐》（1947），以及两部改编自莎士比亚的作品《麦克白》（1948）和《奥赛罗》（1951）。威尔斯将继续工作，直到1985年去世，作为电影巨人，他的功绩一直受到激烈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