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房屋租赁业发展迅速，引起朝廷重视，给政府又增加一项税源

自唐末到五代十国末期，经历了五十多年的战乱，中原大地民生凋敝、生灵涂炭，整个国家的经济民生受到重创。
百姓盼望和平，盼望安居乐业。公元960年，赵匡胤发生“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结束了北方分割战乱的局面，也顺应了百姓愿望。

北宋建国之初，因为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国家经济非常不景气。不仅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连政府官员生活也是捉襟见肘。

这一点体现在住房上，就是很多官员连个像样的住宅都没有，不得不租住在破旧的住房里。甚至当朝宰相也没有自己的府邸，也需要租房子。

官员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普通百姓了。出乎意料的是，后来宋朝经济得到极大改善，但房屋租赁业反而兴盛起来。

一、经济不景气和文官制度催热了房屋租赁业

北宋定都东京汴梁。由于连年战争不断，汴梁城差不多成为一片废墟，百姓房屋破损倒塌，整个住房状况非常不好。国朝定鼎，百废待兴，朝廷根本没有财力为官员修建官邸，官员俸禄又低得可怜，所以很多官员只能租赁房屋居住。

如果说最开始房屋租赁业的发展是由于经济状况不好导致的，那么后来的发展就跟北宋的“重文抑武”的制度有极大的关系。

宋高祖赵匡胤建国之后，有感于唐代以来武官职掌兵权、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希望大宋王朝可以不重蹈覆辙，保持长治久安。

于是，在宰相赵普的建议下，宋高祖上演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大戏，众多与之一起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夺取天下的武将被剥夺了兵权。

不仅如此，整个宋朝都对武将心存深深的戒备之心，有官僚体制上也始终沿用“重文抑武”的政策。这就导致宋朝出现文官掌权、边备不振、官僚机构越来越庞大的局面。

朝廷和地方官员越来越多，这不仅大大增加了政府财政开支，还出现另一种现象，就是随着京师人口不断增长，也造成京城住房紧张的局面。

进京任职官员越来越多，在拖家带口，在无力建造自己的房屋的情况下，只能租赁房屋。有宋一代，地方官员调动非常频繁。

京城官员或因为正常调动，或因为贬谪，从京城到地方，从地方到京城，甚至全国各地到处为官也不足奇。这些官员每到一地任职，时间长短不一，一般不会自建房或卖房，更主要采取租赁的方式。

以苏轼为例，他宦海沉浮四十多年，做过京官，更多时间在地方任职。看其履历，其足迹遍及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等地。

以这样的仕途经历，不可能每到一处即修建住宅安家落户，再说薪俸也无力承担。每到一地，租赁住房成为其安家的首选。

苏轼被贬黄州，因为太过穷困，朋友就找当地官员，将城东原来用于驻军的十亩荒地拨给他耕种。苏轼于是顺带着修建了几间草屋，从此自号“东坡居士”，所建草屋名为“雪堂”。

即使随着社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官员俸禄逐年增加，很多官员到某一地任职，仍然以租赁房屋为主。

北宋灭亡后，赵构于杭州登基，开启南宋统治，很多朝廷官员也随之南迁。这些官员初到南方，也是通过租房安顿下来。

当然，同是租房，条件也大相径庭。一些朝廷高官租住的房屋就相对豪华，租金也相对较高，而很多下层官员所租住的房舍就较为简陋，仅够容身避风雨而已。

二、房产税成为宋朝一项重要税收来源

宋朝武备不振，在与周边政权的战争中经常处于下风，被迫割地赔款。也正是迫于这种压力，宋朝大力发展经济，鼓励工商业发展。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商业最发达的朝代;商贾流动贸易，也促进了租房业的发展。由于每年需要向辽国输出大量“岁币”，还有大量的官员需要供养，宋代的财政负担也很沉重。

当时宋朝民间房屋租赁业已很盛行，房产收入成为很多人家的重要收入之一。而宋朝政府的财政压力却越来越沉重，到处找钱成为当政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以农业为主、工业不发达的古代，要想增加财政收入，除了加重对农民的盘剥，并没有什么好办法。宋朝虽然商业发达，仍然摆脱不了财政负担沉重的积弊。

为了增加税收，缓解财政压力，宋朝统治者看到房屋租赁行业存在巨大的利益，于是宋朝政府打起房产税的主意。这样，宋朝政府就逐渐将租房业纳入朝廷的税收体系当中。

对租房征税会涉及到很多问题，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税收标准如何确定，农村和城市的房产出租是否同等标准征税等。这比按人口征税的人头税、按田亩征税的农业税都要麻烦得多。

当然，对房屋征税必然会增加老百姓的税收负担。尤其是对住在城市的居民，房屋出租是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

所以，朝廷也需要考虑得全面一些，比如他们会对百姓出租的房屋制定相应的免税措施，这一定程度上就减轻了百姓的税赋负担。

同时，政府也会对房租价格进行适当干预，防止房租上涨过快，影响诸多租房人的生计。总之，自从政府出手征税、干预价格，起自民间的房屋租赁业就不再是原来的自发状态。

房屋租赁不是宋代特有的社会现象，但对房屋征税却是从宋代开始的。这与宋代经济的繁荣、人口流动性的增加有相当大的关系。

除此之外，还有深层次的政治原因，那就是宋朝“重文抑武”政策导致的官僚机构的臃肿，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官员异地调遣的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