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打仗如何训练有素？罗马军团：我们在坎尼交了7万人命的学费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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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每当谈及古代欧洲军事，罗马军团是绕不开的话题。可虽然很多人世人言必提罗马军团，但其实却缺乏对其真正的了解和认识，将不同年代、不同社会基础、面对不同敌人的罗马军团混在一起评论，以偏概全、张冠李戴盲人摸象的情况非常常见。动不动就说罗马军团如何正规化、如何职业兵，然后默认中国古典军队都是一些缺乏训练的农民动员兵。之前，冷兵器研究所用《一个罗马军团里有多少人？屋大维为何说有50万人为他服役》一文，为大家总结了罗马军团在千年里的规模和结构的变迁，以及组织与规模的变化。本文则要从坎尼会战到扎马会战，说一说罗马军团的专业度和职业化到底如何？

坎尼之战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最关键的会战，此次会战是罗马共和国自建立之后经历的最惨痛失败。按照特奥多尔·蒙森所著《罗马史》的说法， 参战的罗马军团士兵共计76000人，战死者多达七万，除此以外，执政官路奇乌斯·鲍鲁斯、前任执政官格涅乌斯·塞尔维乌斯，三分之二的官员以及八十名元老级人物均战没于此。

由于当时罗马实行公民义务兵制，战败消息传回罗马城后，罗马人“几乎没有一家人不为自己的某一个亲人而哭泣的。”

然而，即使遭遇如此重创，罗马仍未选择向迦太基俯首称臣。14年后的扎马会战中，罗马将领西庇阿击败迦太基名将汉尼拔，迫使后者与罗马签订和约，和约规定，迦太基需向罗马交出所有战象、战船，以五十年为期缴纳战争赔款，并承诺自此之后发动战争必须要经过罗马同意，自此，迦太基从一个商业国家退化成了一个不设防的商业城市。第二次布匿战争就这样以罗马的胜利作为结束。

在谈及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的转败为胜的原因，人们最常提到的就是罗马的“韧性”。的确，坎尼会战并非罗马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唯一的败绩，在此之前，罗马已经先后于特拉比亚会战（前218年）与特拉西梅诺湖会战（前217年）中遭遇重创，损失大量有生力量。

在这样的连番打击下，罗马并未屈服，而是继续动员包括无产者在内一切可以入伍的潜在兵员，包括未满17岁的男性公民、无产者乃至囚犯，在元老院的支持下，罗马甚至动用国库购买了八千名奴隶编入军队。罗马人对于国家潜力的挖掘和动员，是其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

可是，有一点却经常被人们所忽略：作为罗马共和国的标志性力量，罗马军团，其建制和战术在布匿战争中也在逐渐走向成熟，成为后世人们所熟知的那支强悍兵团。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在讨论罗马军团时，不少文献都认为，其本身除了军事职能外，更是一种“行政组织”。的确，追溯罗马军团的形成之初，其行政功能甚至要超过其军事价值。王制时期的罗马，其军事组织极为原始，国王将罗马划为20个部落（tribe），每个部落再次细分为4个百人队（century）。

一旦有战事爆发，各部落便以百人队为单位承担兵额。这种征兵方式延续到了罗马共和国建立之初，此时，末代国王塔克文·苏佩布已经被放逐，罗马改由两名先导官（即后来的执政官）共同处理政务、军务。部落数量也增至21个。

因此，整个罗马能够提供84个步兵百人队，6个骑兵百人队，以及5个辅助百人队。在此之后，罗马军团因地区冲突进行过多次改革，增加了中队(maniple) 这一中间单元，到马略改革时期，又增加了大队（cohort），但从性质上来看，无论是“百人队”还是“军团”，都有着浓厚的军政一体色彩，既用于战争动员，同时也是罗马公民进行投票时的组织单元，随着罗马疆域的逐渐扩大，其统治范围内能够动员的力量也日益增加，而这种百人队-军团的组织架构，也因循了下来。

《西方战争艺术》就盛赞罗马军团这种组织形式，称“行政组织是罗马人系统得以增强的另一个要素......当罗马人扩充其军队时，就增设军团，这样就为任何大型野战军对提供了良好的组织和管理”。

可问题也出在这里，此时的罗马军队中，“军团”并非独立的作战单元，而只能被称之为行政组织。作战时，无论罗马出动了多少个军团参战，他们依旧是以一个整体进行部署和作战。而其中的百人队，就更是如此，除了日常管理外，在大规模的会战中，百人队并不独立承担军事任务。

这种缺陷，在坎尼之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坎尼之战中，双方的军力有着不小的差距。罗马方面派出了8个罗马军团，和与之数量相当的同盟军——一般来说，罗马出兵时会要求盟友提供与军团数量相等的同盟军，并配备三倍于罗马的骑兵作为补充，然而，由于迦太基方除了本势力的骑兵外，还拥有精锐的努米底亚（Numidian）轻装骑兵作为支援，骑兵总数多达一万，因此在骑兵数量和质量上，罗马的六千名骑兵依旧处于劣势。

在步兵方面，罗马却占据绝对优势，16个军团的配置让其拥有将近5.5万的重装步兵，再加上数量在8千以上的轻步兵，使得即使算上骑兵，罗马的总军力仍超过迦太基一倍有余。一旦战局陷入胶着，罗马似乎很容易就能依靠兵力优势压垮对手。

可骑兵的威力依旧不可忽视，虽然此时的骑兵并非后世的完全体状态，但由于机动性的优势，一旦冲击步兵方阵薄弱的两翼及后背，极有可能逆转双方的形势。因此，坎尼会战中罗马方的指挥者执政官特伦提乌斯·瓦罗让罗马军队摆出史无前例的大纵深阵型，罗马方阵中每一支中队都被拉长至极限。

德尔布吕克认为，此战中罗马步兵阵的正面宽度最多为八九百米，而纵深则在70人左右，这甚至比当年在留克特拉之战中，阵型厚度已经超级加倍的底比斯圣军还要多五分之二。

平心而论，依靠大纵深抵抗骑兵冲击并非是一种异想天开的方式，事实上，对比希腊、罗马军队的方阵可以发现，正是因为经常与以骑兵见长的蛮族交战，罗马极少会摆出宽而薄的阵型。而一千多年后，勃艮第战争中崭露头角的瑞士方阵，也是以大纵深阵型对抗已然武装到牙齿的板甲骑士。可问题在于，他们遇到的是自幼就将罗马视为寇仇，又对其无比了解的名将汉尼拔。

战斗爆发后，罗马右翼的骑兵很快就被迦太基重骑兵驱离战场，随后，左翼的骑兵部队在敌人轻重骑兵的包夹下也很快亮了白旗。此时，迦太基军阵中央的步兵方阵被罗马重步兵以优势兵力压制，节节败退。按照以往的战例，只要中军被突破，失去勇气的重步兵很快就会溃退，乃至引发更严重的连锁反应。

但也正是在此时，被汉尼拔部署在两翼骑兵身后，之前并未参与战斗的阿非利加重步兵加入战斗，对罗马军队的两翼施加攻势，而已经战胜对面同行的迦太基、努米底亚骑兵，也在此时以远程投射武器不断袭扰罗马军队的背后。

在这样的包夹下，罗马方阵会快便被远少于自身的敌军包了饺子。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在兵力明显占优的情况下，被包围者难道不能让后方士兵阻挡敌人，同时集中兵力向前突击么？答案是，能，但这种操作并非此时的罗马兵团可以做到的。

过去我们经常有一种错觉，将希腊重步兵、罗马军团视作百里挑一的精锐，然而实际上，除了完全不必从事生产的斯巴达人外，早期希腊城邦制下的重步兵，在脱掉一身铠甲后摇身一变就会重新变为手工业者、商人或者富农，他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兵。

只有等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随着大量雇佣兵的崛起，希腊重步兵才最终走向职业化。而罗马人的情况也是类似，在马略改革之前，公民兵制度才是罗马军制的核心，士兵们只需要承担一定时间的兵役，就意味着职责的完成。虽然与蛮族相比，罗马军队已经是训练整肃的精锐，但在面对迦太基这样一个同一水平的对手时，公民兵的短板无疑被暴露了出来。

坎尼会战时期，罗马方阵往往排列成如同期盼一般的格子阵型，以青年兵-壮年兵-老年兵为顺序排列成三纵列。青年兵接敌后，壮年兵会以支队（由两个60人连队组成，老年兵减半）为单位填充战线中的间隙，以防阵型出现漏洞导致士气崩溃，而最后一排的壮年兵，也会在前一列出现空隙时再次进行补充。

对于方阵来说，横向宽度越长就越难以协调运动。《尚书·周书》里面记载武王伐纣的《牧誓》就提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意思是，军队行军不超过六、七步，就要停下来重整队形，这正是因为当时武王让三百辆战车一字排开对敌。

相反，缩窄方阵宽度在得到更大队形纵深的同时，也能提高方阵的灵活性，这种中队战术无疑更加适合当时的罗马，每一个青年兵支队都能获得背后两支壮年兵支队的支援，而壮年兵同时也可以以来身后的老年兵作为支撑。如此一来，困扰步兵方阵的士气问题可以得到暂时的解决。可无论是希腊方阵还是使用中队战术的罗马军团，其军队主体都是公民兵。这一现实条件在当时是无法改变的。

当罗马方阵的左右及后方都遭到敌人的进攻后，罗马军队瞬间陷入动弹不得的困境中，这是因为，各支队虽然看上去是独立的编组，但在大型会战时，指挥官很少会将指令下达到具体的某个支队，至于支队旗帜，此时虽然已经出现，但其在训练中的用途显然要更加重要。作战时，各支队往往会在百夫长的带领下对阵线进行填充，这在正面交锋中显然已经足够。

然而，坎尼会战时显然是个例外，特伦提乌斯即使能够注意到敌方骑兵、步兵的包围战术，他既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成熟的方式去调动足够数量的老年兵支队去防御和阻挡敌人。而直接指挥一整支军团转向迎战就更不现实，16个军团已经在前方接敌，抽调任何一支都可能造成战线的崩溃。毕竟，身处战阵中的士兵往往是非理性的，一旦周遭有友军从正在厮杀的锋线撤离，对己方士气的打击是巨大的。

此时罗马军团指挥官所面临的窘况，就好像你在全面战争系列游戏里即将遭遇敌人的围攻，却发现自己所控制的并非一个个可以独立操控的战术单位，而是一整个已经与敌人交战的大方阵。

于是，当大批敌人涌入方阵空隙后，本来身处后排的老年兵以及中间的壮年兵，只能在混乱中各自为战，而一旦失去壮年兵、老年兵支援，顿感背后一凉的青年兵也必然放弃继续向前进攻，转而改为防守，整个方阵瞬间失去了继续指挥的可能。

至于扎马会战的情况，则是另一种情况了。

前面我们提到，罗马所实行的是公民兵制度，此制度又可以称为普遍兵役制。理论上来说，全体公民都有承担兵役的义务，至于具体由谁应召需要抽签决定。但随着战争规模的加剧，罗马士兵往往前往阿尔卑斯、西班牙、亚洲等遥远地区，对于富庶的罗马公民来讲，出钱由他人承担兵役无疑比自己冒险更加划算。

因此，一种实际意义上的职业兵制在罗马逐渐成型。而对于统帅而言，他们正面对严峻的军事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严守义务兵的征召时限无疑是一种自损八百的行为，毕竟，没有哪个将领会愿意让人用还未见过血的新兵，换走自己麾下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正因如此，将领们更倾向于征召经验丰富的老兵参加战斗，这种频繁征调老兵的方式对这些将士们而言无疑是不公平的，但在外敌入侵的威胁下，人们总是会因为恐惧而无视所谓的公平。

不过，为了笼络这些老兵，将领们往往也会许诺以丰厚的军饷和战利品作为激励，受到这些奖励的鼓舞，不少已经服役十多年的老兵也愿意重新参战。第二次布匿战争后期，西庇阿所指挥的军队中，这类老兵的数量已经远超坎尼会战时期了。按照李维《建城以来史》的说法，来自坎尼会战中战败的军团残部，以及之后数次会战征募、搜罗的老兵，以及部分征召兵共同构成了西庇阿的军队。

另一个不同之处则在于将领，罗马军队的指挥者为执政官，与通常意义上的“将领”不同，执政官其实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元首。但奇葩之处在于，为了限制执政官的权利，罗马执政官有两位，同时，其任期只有一年，以这样的官职领兵，是典型的“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是不是有点像宋代的更戍法）。

这就导致执政官们往往对军事事务所知不详，而彼此间的牵制和种种政务往往也会消耗两位执政官的精力。一边是对军事并不谙熟的政客，一边是西方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天才汉尼拔，罗马军事指挥上的劣势可想而知。而扎马会战的情况则要好上许多，为了对抗迦太基这一宿敌，曾经固执古板的罗马元老院几乎如同找到救命稻草一般为那些可以抗衡汉尼拔的将领，在西庇阿之前，他们史无前例的授予昆图斯·费边·马克西姆斯·维尔鲁科苏斯以独裁者之职，授权其以毁誉参半的拖延战术阻挡敌人。

而西庇阿虽不是独裁官，但却在31岁被选为西班牙地区将军（通常情况下，此职务的年龄下限为40岁）、代行执政官，（仅次于执政官的官职，若执政官在任期内死亡或遭到弹劾下野，代行执政官立即转为执政官）。

更逾制的是，这两个职位的任职时间一直持续到迦太基人彻底从西班牙撤出为止，而在扎马会战前，西庇阿更是被授予统御阿非利加军队的权力，任期持续到战争结束为止。

持续的战争让西庇阿能够稳定征集获得富有经验的老兵，而无任期限制的职位，则让其影响力在军队中持续发酵。从稳定性上考虑，这种极强的个人威望的确可能造成对罗马政体的反噬，但同时，这却让这支罗马军队更加的如臂使指。扎马会战中，罗马军团依旧是以三横列迎敌，各支队之间预留一定空隙。

但细节却有不同，第二列壮年兵及第三列老年兵并不负责支援第一列的青年兵部队，而是在迦太基方指挥精锐步兵包抄时同样从两侧迎击。可以想见，此时的罗马军团中，即使是所谓的青年兵，也并非需要依靠后方的数量优势作为支援的新兵，而置于后排的壮年兵与老年兵，也已经可以迅速机动至方阵两翼。

扎马会战双方的军力对比与坎尼完全相反，迦太基拥有更多数量的步兵，而罗马由于有同盟的支持，在骑兵的数量上远胜迦太基。唯一的不同点在于，罗马军队的骑兵在击败迦太基骑兵后，并没有立刻支援处于劣势中的步兵，而是继续追击敌人，可以想见，在这一阶段，如果罗马军团被迦太基包围，很有可能会重现坎尼会战的惨剧。但汉尼拔的这一战术最终没能成功，因为此时的罗马军团已经由一支传统的公民军队逐渐转变为职业军团了。

参考文献：

1. 童良凯《罗马共和至帝制初期军团研究》
2. 王宁《罗马共和国中、后期军事后勤体系及特点》
3. 《战争艺术史》
4. 《西方战争艺术》
5. 《图解世界战争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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