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奥巴马出版回忆录，主动谈起：中美为何30年相安无事

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从来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另一个国家的崛起，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乃至种族都和美国完全不同的大国的崛起。

但是自从中美建交以来的三十多年里，双方几乎相安无事，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冲突。

2020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他的回忆录《应许之地》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在奥巴马看来，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能够韬光养晦，主动避免和美国爆发直接冲突的可能。

但是，仅仅只是这一个方面的原因吗？

一、中美联合，制衡苏联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一段双边关系。中美关系，不仅关乎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还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局势和格局演变。

因此，中国在不同时期总是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最具有全局性、决定性的因素出现的。

自从1972年建交以来，中美关系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尼克松在当选总统之前，还是以“反共”著称的。他一直对中国抱有一种总体敌视的态度，他还在他的文章中强调了中国对其他亚洲国家的“威胁”。

但是，在上任以后，尼克松则完全改变了对中国的战略认知。

尼克松提出不能将中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美国也不再将中国视为战略层次的“威胁”。

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苏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

美国这边，因为深陷越战泥潭，而苏联此时在全球的影响力正在不断上升，尼克松希望能够借中国增加和苏联周旋时的战略空间，扭转美国在战略上相对被动的局面。

所以，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开始重新思考中美关系。基辛格甚至曾建议尼克松，将中国视为除英国之外最“近”的国家。

中美正式建交以后，两国也走向了联手制衡苏联的阶段。但是，美国也给中美关系的性质进行了“上限”规定，即中国是美国“友好的非盟国”。

1978年以后，中国的发展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大幕徐徐拉开。

1982年以后，中国和苏联开始恢复接触，中美联手制衡苏联的阶段走向终结。

但是对美国来说，其主要威胁依然是苏联，美国认为要保障美国的安全利益，中国依然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美国1988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指出，虽然中美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但是美国相信，一个强大、安全和现代化的中国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但到了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迅速结束。

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明显下降，这也让美国改变了国家安全视域下的中美关系。

二、继续合作

冷战结束以后，对美国来说，中国的战略重要性已经降低了。

但是中国依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且不断处于上升态势，美国希望能够维持与中国的接触，同时促使中国进行“转型”。

在克林顿政府1996年作出的《国家安全战略》中表示，一个开放、繁荣和强大的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十分重要。

因为中国越来越繁荣，就可以为美国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提供市场；稳定开放的中国，不仅有利于地区和平，也能够促进中美两国在人权领域的分歧不断缩小。

所以这个时期的美国，一方面积极帮助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另一方面也在试图改变中国，希望缩小中美分歧，这样将来才能为美国争取更多的利益。

9.11以后，美国的安全战略重心开始转向全球的反恐战争，因此也无暇东顾了。

但是中国却在亚洲经济发展、地区合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于美国来说，中国还是能帮其达到战略目标的重要力量。

因此美国一方面继续推动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另一方面也在促使中国继续朝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成为其敌对国家。

但是美国也逐渐发现，促使中国“转型”这一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不过和中国继续进行经济上的合作，进而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也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所以美国的对华政策，还是“合作”、“防范”兼而有之。

奥巴马上台以后，美国面临着两大急切的问题，即结束反恐战争、复苏经济，所以美国需要重新布局对外战略。

而此时的中国，刚刚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在金融危机中也保持了经济的继续增长。

奥巴马政府认识到，这个时候，无论是重建世界经济还是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伊朗和朝鲜的去核问题等等，美国都会从和中国的合作中受益，所以美国依然将中国定义为建立有效伙伴关系的对象。

2009年9月，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曾提出战略保证：美国及其盟友保证欢迎中国崛起。

而中国则保证，本国的发展和全球化不以牺牲他国的安全和福祉为代价。

但是，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尤其是两国军事力量越来越接近时，美国开始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和安全。

因此，美国对华战略开始不断往消极方向发展。美国一方面利用强化与地区盟友的伙伴关系来制衡中国，另一方面使用更多的国际规则来约束中国的活动空间。

在海洋问题上，美国也开始介入中国和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南海争端，美国还声称，他们在意的并不是南海的资源，而是规则。

所以，从中美建交一直到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对中国政策全部都是基于自己国家的发展利益角度来考虑的。

当美国决策者认为和中国合作有助于本国利益时，两国关系发展就会比较顺利，反之则陷入比较困难的局面。

但中国从来不是一个被动地等着别国来决定发展命运的国家，中国有着强大的战略定力和清晰的发展目标。

在这三十年时间里，中国抓住发展黄金时期，成功崛起。如今的中国，在国际上开始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越来越多的主动权，中国早已经不怕任何围堵和消耗。

因此，对于美国来说，两国的关系也进入了新的争胜阶段。

三、大国崛起，美国警惕

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世界经济中心也开始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世界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

特朗普上任以后，对美国国家安全威胁对象进行了重新排序，将中俄“修正主义国家”、朝鲜伊朗“流氓国家”以及“跨国威胁组织”定为美国面临的三大威胁。

因此在对华战略定位上，特普朗认为要丢掉过去将中国融入由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以左右中国发展的幻想，立即采取行动遏制中国崛起的势头。

美国要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等领域同时出手，和中国展开全方位的竞争。

新冠疫情爆发以后，美国就开始借助新冠问题，大肆污蔑中国。

美国率先在疫情问题上向中国发起舆论攻势，对中国进行污名化。美国想趁机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满，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

特朗普政府还借助疫情的冲击，加大了对华技术封锁。比如收紧对华为公司的限制，禁止华为公司使用美国设备和软件生产半导体，以遏制华为在5G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在人文领域，特朗普政府也以此为借口，限制中美交流。

拜登入主白宫以后，依然坚持了特朗普政府的战略方向，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美国面临的首要威胁。

不过，有了特朗普政府的经验为鉴，拜登政府的对华竞争战略也更加成熟和精致。

拜登在任期间，依然继续在贸易、技术、军事等多个领域对中国施压，制造麻烦。

另外，在打压中国的时，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的单边对抗，拜登政府更加重视联合盟友以及多边机制来对抗中国。

在特普朗政府较少提及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拜登政府也将其作为最主要的领域。召集“民主峰会”就是拜登政府发起的一次势头甚猛的攻势。

疫情之下，拜登政府也依旧坚持不与中国合作抗疫，而且不断制造对华冲突，对中国的抹黑、甩锅也更甚。

作为两个有影响力的大国，中美关系从来都不仅仅关乎两个国家，更关乎全球。

和中国针锋相对，对美国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而对于中国来说，继续专注自身实力和影响力的提升，更有能力抵御美国制造的冲突，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编辑：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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