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什么能以庶民身份名列《史记》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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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以《史记·孔子世家》为基础，兼考其他史家著作及观点，来考察司马迁对于孔子形象构建背后的时代影响及其特点。

司马迁对于孔子的叙述对后世认知影响极其深远，但是按司马迁自己的规定，以孔子的地位是无法进入世家之列的。而孔子却能以庶民身份名列汉代诸王侯之前，其背后不仅仅是司马迁之于孔子的推崇，还有时代潮流的共同作用。故本文将以《史记·孔子世家》为基础，兼考其他史家著作及观点，来考察司马迁对于孔子形象构建背后的时代影响及其特点。

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

世家背后的时代映射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传》中言及自己撰写三十世家的原因。即“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但是综考三十世家之人，除孔子之外，最低也是侯爵一级的贵族，王族更是多达十三篇之多。对此张大可教授有过总结“(1)记诸侯列国史；(2)载传代家世；(3)《世家》与《本纪》同体，均编年纪事，因有别于天子等第而别名世家。”而孔子一生，仕途最盛时也仅至大司寇，封爵授土更是从未有过。理论上来说，孔子是绝无进入世家的可能，但是司马迁却将其排入，而且位居汉代诸王侯之前，其因何在？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一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生于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中国古代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政治家。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

对孔子以庶民身份名列世家，历代学者对此均有评价。司马贞认为“孔子非有诸侯之位，而亦称‘系家’者，以是圣人为教化之主，又代有贤哲，故称‘系家’焉。”张守节认为：“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这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当时的主流思想——即认为孔子是凭借教化学术从而名列世家的。当然，后世也有批评司马迁世家定义不清，自相矛盾者。如北宋名相王安石：

太史公叙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公卿特起则曰‘列传’，此其例也。其列孔子为世家，奚其进退无所据耶？孔子，旅人也，栖栖衰季之世，无尺土之柄，此列之以传宜矣，曷为世家哉？岂以仲尼躬将圣之资，其教化之盛，舄奕万世，故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极挚之论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处之世家，仲尼之道，不从而大；置之列传，仲尼之道，不从而小。而迁也自乱其例，所谓多所抵牾者也。

王安石正是看出了史记中对世家定义的互相抵牾之处，所以认为“迁也自乱其例”。本质上也是认为孔子名列世家有失偏颇。但是无论如何，综合考究春秋以来对社会对孔子形象的认知，依旧是一个不断神化构建的过程。

但在汉代之前，孔子的个人形象虽然也很崇高，但是并未脱出现实的限制，孔子还是一个普通人的形象。他也会嬉笑怒骂，也会恼羞成怒。而且孔子一生仕途始终郁郁不得志，辗转多国不被重用，甚至“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左据槁木，右击槁枝而歌猋氏之风”，差点死在陈蔡边境。而后虽然孔子在教育和德行方面名扬天下，儒学也成为当世显学。但是其始终在政界未得志，换而言之，即在当时的时代，孔子始终没有进入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中，在当时的时代孔子也不算“圣人”，只是一个学派领头人。而且其主要声望还与其后的儒家学派代表，如孟子，荀子等人的大力宣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 ，邹国(今山东邹城东南)人。战国时期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是孔子之后、荀子之前的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

而就算如此司马迁也依旧愿意打破常规，将其列入世家，这个决定的背后不仅仅是司马迁的个人经历使然，也与当时的时代特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司马迁的个人经历对人物塑造的影响

司马迁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影响极其深远的历史大家，《史记》更是对后世史书编篡影响巨大。而司马迁的史学观念和纂史思想又受其父亲司马谈和其导师董仲舒的影响，所以正确理解司马谈和董仲舒对司马迁的影响过程，是我们进而正确理解孔子世家和史记不可或缺的路径。

司马谈对于司马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其之于孔子的推崇，甚至在司马谈临终之时，还嘱咐司马迁要学习孔子：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受父亲的影响，司马迁对于孔子一直保持着崇敬的心态：“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经后世学者考证，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提及孔子，可见其之于孔子的深厚感情。

如在《十二诸侯年表》、《鲁周公世家》中有孔子出生的记载，在《秦本纪》、《吴太伯世家》、《晋世家》、《楚世家》《魏世家》、《伍子胥列传》中均说到孔子相鲁，在《周本纪》、《秦本纪》、《十二诸候年表》、《鲁周公世家》、《陈杞世家》、《卫康叔世家》、《晋世家》、《郑世家》、《燕召公世家》中均有书孔子卒。至于在《乐书》、《封禅书》、《管蔡世家》、《老子韩非列传》等篇中，亦多有孔子活动踪迹之记载。

而且司马迁在评价历史人物中，更是多次引用孔子教诲：“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余闻孔子称曰‘甚矣鲁道之衰也！洙泗之间龂龂如也’”，足可见司马迁对孔子之推崇。甚至“把孔子当作唯一可以印证的权威。”

除此之外，司马迁的导师董仲舒对其思想体系的构建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

关于董仲舒是否为司马迁导师的问题，学界也有不小争议。陈桐生：《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说质疑》中即认为董仲舒不是司马迁的老师，此说为宋人讹传，但是此论尚未得到学界承认。不过无论怎么说，司马迁的思想构建受董仲舒极大影响是学界公认的。

董仲舒是汉代儒学大家，其将儒、道、阴阳五行说相糅合，提出了诸如“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理论，对后世影响极其巨大。在其影响下，司马迁对于孔子和儒家也是极为推崇：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由此可见司马迁之于孔子和《春秋》的极力推崇，以及司马谈和董仲舒的好恶对司马迁历史观和人物观的巨大影响。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就能发现，司马迁对于孔子的极力推崇，绝不仅仅是其父亲和师长的影响，其背后还有浓厚的时代烙印，换句话说，司马迁对于孔子如此推崇，其实是时代的导向，而孔子形象的不断神化，实际上也是时代特征的反应和必然。

时代影响下的历史叙事

汉朝建立之初，由于秦朝暴政和秦末常年的战乱，经济极其凋敝：“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干，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无盖臧。”，为了维护根基不稳的汉朝政权，统治者采取了“与民休息”的黄老之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并多次劝课农桑，减轻赋税，恢复民力。其实选择黄老之学，不仅仅是为了迅速恢复经济，而是因为当时汉朝国力衰弱，没有采用更为激进有为的儒法思想的经济和政治的实力。选择黄老之学实际上是不得不为之。

此处最有意思的是，上文提及的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黄老之道盛行之时，其言论也是大力推崇黄老之学，对儒家思想颇有微词，这与其之后对司马迁的教诲截然相反：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这实际上正反应了时代特征对于其中的个人思想的巨大影响。后世学者也公认司马谈思想的转变是受“历史条件的决定与影响。”：

（司马谈）生于汉文帝时期，他出生的时代，就是一个黄老之学十分盛行的时代……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好老子之言成风，自不待言。此时，正是司马谈思想的形成阶段。他‘仕于建元、元封之间’，二十岁左右入仕，这以前正好是其受业学习以及思想形成的阶段，时代和社会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而后经过多年积累，汉朝国力在汉武帝时期趋于极盛，具备了改革指导思想体系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基础。而且汉初推行的黄老之学不像秦初推行的法家学派禁止其他思想（当然这也与稳固秦朝统治有关）。这也给经受秦代摧残的儒家思想休养生息的机会，最终经过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革和鼓动，汉武帝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推崇为发展的指导思想。，最终使得全社会一时间兴起尊儒之风：

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其所以极盛者，汉初不任儒者，武帝始以公孙弘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元帝尤好儒生，韦、匡、贡、薛，并致辅相。自后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青紫拾芥之语，车服稽古之荣。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以累世之通显，动一时之羡慕。

正是在这个崇尚儒学的社会风气下，司马迁自然会对儒学和孔子倍加尊崇，甚至于将自己写作《史记》比作《春秋》，这不仅仅是对自己作品的深切希望，背后更是蕴藏着对儒家思想的无限崇敬。所以孔子入世家之列，不仅仅是司马迁个人对于孔子的推崇影响，更是时代趋势之所必然。

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

司马贞：《史记索隐》

张守节：《史记正义》

郑慧生：《“世家”解》，《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

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李颖科：《论孔子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影响》，《唐都学刊》,1994年第6期。

曹芙蓉：《史记》中的“《春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19年5月。

汪高鑫：《司马谈与〈史记〉》，《安徽史学》.2002年第2期。

陈咏红：《周秦汉时期文士疏离现象与文学流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2016年5月。

邓莹：《孔子世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08年4月。

钱穆：《孔子与论语》，长沙：岳麓书社，2020年

[美]赫伯特·芬格莱特着，彭国翔，张华译：《孔子·即凡而圣》，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杨朝明，修建军编：《孔子与孔门弟子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

[日]和迁哲郎着，刘幸译：《孔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张大可：《司马迁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

施丁,陈可青编着：《司马迁研究新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赵生群：《《史记》文献学丛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曾祥旭：《士与西汉思想》，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张宁：《试论孔子形象再造的先天性因素》，《中州学刊》,1995年第5期。

吴竹芸：《《论语》中的孔子形象》.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5月。

谢祥皓：《略谈《庄子》中的孔子形象》，《齐鲁学刊》,1985年5月。

张岩：《孔子形象详析》，《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6月。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

陈桐生：《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说质疑》，《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陈博：《从理想社会构思到社会政治实践——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3年5月。

郑建萍：《黄老思想及其对汉初治道之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宁国良：《黄老道家的政治思想与汉初的治国实践》，《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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