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进取益州战略的利害得失（1）

益州战略是东吴建国初期即定下的经略天下的基本战略。赤壁之战后，东吴政权着手实施夺取益州的战略，由于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以及地理形势等因素的作用，刘备集团占据益州，东吴最终无法实现益州战略。

基于现实，东吴修正了益州战略．以略取、经营益州为主变为防御、联合益州为主，从而与蜀汉形成矛盾统一的关系。益州战略贯穿了东吴历史，深刻影响三国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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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时期，东吴政权谋划鼎足江东伊始，为图帝王之业，经营益州成为极其重要的战略构想。建安五年(200），谋臣鲁肃向初掌江东大权的孙权呈“吴门对”：

“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无自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

鲁肃认定曹操势力在北方已经巩固，孙权发展余地只有南方，从而建议孙权分步以图进取。第一步，鼎足江东，稳固根本；第二步，据扬取荆，窥探上游；第三步，并益州而尽长江所极，形成南北对峙；第四步，图霸天下以成帝业。

由此可见，在鲁肃的建议中，略取、经营益州是孙权“图天下”的关键所在。

其后孙吴大将甘宁也向孙权提出取益州的计划。赤壁之战前，原黄祖部下甘宁在投靠孙权之初，即向孙权建议：趁天下形势混乱，取江夏黄祖，进图荆州刘表、益州刘璋。他说：

“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

甘宁所建议，实为鲁肃“吴门对”计划的一部分。鲁、甘二人经营益州的战略构想，深得孙权赞赏。赤壁之战后，深受孙权器重的大将周瑜、吕蒙等又提出略取益州的计划。毋庸置疑，经营益州已成孙权集团建国立国的重要战略思想。

益州为古巴蜀之地，汉代时为十三刺史部之一，是一个地域广阔、经济条件优越而又相对封闭与独立的地理单元。它在天下危乱之时既可以自保，又可以作为经营天下的重要军事、经济基地。

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作《隆中对》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建安十六年(211），庞统向刘备建议取益州时说：“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同年，法正也向刘备说：“资益州之殷富，冯天府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

清人顾祖禹在总结：“蜀者，秦陇之肘腋也，吴楚之喉吭也，是诚攻守之先资也。”

简而言之，天下纷乱之时，据益州形便之地，退可以自保，进可以图谋天下。

战国时代，秦得之以制天下；楚汉纷争，汉因资统一全国。东汉末年以来传言“益州分野有天子气”，正说明益州此时，足以影响乃至制衡天下。也正因为如此，益州成为当时各大军事集团关注的目标，值刘焉、刘璋父子保守益州之际，除了江东孙氏之外，张鲁、曹操、刘备、马超等无不对益州虎视眈眈。

保有益州乃是立国江南的根本保障。三国末年，“王濬楼船下益州”，则“金陵王气黯然收”，就是历史的补证。

总之，在混乱割据的汉末三国时代，无论是图帝王之业，还是鼎足江东，居于江左的孙吴政权都应积极经营益州，以满足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要。不过，由于内外条件的限制，在决定天下三分形势的赤壁之战前，孙吴尽管在取荆州方面有所收获，但经营益州还仅仅是战略构想，并未能付诸实施。

赤壁之战后，孙吴获得了对外发展的良好时机，遂开始着手实施经营益州的战略。当时孙权进攻巴蜀，有两条路线可以考虑，一是越过刘备在荆州的地盘，沿江西上；一是北上今湖北房县、上庸，经安康，西取汉中入蜀。这即是周瑜对孙权提出的取蜀路线。周瑜“得蜀而并张鲁”的战略，对曹操震动极大。

曹操调整战略部署，加快了既定的西取马超、韩遂和张鲁而窥蜀的步伐。建安十六年（211）三月，曹操遣司隶校尉钟繇讨张鲁，使征西护军夏侯渊等率兵出河东，与钟繇会师共进，摆开必将谋蜀的架势。

关中诸将疑为袭己，马超、韩遂、成宜、李堪等十部皆反。七月，曹操亲征。不数月，瓦解了马超、韩遂联盟，大破十部军，斩成宜、李堪等，马超、韩遂西逃。曹操控制了关中地带，既扩大了地盘，解除了西北之忧，又使孙权循北路取蜀成为不可能。

因此，孙权只有考虑南路来进取益州。

《三国志·鲁肃传》载：“益州牧刘璋纲维颓弛，周瑜、甘宁并劝（孙）权取蜀，权以咨（刘）备。备内欲自规，乃伪报曰：‘备与璋托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左右，备独悚惧，非所敢闻，愿加宽贷。若不获请，备当放发归于山林。’”

《三国志·刘备传》载：

“(孙）权遭使欲共取蜀，咸以为宜报听许，吴终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为己有。荆州主簿殷观进曰：‘若为吴先驱，进未能克蜀，退为吴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赞其伐蜀，而自说新据诸郡，未可兴动，吴必不敢越我而独取蜀。如此进取之计，可以收吴、蜀之利。’先主从之，权果辍计。”

因地理、军事形势，孙吴既然不能越过荆州而有巴蜀，刘备亦不可卒灭，所以便有了试图与刘备共谋伐蜀的问题。“权以咨备”，“欲与备共取蜀”，属于孙权外交上的权谋，其实不可能与刘备真正商议；刘备则摆出一副正义面孔，阻止孙权攻蜀，以求自己得利。

众所周知，经营益州本是诸葛亮《隆中对》的既定国策，决定刘备集团的前程命运，刘备当然不肯让孙权夺取。为了益州，孙权欲与刘备兵戎相见；而刘备也相应作出军事部署，层层设防以备吴军，摆出决一死战的姿态。值周瑜既死，孙权未敢启衅，图蜀之事暂罢。而刘备鉴于天下争益州的形势明朗，遂加紧谋划，并于建安十九年终于占据益州，致使孙权的益州战略最终归于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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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决定自己政权生存与发展的大政方略不会因他人的反对就改变，何况吴主孙权坚毅的性格也不是轻易可改变的。孙权因刘备的反对而放弃经营益州，这背后有其深刻的政治、军事背景。

赤壁之战前，尽管“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但保守江东尚可，攻击益州则力量远远不足。赤壁之战后，孙吴尽管“鼎足江东”，略取了荆州的一部，力量有所增强，呈攻取益州的有利形势，但还不足以轻易略取益州。

一是自己的军事力量不足。外部，曹魏一直把孙吴作为最主要的敌人，赤壁之战失利后，仍时时准备卷土重来，破灭江东。孙权承受北方曹操强大的军事压力，不得不部署大量的兵力来对抗。

内部，山越问题一直十分严重，极大地限制了孙吴的对外战略，所谓“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以当时孙吴有限的国力，防御外敌与平定内乱有余，但举大军略取益州则实在不足。

二是刘备的军事力量已较强大。此时横亘于江东与巴蜀之间的已不是可以予取予夺的刘表，而是由于赤壁之战的胜利而逐渐强大起来的刘备。刘备正巩固荆州已据地盘，谋图发展。孙权虽然不甚看重刘备在荆州的军事存在，但欲使刘备屈从，势必通过一场战争才有可能。

而进行这场战争，又势必大量消耗孙吴的国力。

三是益州刘璋拥有相对强大的军事力量，也不是孙吴可轻易攻取的。这从建安十九年刘备略取益州时比孙权拥有更多的有利条件(有张松、法正作内应），却依然极其艰难地才得到益州，可以推知一二。

此外，以地理形势论，孙权要略取益州实为不易。益州之地易守难攻；而以下流之势溯攻上流，更是事倍功半。陆机《辨亡论》论蜀吴郊境形势时曾称：“重山积险，陆无长毂之径；川阨流迅，水有惊波之艰。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舳舻千里，前驱不过百舰。”

故而，以江左之地欲取益州，诚非易事。总之，以孙吴有限的国力，就当时形势，即令周瑜不死，要略取益州，成功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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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战后，天下三分的形势初步形成。曹操“威力尚存”，孙、刘集团力量还不够强大，必须维持联盟关系才可能生存、发展。建安十五年，刘备冒险到京口亲见孙权。行前诸葛亮曾极力劝阻，但刘备认为“仲谋(孙权字）所防在北，当赖孤为援，故决意不疑”。

刘备与孙权会晤，利用曹操的压力，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军事利益，除与孙权联姻外，还从孙权手中借得荆州南郡以及让孙权建都下游建业，使自己获得在上游经营的战略空间。自然地，刘备利益的获得是孙权致力于孙刘联盟的稳固而作出让步的结果。

刘备至京口是为了巩固孙刘联盟，利用联盟谋取自己的利益，因为当时致力于巩固联盟的是孙权，而不是刘备，在外交上，孙权的谋划要比刘备深远得多，延伸到孙刘相争的益州问题上也是如此。

孙吴的益州战略，直接而尖锐地与刘备集团的立国思想相对立。孙权为了联盟，不得不暂时放弃益州战略。刘备正是利用北方曹操的压力，和孙权依然想维持孙刘联盟的思想，迫使孙权放弃略取益州的行动。

经营益州在当时已不决定孙吴的生死存亡，考虑到自己夺取益州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当刘备表现出誓死争夺益州的决心，为了孙刘联盟，孙权于是作出暂时放弃经营益州的计划，让刘备去占据益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