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久见！超大特大城市，又开始“空城”了

文|凯风

大疫三年，“春运”终于回来了。

根据官方初步分析研判，2023年春运期间客流总量约为20.95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9.5%，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70.3%，创下近几年新高。

这是三年多来，首次没有“全民核酸”、不再“就地过年”、更没有各种“码”限制的一年。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个最朴素的愿望，终于再次得以兑现。

人口大迁徙，哪些城市正在上演“空城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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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横跨“黑河-腾冲”的胡焕庸线为界，中国96%的人口集中在中部和东部地区。

春运大迁徙，主要集中于一二线与三四五线城市之间：从千万级人口大市到县城，从东部沿海到内陆地区，从城市到乡村。

每逢春节，短短一个月，超大特大城市流出上亿人口，而1800多个县城，迎来巨大的人流和交通流。

在疫情之前，我国春运客流在高峰时期逼近30亿人次，为世界人口迁徙规模之最。

不过，过去几年，由于疫情影响，以及健康码、行程码、就地过年带来的限制，空城现象不复存在，人口大流动空前萎缩。

许多人被限制在一省乃至一市之地，春运客流腰斩再腰斩，萎缩到8.7亿人次，降幅之大，可谓空前绝后。

表面上看，今年春运客流仅回升到2019年的7成左右，但也是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的4年新高。

同时，不能忽视第一轮感染高峰的制约。大疫三年，复苏不会一朝一夕就能实现，但一系列积极的信号正在显现。

春节空城，就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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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地方春节“空城”指数位居前列？

一般而言，外来人口众多之地，往往也是人口大迁徙的主要流出地所在，春节“空城”指数就越高。

以省份来看，哪些地方跨省流动人口最多？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年鉴，外来人口最多的5个省份：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

而人口净流出最多的5个省份：河南、安徽、四川、贵州、广西。

可见，长三角、珠三角及北京是外来人口集中涌入之地，而中西部地区则是主要的人口输出地所在。

东部经济大省，都在虹吸谁？

广东主要以广西、湖南、河南、湖北、四川、江西、贵州等省份为主要来源地，其中在广东的广西人、湖南人，双双超过500万人。

浙江的外来人口主要来自安徽、贵州、河南、江西、四川5省，合计占比超过7成。

江苏的外来人口主要来自安徽、河南两省，合计占了一半以上，其他省份的流入规模都相对较小。

上海的外来人口主要来自安徽、江苏、河南3省，合计占比超过一半。

值得一提的是，江浙沪包邮区都以同在长三角的安徽为主要人口腹地，三省市合计吸纳了安徽865万人口，占安徽户籍人口的1/8。

换言之，安徽每8个人中就有1个来到了包邮区，人口流出态势之严峻，仅次于河南等地。

与上述南方经济大省不同的是，北京的外来人口主要来自北方地区，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及东北地区。

不难看出，广东的外来人口基本盘分布在泛珠三角地区，江浙沪主要以安徽、河南为人口腹地，北京则以华北及东北地区为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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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城市“空城”指数遥遥领先？

春节空城指数，与流动人口的分布相互映照，成为城市吸引力的最直观体现。

就此而言，春运空城是个反向指标。春节空城越严重，恰恰说明外来人口越多，经济活力、城市吸引力就越强。

这是外来人口最多的20个城市：

这些城市，正是春节期间上演“空城计”的主力所在。

不难发现，广东可谓“独孤求败”，在前十中“垄断”了6席，除了深圳广州佛山东莞四大万亿城市之外，就连中山、珠海、惠州都榜上有名。

广东之后，浙江共有宁波、嘉兴、杭州、金华4城入围，江苏则有苏州、无锡、常州三城入围。

这一数据，生动地体现了“孔雀东南飞”的人口流动大趋势。过去几十年来，东部沿海借助发达的制造业，虹吸了大量来自中西部的劳动力人口。

这些人口的存在，不仅让沿海地区享受到人口红利释放出的增量效应，更借助年轻人口的涌入，优化了本地人口结构，从而避免过早陷入重度老龄化的困境。

这其中，广东最具代表性。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口号可谓广为人知。广东能从一个普通沿海省份，晋级为中国第一经济、人口、工业、外贸、财政、养老金大省，背后离不开外来人口的贡献。

因此，投桃报李，正是全国一盘棋的体现。

如今的广东，不仅是出生人口第一大省，作为最敢生的人口大省，在少子化时代撑起了人口基本盘。

而且，早已成为全国财政转移支付第一大省、养老金“南金北调”第一贡献大省，以一己之力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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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春运大迁徙会否消失？

就短期而言，在东西差距、南北差距仍然凸显的背景下，在城乡分离、户籍制度仍然高悬在上的制约下，春节人口大流动未来仍是常态。

不过，一系列新的信号正在出现。

第一个信号是，中国的城镇化已经步入下半程，未来人口大流动大概率会放缓。

一般而言，城镇化率在30%-70%为加速阶段。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4%，离70%的上限为时不远。

第二个信号是，零门槛落户正在成为常态，除了超大特大城市之外，绝大多数中小城市的户籍将形同虚设。

一旦失去户籍门槛制约，加上受教育权的均等化，外来人员将有望真正在大城市里真正安下家来，春运迁徙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第三个信号是，与过去“孔雀东南飞”的单向流动不同，如今人口开始向中西部地区回流。

这背后，体现的是内陆崛起的中国城市大趋势。随着一众强省的崛起，加上沿海地区产业开始向内陆转移，从而带动人口回流。

作为成都首个万亿级产业的电子信息产业，吸纳的就业人员总量超过60万；郑州富士康一家工厂，就带动了30多万人的就业……

就此而言，未来跨省流动有可能见顶，而省内流动则会更加频繁，省会作为全省人口回流的基本盘所在，将发挥着关键作用。

然而，趋势并非一时所能逆转。

且不说沿海相比内陆仍有巨大的领先优势，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还面临越南、印度等国家的直接竞争。（参阅《亚洲GDP增速最高国家，又变了》)

所以，要想重塑人口流动格局，内陆省会不能被动等待，而要主动出击，做大做强，唯有自身强大，方能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