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南北朝侍从讲读制度的发展与变迁

教育，从古至今都是一件深受重视的事。在封建王朝，皇室更是出现了书童伴读、侍从讲读等制度形式，为的就是提高读书效率。不过南北朝时期的“侍从讲读”制度，和普通的书童陪读还是有区别的。最显著的不同就是，侍从讲读可是有正经官职的，工作也十分重要。那么问题来了，南北朝时期的侍从讲读制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与变迁？

一、 皇室十分看重的侍从讲读制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封建时代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基本都清楚教育的重要性。没人希望后代不学无术，把老祖宗的江山丢给外姓人。

西汉时期，刘邦在病危时就给太子刘盈写了一篇《手敕太子文》，在文中叮嘱刘盈一定要勤勉读书：“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语於汝诸弟。”刘邦说的这四个人，正是汉初数一数二的文化人们。刘邦临终前劝刘盈好好学习，并让他向这些人拜学。这些人，其实就可以说是侍讲了。

1.侍从讲读之风从何而来？

虽说早在刘邦那时，就已经有了向太子授学的官员，但侍从讲读之风真正意义上的起始，还是得从东汉说起。光武帝刘秀在将阴丽华册立为皇后之后，子以母贵，阴丽华之子刘阳也就顺理成章被改立为皇太子，并改名为刘庄。刘庄入了东宫后，刘秀马上花十万重金，聘用当时知名的大学者桓荣当“家教”侍讲，桓荣也因此经常留宿东宫。

为了进一步让刘庄增长文化知识，刘秀还派何汤、包咸等当朝大儒，一并教授刘庄。五年后，桓荣由于公务等原因，需要经常离开东宫。是以，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得意门生胡宪推荐给太子。

即便繁忙，桓荣每天清晨还是会坚持去东宫为太子侍讲一次。魏承汉制，南北朝又承了魏晋之风，侍讲这种教育方式，也就顺理成章得传了下来。

2.侍讲在南北朝地位如何？

为了突出侍讲在南北朝的地位，首先要和之前做对比才更为直观。侍讲虽然起于东汉，在当时的地位却并不怎么高。儒家讲究尊师重道，帝王家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有两点考虑：首先，皇帝为了防止被太子“强制退休”，会刻意限制东宫势力，防止“太子党”做大。因此，侍讲的慢慢由重臣变为低品阶官员。

其次，侍讲本就是“侍从皇帝太子身旁讲经”，无论是重臣还是亲戚，侍讲时都属于位卑者。

比如据《资治通鉴》记载：“司马懿为太傅、以 （曹） 爽弟羲为中领军、训为武卫将军、彦为散骑常侍、侍讲。”曹爽的弟弟曹彦，按辈分算曹叡的兄弟。即便如此，曹彦在教授曹叡时，也不能拿出老师的态度，必须卑微授学。

不过儒家的内核就有尊师重道之说，久而久之，侍讲的地位也自然而然地水涨船高。到了南北朝时，北魏已经将侍讲当做对大臣能力的肯定与认可。《魏书·程骏传》中就记载道：“沮渠牧键擢（程骏）为东宫侍讲。”

所谓“擢”，也就是提拔。程骏师从大儒刘昞，自幼昼夜苦读，文化修养极高。北凉世子沮渠牧键勤勉好学，将程骏提拔为侍讲，就是看重了他的文学造诣，直接给他一份全职工作。侍讲一职从东汉时大儒重臣的“兼职”，发展为南北朝时的帝王太子请来的“全职”，可见其地位的发展与提升。

二、侍讲在南北朝主要有哪些形式？

即便南北朝时，已经将侍讲当做全职看待，却并没有完全给予侍讲的老师们足够尊重。这一点，其实从当时侍讲的形式就能看出。

1.重道不必尊师

说一千道一万，即便是皇帝的侍讲老师，本质上也还是臣子。在这种情况下，侍讲们不能端着“老师架子”，言语稍有严厉之处，就很可能属于“不臣之举”。当时的侍讲们，与其说是“教”，不如说是“奉”。侍讲们必须哄着为帝王太子们讲经，日子久了才有可能被正儿八经尊为老师、青史留名。

南朝梁陈大臣周弘正，就是因为熟知玄象、学富五车，通过给太子讲经，获得太子尊重的：“太建五年，授尚书右仆射，祭酒、中正如故……”正因为世间鲜有，才有留名青史的价值和意义，从而突出周弘正身份地位的与众不同。实际上，南北朝时像周弘正这种能让太子“屈礼”的侍讲，不算特别多，但也还是有的。

2.尊师重道，“释奠”之礼

南北朝政局混乱，虽然基本都是承魏晋之风，但王朝之间还是有细微不同。南朝刘宋、北朝北魏，都有一种专门对待侍讲的礼仪，名为“释奠”。释奠之礼早在汉代的《礼记》中，变已经有了记载：“古代学校告祭先师行释奠之仪，四时在学常有……”

这种礼仪，正符合儒家推崇的“尊师重道”。就算是帝王皇子，在接受侍讲前，也要恭恭敬敬向老师行礼。到了北齐，这更是成为一种颇为“繁琐”的礼节。北齐皇帝规定，每年除了要在仲春、仲秋分别举行释奠之礼外，每个月的头一天还必须去孔庙行拜礼。整个拜礼由祭酒带着博士以下的教官和国子学的全体学生，对孔子和颜回恭敬行礼。

在释奠之礼中，还有一项重中之重，那就是“皇太子释奠礼”：“皇太子祭奠孔圣人之前，须散斋三日，致斋二日。凡陪同他参加释奠的官员也要斋戒五日。即使是学官和国子监生，在皇太子释奠之前同样斋戒。”在完成祭奠后，皇太子还需要在学堂中，恭敬地听侍讲讲解经文，听完才能回东宫。释奠这种注重尊师的礼节，既强调了皇家对侍讲的重视，也提高了侍讲的地位。

三、“讲”还不够，仍需要“读”

南北朝时，其实除了侍讲之外，还衍生出了一种新的方式，这就是“侍读”。

1.南北朝侍读之风是什么一回事？

侍读其实和侍讲没有明显的区别，二者其实本质上都是侍奉在旁读书讲义。但在对象上，侍读其实要比侍讲更为宽泛一些。侍读不仅要侍奉帝王太子，更要侍奉皇家宗室的子嗣们。据统计，南朝时一共有13名担任过侍读的人，其中只有3人是太子的侍读。其他10人，全是给各个王爷当老师。

而北朝对于侍读这种新兴形式，也同样体现出了重视和推广。周武帝在身为鲁公时，就将皇甫绩请为侍读。此举，也将侍从讲读这一专为皇帝和皇太子服务的制度，推广扩大为“宗室教育”。除此之外，侍读和侍讲在本质上也细论不出区别。侍从讲读制度，说白了其实既是侍讲，也是侍读。

更有甚者，除了侍从讲读外，统治阶级还进一步“发明”出了侍书这一职位。所谓侍书，便是侍奉太子练习书法。在《北齐书》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后主在东宫，世祖选善书人性行淳谨者令侍书，景仁遂被引擢。”说来也巧，当时的统治者们崇尚能者多劳，擅长书法的人，文化水平也都不差，因此侍书也逐渐“兼职”侍讲侍读。

《周书》中有云：“凯，字敬乐。性刚正，颇好经史……”这里所谓的侍书，其实就是侍讲，在负责教授书法的同时，还要讲解经义。是以，无论侍讲、侍读、侍书，其实发展到最后都殊途同归，成为皇家乃至整个宗室的家庭教师。而这，正是南北朝侍读之风的发展本质。

2.侍读具体是怎样的方式？

虽然本质上并无明显差异，但侍读在方式上，还是和侍讲存在细微区别的。侍读的工作内容，并不是简单地讲解经义。能担任侍读的人，文化水平不见得屈指可数，道德眼界必须是数一数二的。侍读和如今广义上的陪读相似，主要是陪着太子或诸王读书。甚至担任侍读的人，还可以是年轻人。

《魏书》中，就有相关例子：“（冯诞）年才十余岁，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诫……”

冯诞十几岁，就当上了侍书，也就是侍读。当时他并不擅长经史，能当侍读基本全靠自己品行上佳。由此可见，侍读的真正工作，并不是提高学识，说到底其实就是将品行修养，耳濡目染给太子或诸王。

他们的文化水平可以普通，但人格必须是高洁的。这也从侧面体现出，南北朝时皇帝看重的并不只有学问，同时也十分看重品德操行。毕竟经历了三国魏晋的种种纷争，南北朝的人十分明白，把江山交给有德无才的继任者，总好过交给有才无德的继任者。

毕竟才学是靠后天积累增长的，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品德可是很难纠正过来的。侍从讲读制度的发展与演变，其实也正能显现出，南北朝统治阶级对后代报以的这种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