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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先生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应聘为哲学门教授后，他的治学门径和思想引起傅斯年和顾颉刚两位治古史大家的注意和拥护。傅斯年是国学大师黄侃的得意高足，而黄侃是非常反对胡适的白话文运动和思想的，但是胡适却把傅斯年从黄氏门墙拉到自己身边来，可见胡适的治学功力，傅斯年和顾颉刚的归队，奠定了胡适的在北大历史门的地位。
后来，《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更是奠定了胡适在学术上的“教主”地位，梁启超、梁漱溟也开始对胡适转向，因为不使用胡氏的方法论，是站不住脚的。从此胡适的“科学方法”，从而开启无数青年法门。
从1917年胡适回国到1950年傅斯年去世，胡傅二人亦师亦友30年。傅斯年给胡适的信中始终称适之先生，署名是学生傅斯年，他们同唱和，无论治学方向、对历史的预判，人格和风骨、还是政治价值观，二人始终亦步亦趋。胡适曾说：傅斯年是他的护法和保护神，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胡适对傅斯年这位“天才式的能办学问又能办事”的大弟子始终关爱和扶持，一直延续到傅斯年去世。
但是，君子之交，有和就有不和。胡傅二人也有相左的一面，而且激烈。
周作人算是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在抗战胜利后，作为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开始清理北大的“汉奸”教授们，其中就有周作人。周傅二人发生激烈争辩。但傅斯年还是没有给周氏发北大聘书。周氏后来受审，胡适对记者仍称呼周作人是他朋友。此时国内惩责汉奸氛围高涨，傅斯年则劝胡适，注意政治影响，不要给自己惹火烧身，但胡适还向法庭提供周氏保护北大校产的证明，这意味着周氏刑责将受轻发落。此事引起傅斯年的不快，而胡适更是受到当时左派记者和文人的嘲讽和谩骂。
傅斯年对孔祥熙及家族人物向来不满，面对国难，傅斯年炮轰孔氏。但孔氏在抗战中的作用，也使得蒋介石对孔氏重用有加。面对傅斯年的弹劾。王世杰先生则以"恐被人借为口实，攻击政府，影响抗战前途"为理由，要求傅斯年等人自动撤消此案，另行设法处理。
陈布雷也出面表示："先生若果真以提案弹劾孔氏，只怕世界各国认为中国官员贪污舞弊，不给予抗战支持，怎么办？””一经大会讨论，公诸社会，恐使友邦更认为我们真是一个贪污舞弊的国家，对抗战不继续予以支持，那末，影响之大，将不堪设想。"
估计王陈二人对傅斯年影响不大，因为远在美国的胡适也开始劝傅斯年：勿攻孔。赴美前，胡适对孔祥熙是没有好感的，他是支持傅斯年“倒孔”的。
但是胡适赴美后，他见到了孔祥熙与前任大使王正延的通电，胡适对孔氏印象开始转变，他在日记中写道：寻得王儒堂与孔庸之往来的电报两大档，读了真如同看神怪小说。庸之的忠厚待人使我不能不佩服。
胡适之前对正在争取美援的陈光甫也是印象不好，但一同共事后，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孔祥熙部下、当时任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陈光甫，在美接洽以桐油、滇锡、钨锑作抵押的借款。陈光甫与其手下，能干实事，而且做到“弊绝风清”，赢得美方赞誉。可见胡适对陈光甫的印象。
胡适也把这个建议写道了对陈布雷电中：
弟向不满于孔庸之一家，此兄所深知。然弟在美观察，此一年中庸之对陈光甫兄之事事合作，处处尊重光甫意见，实为借款购货所以能有如许成绩之一大原因。盖庸之与光甫为三十年老友，性格虽不同，而私交甚笃。一年来光甫在美所办各事业，所以能放手做去无内顾之忧者，多因庸之绝对合作。
胡适还有一个拥孔的原因：“胡适深知国内和战两途的明争暗斗。”主和者汪、孔为首，他从翁文灏的电文里，窥见蒋介石的主张可以抓住孔氏，而不能抓住汪精卫。
胡适希望傅斯年再考虑：若行政院长为精卫，其结果如何？若汪长政院而兼外长，其结果如何？若政院为宋子文，其结果如何？若为孙哲生，其结果又如何？
胡适对傅斯年最后说道：我向来主张“打孔家店”的人，今反过来为庸之说好话，是很伤心的事。但我为国家计，认为应该如此干，故不避嫌疑，决心发此电。
最后的结果是:孔祥熙最后是下台了，换做了宋子文，再后来在宋的治下，经济一崩千里，换做了国府退出大陆。这也是蒋介石最后悔的用人风波。
胡适和傅斯年的争辩，给人们一大难题：风骨和实用，孰轻孰重。
也给人们三大教训：
1、替换一个人时，一定要确认替换者是否一定比被替换者，做的更好，更合适；
2、对一个人的真实印象，真实所见远比所闻更真实，也更重要；
3、丰富的信息才能做出更加全面和理性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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