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春节结束后,谢晋带着怀孕的妻子凌伟成和三个孩子回到了广东的家乡。安顿下来后,谢晋匆匆回到上海。离开前,谢晋告诉他的妻子:
“在胜利的那天,我来接你,回到上海。”
我已经等了很多年的坏消息了
谢晋离开后,凌伟成成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根据当地的农村习俗,男人不在田里务农。此外,凌伟成的法律父母也很老。前上海女士,凌伟成,不得不脱下旗袍,换上粗布衣服,从零开始学习做农活。
凌伟成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商人家庭。虽然他家只经营一家面馆,但他比谢晋的家人好得多。凌伟成在上学时学习音乐。他精通多种乐器。现在,他用纤细的手指捡起了沉重的农具。
然而,凌伟成对自己目前的生活并不后悔。自从她第一次见到谢晋是在同学的婚礼上,她就决定这个男人可以依靠生活。
图丨谢晋元夫妇结婚照
1928年,谢晋元随军攻打济南,不幸身负重伤,转入汉口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一年多的时间中,凌维诚多次前去探望,谢晋元眼瞅着自己的身体即将康复,对凌维诚说出了那句埋藏在心底许久的话:
“我们结婚吧!”
对于这一桩婚事,凌维诚的母亲一百个不愿意,对于谢晋元的人品,凌维诚的母亲毫不怀疑,但对于他的职业,凌维诚的母亲还是有些顾虑,除了和家人聚少离多以外,最大的风险还是在于战场上随时都有可能丧命。
但凌维诚对此丝毫没有顾虑,毅然决然地嫁给了谢晋元。
婚后凌维诚生下大女儿之后,便返回上海,大女儿则留在汉口,交由奶妈抚养,后托人带回上海。在上海的几年中,凌维诚相继生下了二女儿和大儿子,谢晋元常年不在家,凌维诚就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
图丨凌维诚旧照
1936年,张志忠下令开始在松湖地区研究作战计划,派谢晋等人偷偷潜入上海,侦察日本总部周围的地形。看到战争的到来,谢晋想把夫妻送到广东的家乡。
谢晋说出自己的想法时,遭到了凌伟成父母的一致反对。依靠父母的支持,凌伟成在上海长大子女;凌伟成的姐夫也毕业于黄埔,在政界有一定的声誉。他可以安排凌伟成和他的孩子们到重庆避难。
然而,谢晋坚决拒绝让他的妻子和孩子去重庆。一方面,他的家乡地处偏远山区,根本不考虑安全问题;另一方面,谢晋很担心父母的忽视。
凌伟成明白了谢晋孝顺的愿望,又达成了妥协。他坚决收拾行李,跟着谢晋回到家乡。
农村的贫困生活激发了凌伟成的无限潜力,很快她就能熟练地应付她在田间的工作。每天早上,凌伟成都会像当地人一样,做一壶米饭。当孩子们起床后,他们可以自己捡起食物,开始他们一天的工作。当她晚上回来时,她仍然要做家务,直到深夜才睡觉。
图丨凌维诚与孩子们
凌伟成很快就长了老茧,失去了娇嫩的光泽。然而,凌伟成并不在乎。她坚信谢晋很快就会赶走敌人,回到上海接他们。
她丈夫的承诺已经成为凌魏成在艰难的日子里唯一的精神支持。
1940年,凌伟成的岳母去世,她的岳父收养了一个小女孩作为孙女。在家吃饭的人数根本没有减少,而且没有婆婆的帮助,凌伟成在国内外都比较忙了。出乎意料的是,一年后,坏消息传来,谢晋在上海被暗杀身亡。
凌伟成得知谢晋去世后,精神崩溃了。她多年来一直支持她,只是等待丈夫的胜利,全家团聚。出乎意料的是,她在等待着这样的结果。她想和丈夫一起去,但一想到她年迈的岳父和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她就不得不振作起来,继续维持这个家庭。
1941年秋,凌伟成到重庆领取国家政府的养老金。在访问期间,蒋介石和他的妻子承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家将照顾他们。宋美玲也握着凌伟成的手,说全国永远不会忘记她。
凌伟成带着5万元养老金回到广东。和岳父商量后,他留下一半的钱,买了三亩地耕种。要指望对日本的抵抗战争的胜利并不容易。凌伟成卖掉了自己的一些农田,带着四个孩子回到回上海的路上。
图丨凌维诚与孩子们合影
当时她们想从汕头坐船回上海,结果路费不太够。当地人听说凌维诚是谢晋元的遗属,便找轮船公司说情,免去了她们在船上的食宿费用。
一路上走走停停,一个多月之后,凌维诚终于回到了阔别十年的上海。
回到上海的第二天,报纸上就登出了谢晋元遗孀回沪的消息,很快就有两三个孤军找上门,将凌维诚一家请到了在沪孤军的栖身之地,一栋原先属于日本人的三层楼房中。
这个时候凌维诚才知道,谢晋元牺牲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为了孤岛,孤军更是陷入了艰难的境地。当时伪上海市长陈公博要求孤军营参加所谓的“和平运动”,结果遭到雷雄的拒绝。
没多久日军就突袭了孤军营,将手无寸铁的孤军拘禁到另外的地方,强迫他们挖壕沟,做苦工。由于孤军反抗,日军将他们押到了南京,关押在俘虏收容所中。
身处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孤军仍像谢晋元活着的时候一样,保持着严肃的军纪,每天由官长率领跑步和体育锻炼。这种顽强不屈的精神激怒了敌人,很快这些孤军就被分散至不同的地方,被迫无休止地做苦工。
图丨凌维诚与四行孤军幸存者合影
日本投降后,除了少数人趁机逃到重庆外,有100多人从全国各地返回上海,其中大多数人被敌人杀害。这些回到上海的孤立的士兵没有工作或生活的地方。
凌伟成听到士兵们的情况后,不禁激动地说:“团长死了。作为团长的妻子,我应该承担团长留下的重担。”
1946年6月,凌伟成带着两个儿子去南京见蒋介石,却见了宋美玲。宋美玲让凌伟成先回去,然后安排上海市政府照顾他们。
这样,凌伟成就没有得到任何钱,被宋美玲寄回了上海。
后来,凌伟成去了上海市政府讨论这个问题,但上海市政府将其推到了社会局,社会局要求凌伟成去找其他部门。凌伟成在上海的大小部门圈,最终一无所获。
当时,国家政府的主要重点是打内战。唐恩波曾经动员这些孤立的士兵返回军队,并承诺给他们站岗。然而,这些孤立的士兵都不同意这些条件。他们已经受够了战斗的艰辛,不愿意继续打内战。
最后,这些被孤立的士兵完全失去了控制。为了让人人都能生存,凌伟成尝试了很多种方法,比如接管日军占领的码头,让士兵们携带大袋子。然而,码头已经被占领,这些孤立的士兵在几天内就受到了警察的干预。
图丨凌维诚请求国民政府划拨上海码头的报告
后来,凌伟成提出了开通一条公交线路的想法。当一切都准备好后,他在开门的第一天就被警察拦住了。他不能不受责骂就离开,所以他不得不停下来。
最后,凌伟成利用了所有现有的关系,恳求谢晋的熟人向士兵们介绍他们的工作。一些士兵成为了铁路警察,一些成为了企业的司机,还有一些被介绍到航运公司工作。
由于他们的高质量,这些士兵在说话和做事方面非常可靠,他们基本上一直工作到退休。
1948年,内战变得越来越激烈,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李春林是一名独自服役的连长,李春林在谢晋墓地周围围了60多亩土地,租给了逃到上海避难的难民。每个家庭都收取少量的租金。
李春林把全部的钱都交给了凌伟成来分发。除了孩子们学习和生活的钱,凌伟成还把剩下的钱给了孤立的士兵。每个月最多有超过110人来领取生活补贴。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接管国民党的资产。为了让这些士兵继续生存,凌伟成给陈先生写了一封信,要求将士兵居住的三层建筑和谢晋墓地周围的空地留给他们继续使用。
图丨凌维诚与儿子、孙女在一起
直到这个时候陈毅才得知,“八百壮士”居然还有幸存者,而且有一部分就在上海。陈毅立刻批示,三层小楼和墓地周围的空地归凌维诚使用,不用交房租,也不收住房房捐和地捐。
在陈毅的关心下,谢晋元的孩子们终于过上了安稳的生活,可以安心上学读书工作,凌维诚也得到了托儿所的工作,后来又调到服装厂,一直干到退休。
回想起当年自己找国民政府求助,遭遇相互推诿的经历,凌维诚不禁敬佩新政权尊重历史的态度。
五十年代初期,在沪的孤军士兵陆续返回家乡,临行前他们来向凌维诚告别,凌维诚总会给他们准备一笔路费和安家费。等孤军士兵走得差不多的时候,凌维诚也不再收取墓地周围的租金。
虽然凌维诚出身条件优越,但她的一生却是艰辛的,对于自己的那些遭遇,她总是选择隐忍,从不怨天尤人,还积极向弱者伸出援手。在说到她为孤军士兵奔走半生的经历时,她曾对儿子说过这样一段话:
“你父亲虽然牺牲了,但全国人民都纪念他;而许多人牺牲了,不仅默默无闻,甚至尸骨无存,比我们惨多了。苦就苦了这些孤军士兵啊,他们在战场上卖命,在租界被囚,在日军战俘营做苦力,九死一生地盼到战争结束,却连生活都无着落!我作为团长夫人,一定要尽我所能帮助他们,否则你父亲在天之灵也会不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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