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哈尔滨鼠疫爆发，导致6万人死亡，最后是如何消失的?

在人类历史上，曾历经过无数次瘟疫。

尤其是鼠疫，3次大爆发，死亡上亿人，2次毁灭了人类文明，堪称最致命瘟疫。

公元541年，一种名为“查斯丁尼鼠疫”的怪病突然在东罗马帝国流行。

得病的人上吐下泻，最后倒地而亡，雅典城1/4的人消失，罗马帝国从此元气大伤，人类完败。

14世纪伊始，鼠疫再次登陆欧洲，足足持续了3个世纪，死亡人数高达2500万，几乎抹去了欧洲1/3的人口。

因为死状凄惨，欧洲人给鼠疫取了“黑死病”的别称。

这一次，在鼠疫面前，人类又一次败下阵来。

1910年，经过新一轮进化的鼠疫杆菌，不幸降临在了中国哈尔滨。

一时间，中国东三省，尸殍遍野，每天死亡180多人，家家户户挂白布，有的甚至全家人病死。

这是一场比14世纪更具威慑力的鼠疫。

临危之际，一位留学归来的华人医生，挺身而出，耗时4个月，牺牲6万余人，最终扑灭了鼠疫。

这一次，人类依靠科学手段，终于战胜了鼠疫！

这位国士的名字叫“伍连德”。

他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拓荒者，发明了“伍氏口罩”，创新了各种防疫手段。

即使经过百年时间，回望他的防疫理念，依旧对21世纪的防疫，有着深刻的指导作用。

1910年冬天的这场鼠疫，究竟来源于哪里呢？

从时间点上看，哈尔滨并非疫情的发源地，真正的发源地在沙俄境内。

早在1910年的5月，沙俄境内的斯列坚克斯就已有零星的鼠疫病例。

俄国人根本不顾华人的生死，一旦发现有鼠疫症状的华人，直接驱逐其人。

而被驱逐出境的1万多名中国人，又被驻守在长春的日军阻隔。

只有少数中国人逃回了满洲里。

他们以为侥幸捡回一条命，殊不知却按下了鼠疫的死亡按钮。

1910年10月25日，两具“外乡尸体”首先出现在满洲里。

从那之后，“死神”沿着中东铁路一路涌向哈尔滨，以傅家甸为辐射中心，越来越多的人不明不白地咯血而死，尸体呈现煞人的紫红色。

其势之猛令总督锡良惊叹道：“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到了1911年1月下旬，“南满铁路”沿线疫情全面开花。各地每天新增患者700多人，死亡468人。

到了2月初，单是长春城内，每天死亡人数高达183人。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死亡人数达39679人。

随着鼠疫不断向南波及，各国公使团开始对清廷施压。

尤其是沙俄，提出要进驻东三省，全权主导中国的防疫一事。

但防疫必然要牵扯行政、军事，倘若交出防疫权，无异于把中国东北部拱手相送给沙俄。

俄国人很可能借防疫之名，行侵略之实。

一边是疫情的隐患，一边是国家主权的得失，清廷没得选，只能以后者为重。

如何妥善防疫，不但牵扯着全国4亿人的安危，还关乎整个中国的生死存亡。

但准备独挑防疫大梁的清廷，此刻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医失效。

传统中医的治疗方案围绕“针灸+放血”，可想而知，结果往往是医患双双感染，死于非命。

迫于列强的压力，清廷开始寄希望于西医，然而对细菌学有所研究的中国医生实在难寻。

总督锡良曾从奉天派来 2 名中国西医，这已是当地的全部家底。

后来清廷又派出一名旅居东北的法国医师摩赛尼赶赴哈尔滨，参与抗疫。

摩赛尼却在疫区为民众治疗时，感染鼠疫，不幸身死。

此时，鉴于防疫与政治层层交织，清廷把防疫的重担，交给了外务部右丞施肇基。

施肇基深感使命之重，他中意的第一人选是时任海军总医官，毕业于美国丹佛大学的谢天宝博士。

奈何谢博士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若清廷不拨其巨额的安家费，便不能赴任。

一番苦思后，施肇基把目光锁定一位华裔博士，伍连德。

伍连德，马来西亚华裔，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24岁便摘得5个学位。

1907年，伍连德在袁世凯的邀请下来到中国，出任天津陆军医学校的校长。

辉煌的履历，丰富的临床经验，伍连德的实力无可非议。

在施肇基的大力举荐下，清廷派伍连德为“东三省全权总医官”，立刻启程去东北，主导防疫一事。

当时，哈尔滨每日染疫人数过百，日均死亡人数50余人，几乎是奔赴一座“死城。

但伍连德接到任命后，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其爱国之心，实在令人动容。

12月20日，31岁的伍连德带着助手林家瑞、一台英制显微镜和若干实验器具，即刻启程。

但伍连德所要面对的远不止医疗问题。

清廷的模棱两可，洋人的信任危机，内部的相互掣肘，外部的重重威胁，一次次将这个逆行者逼入绝境。

很快，伍连德遇到了第一个困境——权责不明。

哈尔滨的地方官员对伍连德，缺乏足够的重视。

由于清廷尚处封建，并无设立专门的防疫机构，当时不乏官员认为防疫一事应由社会力量组织推动，官方的主要职责是做好后援，提供经费。

既然清廷没有具体阐明伍连德的权利，地方官员便惯性视伍连德为普通医生。

12月24日，伍连德来到哈尔滨，第一时间与当地官员章绍洙会面。

他亲自上门，等候了半个多小时，对方才姗姗来迟。

对此，伍连德在自传中吐槽：“正是这种无知导致鼠疫复杂化，并使疫情蔓延至南方深处。”

当地官员对这场疫情缺乏最起码的敬畏，但伍连德却深知，接下来才是一场硬仗。

眼看年岁将至，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此时要回家与家人团聚。

一旦大规模的返乡潮兴起，鼠疫也会随着关外数万名人的流动而冲击关内，后果不堪设想。

大战一触即发，伍连德没有多余的时间与地方官员扯皮。

他心里清楚：想要控制这场鼠疫，需要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医学改革。

于是在接下来的防疫之役上，伍连德开始不走寻常路，缔造了中国历史上数个“第一创举”。

虽然各国都默认东北流行的这场瘟疫为鼠疫，但伍连德秉着对医学的严谨性，还是坚持要找到确凿的证据。

为此，伍连德明确了2个研究方向：理清病症和传播途径。

在西方医学体系中，尸体病理解剖对发现病原体起到决定性作用。

然而，解剖在中国是一桩难事，由于“死者为大、入土为安”的观念深入人心，对死者解剖无疑是对死者的大不敬。

清廷的王法也明令禁止这种侮辱尸体的行为。

恰逢12月27日，一位日本籍的女老板突然咯血死于店中。

毕竟死者是日本人，伍连德决定冒险一回，征求家属的同意后，秘密解剖。

经过对患者的体液进行培养，在显微镜下，伍连德发现了鼠疫杆菌的存在。

这，就是一场鼠疫！

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例，为研究病原体而采取的尸体解剖。

针对第二个问题，彼时的医学界认为鼠疫是由跳蚤叮咬老鼠，再叮咬人进行传播，俗称腺鼠疫。

春天是跳蚤的活跃季，可12月的哈尔滨正值寒冬，动辄零下十几度的气温，跳蚤难以存活。

结合死者的肺部病变组织样本，日医北里柴三博士在奉天解剖3万只老鼠，没有一例含鼠疫杆菌的事实，和大量聚集性死亡案例。

这说明，这场鼠疫并不是接触老鼠导致的传播。

而之前，清廷为了消灭鼠疫，四处找人捕杀老鼠，但这个方向就是错的。

伍连德大胆的提出了“肺鼠疫”的构想，即通过呼吸道造成飞沫传播。

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发现，“肺鼠疫”的提出，使长期笼罩在鼠疫阴云之下的东三省，拨开了一丝光明。

找准了鼠疫的突破口，离防疫成功还会远吗？

不过没想到的是，就在这紧要关头，2个不速之客的到来，硬是要推翻伍连德研究的一切成果。

此二人，就是一直想夺取伍连德防疫指挥权的梅斯尼、吉陛。

这两人是谁？

原来当时除了伍连德，外交部又先后委派了另外2名专家，法医梅斯尼、英医吉陛同时前往哈尔滨。

1911年1月2日，梅斯尼抵达哈尔滨，伍连德的权威立刻遭到了挑战。

那时，43岁的梅斯尼已经被国际视为“治鼠权威”，并且他在1908年时，成功控制了河北的鼠疫。

论声望论经验，梅斯尼皆高于伍连德。

因此，他不满年纪轻轻的伍连德掌控全局，也不愿看到“肺鼠疫”这套歪理邪说带偏防疫方向。

当晚，梅斯尼就与伍连德发生口角，争吵愈演愈烈，乃至大打出手。

两人深感无法共事，梅斯尼遂提出辞呈。

万幸，清廷发来电报力挺伍连德：准许梅医辞职！

梅斯尼走了，英国专家吉陛来了。

但他的防疫方案十分激进，这遭到了伍连德的反对，两人时常不欢而散。

总督锡良坚持站队吉陛，常在电报中批评伍连德“涉世未深，举止轻率，恐节外生枝”。

好在外交部派出了陈昭常，陈昭常是伍连德的旧相识，几番赞美，就打消了锡良的顾虑。

至此，团队上下一心，伍连德终于可以全力领导地方官员，主持防疫工作。

1911年1月11日，梅斯尼因感染鼠疫，成为第一位在中国疫区殉职的外国医生。

这一消息震惊了医学界，最有希望消灭鼠疫的医生却中道崩殂。

原来梅斯尼为了驳倒伍连德“呼吸道传播”的观点，做出了一个举动，不戴口罩诊断病人。

最终，梅斯尼付出了生命代价。

谈起这件事，伍连德感到后怕。

伍连德发明了中国第一只防疫口罩——伍氏口罩。

两层纱布中间，放一块吸水的棉花，戴上口罩就能阻断大部分的传播。

在伍连德的建议下，清政府下令加快生产口罩，售价仅为2.5分钱。

在官方的宣传下，东三省的老百姓终于乖乖戴上了口罩。

此刻，伍连德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仅仅是口罩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如何隔离患者，切断传播途径，让伍连德冥思苦想。

为此，伍连德做了三件事：

首先，伍连德立刻写信给施肇基，要求清廷切断交通，防止疫情随铁路沿线扩散。

1月13日，清政府下令在山海关设立卡口和观察哨点。凡是下车的旅客，一律在此地住够5天，才能南下。

1月21日，下令停止京津沿线所有火车运行，关内关外人员一律不许出入。

第二件事，伍连德创造性地使用了“疑似”一词，对疑似患者进行隔离。

在伍连德的建议下，中方向沙俄借了120辆车厢作为隔离之用。凡是家里有发热、咳嗽症状的，一律住进车厢，集中管理，防止在外行走。

各地建立隔离所，收容鼠疫患者和家人，奉天、营口、大连各地建立了几十处隔离所，能容纳21025人。

第三件事，伍连德创新了隔离模式，对患者进行分区管理，避免交叉感染。

伍连德将傅家甸分为四个区管理，不同区的老百姓，戴着不同的臂章，每个区之间不能互相走动。

民众如果有事，要去其他区，需要手持特别准许卡。

每个区还配备了足够的医疗人员、卫生夫役、警察。大家各司其职，有负责治病的，有负责消毒的，有负责抬尸体的，有负责站岗的。

这些医疗小队，工作在街头巷尾，只要发现谁家有鼠疫，就马上送到医院或者隔离所，大大减少了病患间的感染，防止了疫情向外地蔓延。

伍连德创造的“分区隔离”被推广到东北各省，新的防疫体系建立了起来。

大范围切断了鼠疫的传播途径，按道理死亡人数应当有所减少。

然而事实情况是，哈尔滨死亡人数不减反增，仅傅家甸一地，最高可达183人。

难道说，伍连德的理论是错误的吗？

经过步步排查，伍连德总算发现了一个致命漏洞——尸体露天堆积。

当时的哈尔滨滴水成冰，零下十几度的低温，别说土埋，连一个小浅坑都难以挖凿。

这就给鼠疫杆菌提供了一个天然的生存环境。

尸体堆放地，成了鼠疫杆菌庞大的病菌库，一旦有老鼠啃食，势必扩大鼠疫的传播。

那该如何是好呢？

伍连德随即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火葬。

此刻唯有火葬，才能彻底泯灭传染源。

可连解剖都需要秘密实施的中国，倘若举行大规模火葬，必然会激起民怨，伍连德自己更是触犯了王法。

上书清廷，成了他无奈之下的最优选择。

摄政王载沣大怒：“为焚尸而下旨，岂不贻笑于天下？”

施肇基在一旁力劝：

“臣以为是功在千秋，开一代风气之先，流芳百世之举，摄政王于此紧要关头，若能当机立断力挽狂澜，必能成为我大清中兴之君。”

一段对话为火葬扫平了阻碍，熊熊烈火升于空地，一缕缕黑烟吞噬尸体的同时，也悄悄抹去了这场鼠疫。

《远东报》报道:“俟焚化净始行回局”。

火焰净化后的哈尔滨，疫情有了明显好转。

当时报道是这样说的：

“在新的防疫机制建立之前那个月，死亡人口总数为3413人，在新的防疫机制建立的时候，几乎每天死亡200人，但在30天后，死亡记录为零。”

肇始于1910年11月，止于1910年3月，短短4个月的时间，伍连德成功扑灭了哈尔滨鼠疫。

既重塑了医学体系，又掀起了思维革命。

鼠疫斗士伍连德实至名归！

中医药专家联合会的执行主席马伯英教授如此评价道：

“在伍连德的时代没有青霉素，没有磺胺药，当时能运用医学知识，去消灭一场天灾，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究竟伍连德的防疫思想有多超前？

对比如今来看，两者在许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

前者切断中东铁路、发明口罩、建立隔离所、提倡分区管理。

新时期的城市静默、建立方舱医院、普及口罩、酒精消毒不谋而合。

伍连德在112年前，能有如此先进的防疫理念和防疫措施，实在让人惊叹！

伍连德在扑灭疫情后，并没有停下奔波的脚步。

伍连德在中国工作了30年。

在30年的时间，他又先后创办防疫机构，设置直辖医院，建立中华医学会，协助办理协和医院、筹建北京大学医学部。

据统计，他先后主持兴办的检疫所、医院、研究所多达20多处，为现代中国医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5年，伍连德被提名诺贝尔医学奖提名，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1960年，伍连德在马来西亚逝世，终年82岁。

在他生前的自传中，深情的回忆祖国：“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