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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是嘉定805岁生日。1月8日,是中国宝藏级文学家苏轼的986岁生日!
嘉定805岁生日快乐
1月7日,是嘉定建县805周年。
南宋嘉定十年十二月(1218年1月7日)嘉定正式建县,时辖从昆山县划出的春申、临江、安亭、平乐、醋塘5乡27都,设治于练祁市(今嘉定镇街道),以南宋宁宗年号命名,是为“清嘉安定”之意。如今,这块风雅之地已走过了800余个年头,人杰地灵,物阜民康,教化之乡,美哉嘉定!今天,且听小嘉娓娓道来那些嘉定建县的故事。
平江府上奏建县
昆山是嘉定之母。在未建县前,嘉定地区为昆山县东部下属的春申、临江、安亭、平乐、醋塘等五个乡二十七都。乡、都是宋、元、明、清各代县以下的行政区划,《宋史·袁燮传》称:“合保为都,合都乡,合乡为县。”当时的基层区划是:乡之下为都,都之下为保或区,保(区)之下为甲(扇),甲(扇)之下为里,里是最基层的区划。当时昆山县地域广阔,北至常熟,南至浦东高桥,东至大海,西至松江。下辖十四个乡,五十二个都,方圆三千平方公里。
今天的嘉定地区处于昆山的东南,素称“犷悍难治之地。”南宋嘉定七年(1214)之前,昆山县的上级政府——平江府,就曾有过将昆山划出东部地区、另建新县的动议。但经尚书省行文复核,认为建县经费巨大,准备先设置一个县尉来管理这个地方。平江府组织长洲县娄主簿、吴县丘县丞进行实地考察,权衡利弊得失,形成了一个调研报告,认为如果仅设一县尉,“东乡之顽,决非县尉所能制驭。”南宋嘉定十年(1217)九月,平江府知府赵彦橚、提刑王棐联名向朝廷上疏《奏建嘉定县省札》,建议朝廷将昆山东南的地区分置县治,以方便行政管理,并“请以年纪名”,即以当时的年号“嘉定”作为嘉定的县名。
赵彦橚是南宋朝王室宗属,读书勤奋,聪明能干,曾经担任过昆山县丞,对昆山的地情民风十分了解。赵、王在奏疏中说昆山的这块东乡之地,“凭恃去县隔绝,敢与官司为敌,不奉命令,不受追呼,毁弃文引。甚而巡尉会合,亦敢结集千百,挟持器仗,以相抗拒。习成顽俗,莫可谁何?其害有三:好勇斗狠或刑人,或杀人,追逮不从,有经年不可决者,则狱讼淹延之害;东至海,南至松江,寇窃奸究,凭负险阻,则盗贼出没之害;豪民慢令,傲不服役,有二十年无里正者,两税官物积年不纳”,长期积累的问题“根深蒂固,决非邑尉之卑所能耸动,察其理势,莫若置县之为利便。”
这个奏疏大体上描述了南宋时期,嘉定地区的民众目无官府,不服管理,抗拒税收,聚众械斗的社会风气。同时也提出了在今嘉定地区建立县治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朝廷批准建县
南宋嘉定十年十二月初九(1218年1月7日),朝廷批准了赵彦橚、王棐的奏疏,决定划出昆山县东境的五个乡二十七个都,同意以年号“嘉定”命名为新县的名称,从此,“嘉定县”——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诞生。南宋宁宗赵扩批准以年号嘉定作为县名含有很深涵义,即希冀这里成为“清嘉之土,安定之地”。
建县之初,经过朝廷的考量,嘉定被定为“上县”。南宋王朝根据幅员大小、人口多寡、赋税的高低,把全国的县评定为赤、畿、望、紧、上、中、下七个等级,嘉定被评为“上县”,处于第五等。当时,全县共有三万户,地域广阔,北至娄江(今老浏河),南至吴淞江,西至昆山,东至大海,占地面积约一千二百平方公里。
首任嘉定知县事高衍孙,字元长,又字洪绪,浙江四明鄞县(今宁波)人。本来他将升任昆山知县事,由于他熟悉嘉定风土人情,办事颇有才干,知府赵彦橚赏识他的才华,知道嘉定建县是一桩非常不容易的事,“念经始之难”,特地奏请朝廷,把高衍孙调任嘉定知县事。
高衍孙于嘉定十一年五月(1218年6月)到任。到任后他主要做了三件事情,对后来有着深远的影响。
建县治
县衙门在古代是一个县的政治中心,为了节省土地成本经费,精于堪舆风水的高衍孙避开了人口稠密的练祁市西部,将嘉定县署选定在练祁市东部的原军马司酒坊处(在今城中福宁弄南侧),决定“作新邑于练祁之汇”(高衍孙《创县记》),县署的南北傍横沥河,东西依练祁河,处于两河交界的中心位置。
建衙署要有经费开支,体恤民情的高衍孙特地申报平江府,要求对嘉定八年、九年(1215、1216)两年的畸零两税,暂时搁置不收。畸零两税是指地方政府催税时故意存留的畸零欠税,如一户纳绢一丈,只催交八、九尺,畸零欠税留待他日追索。这样,就能让嘉定百姓喘一口气。然后,又申请把嘉定十年的税收留在地方,用来充作营建县衙门的费用,这样营建县衙门没有让嘉定民众产生额外的负担。
县衙署的行政首长为知县事,掌总治、民政、农桑、讼狱,以及户口、赋役、钱粮、赈济、给纳之事。县衙署又设县丞、主簿、县尉各一名,县丞掌水利、贸易;主簿掌出纳官物,领注簿书;县尉掌阅兵马治安。主学掌管县学,后来又设学政、学录、教谕等教职,他们都是县署中身兼数职的负责官员。
从光绪《嘉定县志》上可以知道,县衙门占地约二十七亩,房屋一百二十间左右,全部县级办公机构都设在衙门里,七百多年中,衙门虽然不断修缮,略有增益,但总体格局直到民国没有改变过。从明代学者都穆所编纂的《练川图记》中可见其大概形制,其大门,在今登龙广场南、城中街北侧,东界为北大街,西界至察院弄,直至1937年“8·13”淞沪战争中,县衙被日军飞机炸成一片废墟。
《练川图记》中所载“嘉定县治图”
修城池
城池,包括城墙和护城河,在冷兵器时代具有很强的防守功能,城池的建立,对城内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嘉定建县以后,在嘉定十二年(1219),高衍孙即着手修城墙。因为当时经济条件有限,高衍孙只修了一个土城。先挖掘护城河,把泥土堆起来夯结实,使之高出地面,再在土坯外面包有砖石,古代叫做“甃以甓”。土城的高、厚、周长,都无记载,仅知比之后修的城墙略小,城头上没有雉堞(古代城墙上面修筑的矮而短的墙,守城者可以借以掩护自己),也没有雕楼守铺。嘉定城中心在横沥河与练祁河的交叉点州桥,傍着横沥与练祁,形成东、南、西、北四条大街。在四条大街延伸处,设立四座城门。这是嘉定最早的城墙,土城既可以攻,也可以守,具备了城池的基础功能。
元代末年,张士诚占领苏州,元至正十八年(1358),张士诚派遣部将吕珍将嘉定土城墙改筑为周长一千六百九十四丈的砖石城墙,城顶宽度为三丈。并设晏海、合海、澄江、朝京四城门,还设了东、西、南三座水关,增加了防守功能,使城池面貌焕然一新。但城头仍无雉堞。后来南门改称宣文门,北门先是改称观潮门,后又改称振武门。
明代中后期,倭寇猖獗,一度成为东南沿海的大患。自从筑了宝山城,方便了海上航船辨识港口航道,同时也成了倭寇登陆的标识,嘉定一度是倭寇侵扰的重灾区,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知县万思谦在北门也增设水关,并在上面建了城楼。之后,由于倭寇不断侵扰,城墙也不断加高加固,还加设了雉堞、守铺和雕楼,加深加宽外城河,以巩固城防。又经后几任知县杨旦、王福征等的多次修缮,嘉定城墙显得十分高大雄伟,上面像跑道一样,可以骑马、抬轿,火炮也可以置放于城墙上,在周围几个城池中,嘉定城墙是筑得最为坚固的。
之后,城墙确实是发挥了很大的功能,在抗倭、抗清斗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造孔庙
孔庙在古代是礼拜孔子和官办学校的结合体,古代县以上的地方政权都修建孔庙,用以倡导教化,培育读书人的礼仪。孔庙作为一县的文化教育中心,庙学合一,庙是大成殿,用于祭孔;学是明伦堂,又称县学,是诸生读书的地方,两个地方合在一起,既能礼拜孔子,又能教化学生。
高衍孙在上任的第二年(1219)就开始修建孔庙,初建时,较为简陋,总共40间平房,右面是孔子庙,左面为儒学,中间为化成堂,堂前左右四个书斋:“博文”“敦行”“主忠”“履信”。相隔十年后,即南宋绍定二年(1229),县知事沈璞在《嘉定县学之记》碑文中,称学宫“规摹显焕,士民翕然”,“殿堂门庑,高壮华好;庙貌祭器,斋舍庖湢,罔不具备”,沈璞的这些叙述,应该就是高衍孙当年所建孔庙的风采。孔庙经过历代的修建扩展,在清乾隆的辉煌时期,一度曾达到占地六十亩的规模,之后一直保持三十亩左右的规模。由于嘉定孔庙建筑宏伟,人才辈出,又称“吴中第一”,如今嘉定孔庙已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目光如炬的高衍孙,一到嘉定就形成了教化兴县的战略思维,以非凡的远见,提出了教化人民,培育人才的方针。他把人才看得非常重,人才出、地方兴,而办学是培育人才的重要手段。实践证明,从孔庙中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嘉定建县以后,共走出了七千余名秀才、五百余名举人、一百九十二名进士(其中三名状元),云蒸霞蔚,星汉灿烂,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孔庙成了“教化嘉定”的源头。更重要的是在高衍孙倡导下,嘉定逐步形成遵守礼乐,开放包容,重视知识和人才的良好风气,成为嘉定精神的核心内涵。
苏东坡986岁生日快乐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苏轼像
眉山,岷江河边一座温暖向阳的小城。公元1037年1月8日,苏东坡就出生于此。民间传说,在这一年,眉山一座原本郁郁葱葱的大山,不知为何突然花草凋零树木枯萎。后世便流传起一句,“眉山出三苏,草木为之枯”,世人在用这种巧合,彰显苏子的生而不凡。
所谓“三苏”,就是苏轼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今天的“三苏祠”,曾经是苏家老宅。 唐宋八大家中,苏家父子三人占了三席。
公元1056年春天,苏东坡平生第一次离开了生活近二十年的故乡眉州。他和父亲、弟弟一起,前往汴京参加科考。北宋文坛的领袖欧阳修,是这场考试的主考官。有学者说,苏东坡最大的一个幸运,就是这一年遇上欧阳修。
阅卷时,欧阳修读到了一篇文风质朴、立论深邃的文章,拍案叫好,打算把此人取为第一,又怕此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于是为了避嫌,给了第二名。及至拆去糊名的纸片,才发现,是苏轼!
在文人地位极高的宋朝,苏东坡二十岁高中进士,三十岁时,已成为名头响亮的大文豪。欧阳修甚是喜欢他的文章,曾说,三十年以后,没有人知道我欧阳修了,三十年以后,人们只会知道苏子瞻(注:苏轼,字子瞻) 。
公元1067年,年轻的宋神宗即位。他任用王安石实行改革,力图自强。朝廷官员以支持变法与否而分裂成两派,内耗式党争愈演愈烈。在王安石变法第三年,欧阳修辞去官职,退隐林泉。苏东坡先后在密州、徐州和湖州等地出任地方官,修水井,杀蝗虫,抗洪水,实实在在为当地百姓造福。不过,被调往湖州时,他“闯了一个祸”——
在谢恩于皇帝时,他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时就有官员弹劾苏东坡大放厥词、愚弄朝廷,还找出他的诗集,指责他讥讽朝政,结果就是,苏东坡被押往京城受审。御史台是北宋最高司法机关,御史台大院的树上常落乌鸦,因此有“乌台”之称。苏东坡被关押之处,正是乌台监狱。
想到自己命不久矣,苏东坡便给最牵挂的弟弟苏辙写了两首诗,其中有一句非常有名,就是“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苏东坡一生,宦海几度沉浮,兄弟间的深厚情谊成了他最大的慰藉。他第一次为官,赴任凤翔途中,就给苏辙写了一首诗,正是那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有人想要置苏东坡于死地,然而在这生死之际,挺身为苏东坡说情的人更多,王安石、曹太后皆是。 据说神宗去探望曹太后,曹太后就跟他说,先帝在时,认为这两兄弟可都是宰相之才啊。 终于,在公元1079年除夕之前,被关押一百三十天之后,苏东坡走出了乌台监狱。
苏东坡由此被贬官黄州,任团练副使。公元1080年正月初一,苏东坡在漫天风雪中踏上了通往黄州的路途。深夜梦醒时分,在彻骨的孤寂中,他写下“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不过,他不会想到,彼时天高地远的黄州将成为他的人生转折之地,他“从苏轼变为了苏东坡”。
日子实在贫寒,朋友便帮他向官府请领了一块荒地来耕种,苏东坡一见倾心,因为这无名之地位于城东,他便以“东坡”命名,自己就叫“东坡居士”。他开始乐在其中,有时,干脆跑到田间、水畔、山野、集市,追着农民、渔夫、樵夫、商贩谈天说笑。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讲求“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苏东坡却形容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
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的传世名作《黄州寒食帖》,正是作于此地。悬针、变奏、飞白、牵丝、堆墨,多种笔法游刃有余,诗人生活困顿,精神却无限飞扬。这幅字曾遭三次火灾,所幸都完好无损。
城外的“东坡”毕竟是官地,不久可能就要被收回,为了一家温饱,苏东坡决定前往沙湖,购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沙湖途中遇雨,没过多久又停了,就在这急促变化的阴晴里,被浇成落汤鸡的苏东坡,口中悠然地吟出了一阕《定风波》:“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公元1082年,在黄州,苏东坡写出了流传千古的杰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这期间,他创作的诗词、散文、书法,皆可雄视千年,为宋朝代言。他改变了词的内容题材,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农事、怀古等等都可以入词,不再只写男女之情了。在苏东坡之前,词一直是被正统文坛轻视,到了他手里,词才真正与诗一样,成为言志与载道的文学形式。这,亦是苏子的伟大之处。
被贬谪至黄州的苏东坡生活窘迫,幸好,他发现了价格便宜的猪肉,于是另辟蹊径,创作出了一道佳肴,料理法子见于他的《猪肉颂》,以小火慢慢炖猪肉,把油煎出来,这样肥而不腻。 后人纪之以“东坡肉”,这美味也成了今天不少人饭桌上的“心头好”。
公元1084年春,就在苏东坡安于黄州之际,却收到了调离黄州的一纸诏令。辞别黄州,过金陵时,他去拜见了隐居多年的王安石。两人相见,唱和诗文,一笑泯恩仇,从前有关变法的争论也成了过眼烟云。相别时,王安石慨然发出长叹:“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公元1085年,宋神宗驾崩,太子赵煦即位。苏东坡获得了东山再起的机会,短短十七个月,从一个犯官,一路直升到三品大员,提升了六个品级,距离宰相只有一步之遥。当北宋取得了对西夏吐蕃作战的胜利,百官称贺,并主张借机议和之际,苏东坡上书皇帝,提出“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不追随,不盲从,坚持实事求是,这是苏东坡的为政原则。
相传,苏东坡在汴京之时,每日餐后都会在屋内拍着肚皮来回走动,这是他独特的养生之法。有一天,他指着自己的肚皮问身边的人,“你们且说,此中藏有何物?”有的人捧他,说是满腹经纶,这时他的“红颜知己”朝云出来了,却说——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苏公哈哈大笑道,果然理解我的是朝云啊。
不合时宜的苏东坡受到政敌攻击,担忧自己重蹈“乌台诗案”覆辙,于是再三请求离开朝廷,到地方任职。公元1089年,朝廷终于批准苏东坡出任杭州太守。有一回,苏东坡和朋友在西湖边饮酒,在天朗气清和细雨横斜变幻之间,他写下:“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在杭州任职期间,苏东坡最有名的业绩就是治理西湖。为了疏浚西湖,苏东坡通过各方渠道筹措钱款。湖中无处安置的淤泥,被他指挥用来筑起一道长堤,构成了西湖十景中的“苏堤春晓”。为了让水草不再滋生,苏东坡还想出了一个方法,将岸边的湖面租给民众种植菱角。湖中建造的三座小石塔,围成一个水域,本来是禁止种菱角的区域,后来变为“三潭印月”,一直美到今天!
公元1091年,苏东坡再一次被调离杭州,受到高太后的重用,他很快官升礼部尚书。然而,高太后去世后,新的党争卷土重来。被针对的苏东坡,这一次被流放到了岭南的惠州。他把家中仆人和侍妾一一遣散,唯有朝云,坚决不肯离开他。
在黄州有“东坡肉”,在惠州他又发明了“火烤羊脊骨”。他还写信告诉弟弟,用这种方法吃羊脊骨,会让那些等着啃骨头的狗狗都不高兴。苏东坡是一个容易感伤的人,也是一个善于发现快乐的人。当个人命运的悲剧一再降临,他就用这样细小而具体的快乐将苦痛化于无形。
在惠州居住两年后,朝云因病去世。苏东坡为她撰写了一副挽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不久,来自朝廷的一纸诏书,把苏东坡贬到更加荒 远的儋州。
唯一让苏东坡略感欣慰的是,在前往海南的路途上,他与弟弟苏辙相遇了。林语堂先生曾说,往往为了弟弟苏辙,苏轼会写出最好的诗来。其中,最著名的是苏东坡写给弟弟的《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们读了近千年,还是为之动容。
身处逆境中,却始终能将贫困的生活过得生趣盎然,苏东坡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可却是做得最淋漓尽致的那个。来到海南,苏东坡无书可读,便与儿子苏过开始动手抄书。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苏东坡心满意足地说,儿子比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呵呵。
据统计,苏东坡留下一千多封书信,短则十余字,长则百字,使用“呵呵”有四十多处。“呵呵”二字,是一种自得不加掩饰的感情流露。有人笑称,他才是网络语言的老祖师。
谪居海南三年后,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东坡再次被朝廷起用,从海南岛渡海北归。走到常州,年迈的他一路颠簸,又生了重病,旅程已无法再继续了。病了几十日,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苏东坡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交待后事,只说,我这一生没做亏心事,不会下地狱,我心中毫无畏惧,你们别为我哭泣。公元1101年夏,苏东坡辞世。
去世前三个月,苏东坡途经金山寺 (注:在江苏省镇江市) ,即兴写下一首诗,也算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回首一生,苏东坡最想夸耀的,不是高居庙堂的辉煌,而是他受贬黄州、惠州和儋州的流离岁月。他不曾让自己屈从于时代,而是从那个时代里超然而出。
多年后,苏东坡最小的儿子苏过回到了汴京,寄居在景德寺内。 一日,苏过被召入宫,入宫后被带到一处庭院。宋徽宗已等候多时,请苏过来作画。 在空白的墙壁上,他挥笔遒劲,那份不动声色,那份磊落之气,几乎与当年的苏东坡别无二致。
在这世上,有些美好的事物是可以逆生长的。当枯树发芽,石头开花,一页纸成为传奇,人们就会从那张古老的纸上嗅出旧年的芬芳。“纵前路漫漫,谁怕?我有苏东坡。”几乎每一个中国人,总会在不同的境遇里与苏东坡相遇,于是,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品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内容丨整编自总台历史人文纪录片《苏东坡》
编辑 | 清风
来源 | 上海嘉定 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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