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友泉：明后期月港海外贸易监管体制及其权力运行 ——兼论月港衰弱的体制原因

摘要：隆庆月港开禁特定的内外政治意图，型塑了部分开禁的特殊样貌，催生出一套海禁重于贸易、监督重于管理的海外贸易监管体制。月港特殊开禁格局及其所带来的责权利错位与洋利分配不均等弊端，是监管体制建构难以回避的话题。经府、道、院三方持续博弈，最终形成漳州府领导、府佐为政、道院监督的分工架构，导致体制运作呈现出运行层级低、协调乏力、责权倒挂、监督失效、权力失控等特征，月港体制迅速被贪官、酷吏、奸商扭曲为贪渎蠹商体制，各项监管措施异化为既得利益群体制度套利工具，进而形成一整套灰色运行规则，以及按权分配、费重于税的洋利分配格局，窒息了月港合法贸易的正常开展，成为明后期月港衰弱的体制原因。

关键词：月 港 海外贸易 监管体制 权力运行

引言

隆庆初年，明廷在月港部分开禁，“准贩东西二洋”，在中国海外贸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被动、部分开禁的政策环境下，月港所采用的并非单纯的贸易管理体制，而是一套海禁重于贸易，监督重于管理的贸易监管体制（简称“月港体制”）。以往学界对明代月港部分开禁的研究，或偏重于督饷与贸易的探讨，或侧重于海禁举措与影响的列举，这种将海禁与贸易简单耦合的研究进路，实质上割裂了海禁与贸易二元一体，“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的制度逻辑，突出反映在对月港稽查制度的关照不足，形成了重督饷、轻稽查的成果产出格局，难以呈现月港体制的整体样貌。同时，研究者注意到地方主导下广东市舶司职权膨胀，官员贪腐、作法兴利，成为最腐败的衙门之一，被称为“濒海贪泉”。无独有偶，月港“官害”“吏害”“商害”横行，仅停留于贪腐现象的描述，并不足以揭示体制异变机理。史料上，近期笔者得阅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敬和堂集》全本，其中《海禁条约行分守漳南道》等篇的核心在于批复、颁行《海禁条约》（简称《条约》）。作为一类特殊的规范性文件，“（条约）刊刻板榜，竖于海澄泊船海埠，永为法守，仍刊书册，分布各商梢出没县分，并各戍守官兵、商民人等一体遵照施行”。同时，作为巡抚对道员的行文，该文件保留了巡抚、分守道、漳州府会议过程，成为窥探月港体制建构及其权力运行最直接、系统的史料。此外，该文件激活了万历四十四年（1616）推官萧基所上《恤商厘弊十三事》（简称《十三事》），该文虽托名清除税珰遗毒，实则总结了月港经年积弊，在执行层面保留了《条约》实施记录，由此形成了自条规至实施相对完整的史料链条。本文在贸易与海禁二元一体视角下，通过解读《条约》与《十三事》，力图还原明代月港体制的总体样貌，并借由监管职官体制演变考察月港体制权力运行，揭示体制异变的过程与机理，进而讨论明后期月港衰弱的体制原因。

一、贸易与海禁：明后期月港海外贸易监管体制

“贸易”与“海禁”无疑是月港体制并行的两大关键词，这是由部分开禁特定的内外政治意图所决定。对内方面，弛禁主要目的在于消弭盗寇，这与月港“二十四将”叛乱发生，以及明廷的关注有密切关联，反映在官绅奏疏、文集中皆将“弭盗”作为开禁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故海澄之开禁，凡以除中国之害也”，“准其纳饷过洋，既裕足食之计，实寓弭盗之术”。直至万历二十年（1592）许孚远抚闽期间，该理念并未改变，“商舶之开，正以安反侧，杜乱萌也”。对外方面，早在月港叛乱期间，官绅酝酿的部分开禁政策蓝本，便形成了区别对待，有限开放，只出不入，严禁日本的开禁格局，尤其严禁日本成为月港开禁的重要基石，“特严禁贩倭奴者，比于通番接济之例”。

月港开禁特定的内外意图，型塑了部分开禁的特殊样貌，催生出一套颇有特点的海外贸易监管体制，该体制以禁绝日本为宗旨，包括保甲、澳甲、号牌、保结、督饷、船由、商引、号簿、官单、官册、审查、盘诘、举首、连坐等一系列规制在内，以商、船、货为稽查重点，主要禁治通倭、接济、勾番、越贩、压冬、违禁、夹带、劫掠、漏饷等行为，官方稽查为主，民间举首为辅，官民并重的海外贸易监管体制，其内涵包括但并不仅限于督饷。以下便以引由制度与稽查制度为线索，串起相关规制，以期展现月港体制的概貌，为讨论其权力运行创造条件。

（一）月港引由制度

所谓引由制度实为两项制度，即船由与商引。船由，是一种商船建造的审批与许可制度。月港开禁之初，只限往贩东西洋的总船数，未限具体贸易地点。为禁治越贩，万历十七年（1589），巡抚周寀对往贩东西洋各地的具体船数及船式，加以限制。“凡造贩番船只，务令先将欲往某国，赴海防官处告明，查在限数之内，方准行县，给由打造，额外毋容私增”，以期“船有定制，贩有定所，越贩之弊，庶乎可免”，即《条约》“制其船只之多寡”。

相较船由，商引制度规范事项更加广泛，“商引填写限定器械、货物、姓名、年貌、户籍、住址及向往处所，回销时限，俱开载明白。商众务尽数填引，毋得遗漏”。首先，商引是一种贸易的审批与许可制度，其与船由对应，以限定船数颁发，并与船由一道成为合法贸易的必备凭证，“船不离由，货不离引”，“若有船无由者，船没官；有货无引者，货没官。货有出引外者，余货没官”。因此，商引的审批、颁予与回销成为调控贸易、实施监管的重要手段，“东西二洋番舶给引不得过二月，出洋不得过三月，夏至后，即沿海渔船亦不许给发文引”。回销时，按其所载限期，严禁压冬，即《条约》“严其往来之程限”。其次，商引还是一种商、船、货的登记制度。商船方面：“给引时，商船量报梁头登引”，成为水饷征收的主要依据。同时，严限商船所携铳药、器械，登引备查。商人方面：“告给（商引），责令船户、商梢从实开报的确姓名、住址、年貌，不许止以排行字号，别姓鬼名，及别处住址，他人年貌诈冒，填引务要保甲、邻佑及船主保结明确，如虚，一体严究”。同时，严禁勾番与流寓，“不许奸商勾引诸番一人留止吾地，违者照日本禁例重为究处，其商民至番流落思归者，许各商船带回，从实开报、查实安插”，即《条约》“禁番夷之留止”。商货方面：商引所载商货信息是判定违禁、商民举首的主要依据，即《条约》“竣其夹带之典刑”，“藏带日本货物，多带铳器、火药者，连船、货俱没官”，尤其重治通倭，“除船货尽没外，本犯即依勾引事例，寘之重典，庶法严而莫敢犯”。需指出，万历三十八年（1610）后，随着巡海道的介入，商货信息转填海道颁发的“印信官单”中（详见下文）。此外，以引由为基础，形成了督饷官、州县工作台账“号簿”，是道院落实审查的重要载体，“海防官及各州县仍置循环号簿二扇，照引开器械、货物、姓名、年貌、户籍、住址、向往处所，限期。按日登记，贩番者每岁给引，回还，赍道查复，送院复查”。

（二）月港稽查制度

月港稽查制度是以往研究关注较少的方面，由官方与民间两个维度构成，并以官方稽查为主，民间举首为辅，官民并重。首先，官方稽查可分为督饷职官、官兵捕盗两个方面。其中，督饷官盘诘是官方稽查的主渠道，成为落实监管的主要抓手。除出航时，“竣其夹带之典刑”，商船回航亦需盘诘，“将前项往贩二洋及日本贸易回货物揭示、颁布沿海诸县及卫所巡司等衙门，晓谕官民人等，使知各番所产之货。凡遇商船回澳，严加盘诘，别其货物，便知通贩何番，而奸徒之越贩者，自无所隐其情”，即《条约》“定其贸易之货物”。同时，官兵、捕盗稽查则以防区、汛地为范围与责任划分，由陆上营哨、巡检、巡捕、保甲、澳甲，与海上水寨、游兵构成，包括对引由、印信、号牌、夹带的查验，以及对通倭、劫掠、接济、漏饷的禁捕，即《条约》“重官兵之督责”：

海澄团练机兵营、海门、濠门、岛尾巡检司，浯屿、铜山水寨，浯铜、南澳游兵营诸信地皆往来必经之地，俱应重其督责。以后商船出洋、回澳之候，责成寨游把总，并巡检司官，严督哨官盘诘，如有不给印，挂号引，及夹带禁货出海，与兴贩回澳，弃船登岸，盗盘货物漏饷者，许将人船擒获，解治。仍督沿海属县巡捕官，时常著令地方保总、澳甲多方缉访置买禁货交倭之人，能将人脏觉获者，有功员役一体奖赏，不许受贿纵容。事发，严究该县巡捕官及船只所经信地官兵之罪，亦不许因而生事骚扰。

其次，民间稽查主要是在推行保甲、澳甲基础上，推行连坐，鼓励举首。为配合开禁，官方强化对月港及周边商民户籍、船籍管控，“居以十家为甲，船以十艘为甲”。陆上居民施行保甲，并将邻里保结作为取得商引的必要条件；湾居及船户施行澳甲，审定“编船字号”，“字号深刻船（舟皮），大书船蓬”。同时，推行连坐，“若有通倭、接济、勾番为盗等情，一家事发，并坐同甲之家，一船事发，并坐同甲之船，至于家属，同船火长、舵梢之类均坐以罪”，即《条约》“行保甲之连坐”。此外，颁布赏格，重赏举首，“虽多不恡”，“将原议赏格，刻示分布各县悬挂埠头及沿海港澳，晓谕军民人等通知，使要赏者乐于举首，犯罪者难于漏网，奸弊庶乎其尽绝”，即《条约》“厚举首之赏格”。如举报通倭、勾番、劫盗重罪者，“将本犯财产籍没，全给充赏，仍破格优奖”；又如举报捏造、遮挡号牌，“船给充赏”等等，并由巡抚行文督促各道，向全省沿海推行。

综上，月港监管涵盖了管控、督饷、稽查、监督等多个方面，涉及范围广，措施复杂，诚如后任闽抚陈子贞所言，“闽人贩海为生，旧俱繇海澄出洋，兴贩东西洋诸岛，伪引有禁，压冬有禁，越境、盗贩有禁，然不绝其贸易之路者，要以弭其穷蹙易乱之心耳”，这种政治意图上的考量，对月港体制建构与监管效果达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退避与虚应：月港监管职官演变中的权力博弈

隆庆以来，地方因陋就简、避重就轻的先行先试，尤其重督饷、轻稽查的前期实践，遗留下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如何理顺各方关系，建构起适应部分开禁格局的监管体制，成为不可回避的关键议题。其中，矛盾较为突出者有二：一是各方海禁权责的厘清；二是洋利收益的平衡。根据相应职官体系及其职权划分，要满足海禁与贸易双重需求，月港体制职官设置较为可行的做法是：由统揽全省的巡抚领导；以负有巡海、海禁专责的巡海道督理；以督饷馆、海防馆等执行机构负责具体操作；以漳州府、海澄县为配合。然而，现实的体制建构却与此大相径庭，相关历史遗留问题率先由职官设置引发。

（一）漳州府诉求与督饷馆争议

如果说月港部分开禁包含着较大的政治风险，那么，对各级官员而言，委官盘验无疑是矛盾与风险最为集中的环节。实际上，《条约》会议过程中争议最大的便是“慎出海之盘诘”：

该府查得海禁款开：商船开驾之日委官盘验，务要船不离由，货不离引。货有出于引外，器有多带违禁者，俱照没官。仍令同往一国者为一帮，差官押出古浪屿外大洋，然后回还，以防各船湾泊取水，或有小船传载私货、器械之弊，遵行已久。缘委盘之官类属佐领，恒多草率。况商人多狡，密装暗藏，非穷舱搜括，未可摘发其奸。今后给引商船临发之时，务选委能干官员，逐一遵奉禁例盘验等因到道。覆议得：商船出洋而验，不若未发而盘。自今临期责令各商自行检点，齐（舟宗）海口，听本院专差精力强干、风力素著一员，协同海防正官，亲诣海澄地方，逐船舱一一盘验，果无夹带违禁货物，方许封识开驾，仍委官照常押过古浪屿外，以防奸商预令小艇装载违禁货物出洋，夷船迎送至中途接济之弊。

批：商船将发先行盘验，此为要法，但委官最难得其人。今后，听该道就近选委，或海防官，或他府佐，或各县正官，须得廉正有风力之人，谕令严加盘检，庶乎神奸可发一、二。又或该道亲行，或委重郡守出其不意，使之隄防不及，方为妙用，留神！留神！

该条款牵涉议题有二：其一，修改盘验流程；其二，任命盘验委官。前者分别作为执行、管理、决策的府、道、院三方并无异议，并依漳州府所拟改行；后者显然分歧较大，并引发了府、道、院三方的一次博弈，其焦点即由何方主持盘验？毫无疑问，作为官方稽查主渠道的委官盘验环节，事关海禁，一有闪失，则委官成为直接追究对象，而主持委官方则负有领导责任。换言之，所谓委官盘验实则为海禁权责问题，因而本轮博弈成为理顺关系、建构体制的重要契机。

督饷馆设立前，商舶“以防海大夫为政”，漳州府有较大裁量权。同时，洋税留府充饷，称为“饷税”，漳州府又是洋税主要受益方。按照“谁主持谁受益谁负责”原则，由执行层的漳州府负责稽查，并承担海禁职责，似乎责无旁贷。然而，在特殊开禁格局下，海禁实施并非仅限于漳州府禁绝本地对日贸易，还需有周边地区全面持禁相配合，这也成为了月港政策红利的主要来源，其间所涉职官便不是漳州府所能协调与调度。可见，仅由漳州府负责稽查，并承担海禁职责，呈现出运行层级低，责权不相匹配弊端。换言之，贸易开展的“府属”色彩，与海禁实施的“省属”特质，以及由此所引发的责权利错位，尤其是利归漳州，责归道院的矛盾，是体制建构的难点之一。

因此，漳州府利用海禁重开、《条约》会议之机，以委官选择面窄、易生贪腐为由，呈请将盘验环节提级管理，意图明确决策、管理、执行三方权责，从而将体制内各方责权利划分问题公开化。对此，作为管理层的分守道同样力有不逮，尤其是协调周边继续持禁，遏制走私贸易兴起，这种跨道乃至跨省间的协作，超出了其职权范围，需有巡抚的规划与主持。因此，分守道采取了一种反常做法，径直在覆议中写上“听本院”派员协同海防同知盘验，将责任推诿给巡抚，其意图在于引起巡抚重视，并试探其态度。对此，作为决策层的巡抚许孚远入闽未久，对情况不甚熟悉，自然缺乏成熟方案。于是，就事论事地驳回分守道覆议，并在批复上明令“听该道”主持，将责任推返分守道。同时，笼统地建议道、府、县正官不时亲任其事，并特地告诫“留神！留神！”。

可见，看似简单的委官盘验问题牵涉到整个体制职官设置、职能定位、任务分工、流程设定、责权划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从而影响着体制建构的总体走向。《条约》的仓促批复，表面上明确了分守道的职责，实未解决责权利错位问题。出于对自身缺位及后续实施的忧虑，万历二十二年（1594），许孚远派遣余姓推官赴海澄，会同漳州府海防同知舒九思盘验，实则借机查考原委，访求“未便”。后因许孚远转任离闽，此次访求结果未详。但在许孚远的介入下，月港创下了已知饷税征收最高纪录2.9万两，大幅超出了2万两常额。对此，《东西洋考》归因于海禁重开，滞留商船集中回澳，“此因逆而顺收之者也”，但这种说法并未消除决策层疑虑，催生了督饷馆的设立。

据笔者考证，督饷馆设立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其目的在于实施督饷委官的轮署制，以解决漳州府海防同知长期把持、事权集中的弊端。随即，监管事权被一析为三，“置引印薄则有道府，督查私通则责之海防，抽税盘验则属之委官”。具言之，督饷馆负责盘验及征税，海防同知负责稽查私通，而道府负责制颁引簿。而就权力运行看，督饷馆通过轮署制引入外来职官，并将督饷与盘验打包交由外官办理，以此因应漳州府所提出的提级管理与明确责权，实则是以侵夺督饷权压服漳州府承担海禁职责与风险。不过，全闽佐贰轮署仅持续了2年。万历二十七年（1599），随着税珰入闽，打断督饷馆运行，直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舶政归还有司。漳州府利用体制转变之机，以“外府官远来，驻扎非便”为由，请改由本府佐刺轮署，不再任用外官，获得支持。尽管漳州府宣称“事无专属，既于原议不悖，且于事体为宜”，但此举恰恰取消了外官这一制度要义，使得漳州府重新包揽了督饷权。作为妥协，漳州府不再强调提级管理与明确权责。可见，漳州府更看重的还是洋税收益，至于能否承担相应职责便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同时，此次职官调整确立了道院纸面监督的介入方式，使其成功地避开了直接介入风险。换言之，围绕督饷馆的博弈，并非为了强化决策与管理层的支撑作用，相反是为了向执行层转嫁责任与风险，由此建构起漳州府领导，府佐为政，道院监督的分工架构，所谓“事有重大难决者，悉诣府决之”，不无卸责意味，也使得月港体制权力运行呈现出责权倒挂特征，为体制异变埋下伏笔。

同时，督饷馆设立期间，发生了漳泉分贩之议，使得部分开禁格局下洋利分配不均矛盾公开化，这是月港体制建构难以回避的另一议题，尤其是与月港紧邻、同样有着长期贸易传统的泉州府，其所属的分巡兴泉道以“饷绌”为由提出“漳贩西洋，泉贩东洋，各画陇，无相掺越，欲于中左所设官抽饷，如漳例”，意图分沾洋利。而漳州府则以“不漳不泉，夤缘为奸”为由，并以取消海防同知独揽、设置督饷馆为妥协，获得支持，“于是漳泉分贩议罢不行，而上章请改设饷馆，给关防”。漳泉分贩之争表面上虽告一段落，实未解决洋利收益不均问题。正如郑和下西洋客观上刺激了明中叶的走私贸易兴起，月港部分开禁在海疆政策上的松动，对明后期的走私贸易的兴起产生了影响。在利益诱惑与舆论压力下，周边官府与本地走私者达成了默契，“擅给票引，任意开洋，高桅巨舶，络绎倭国”，直接冲击了月港合法贸易，并从基础上瓦解了部分开禁格局。同时，泉州府在协同防御等问题上态度消极，以此作为对利归漳州，劳归本地的回应。如作为月港外港的厦门岛，泉州府以“省饷”为由，率先撤去番舶候风发航地及其附近海防铳城，“天启壬戌、癸亥间，以红夷寇掠，置厦门铳城一，曾家澳、塔头铳城二，别戍兵，寻以省饷罢”。

（二）汀漳道制调整与分守道履职局限

在特殊开禁格局下，不仅执行层的漳州府，即便是管理层的分守漳南道履职同样存在着职权不足弊端，其原因乃在于万历初年汀漳道制调整，打破了巡海道与漳南道分镇漳州山海的职官格局，导致官方控驭不足与履职不便。

明代漳南道守巡并用，“分巡漳南道，始于成化六年，因汀、漳、潮、赣等处盗贼出没，议于福建按察司添设佥事一员，专管汀漳二府，整饬兵备，兼管分巡地方，在于上杭县驻扎。”因挂有兵备衔，其全称为“钦差整饬兵备兼管分巡漳南道按察司佥事”。同时，“成化六年，汀、漳、潮、赣诸处盗贼出没，始设分守漳南道，驻扎上杭，辖汀漳二郡，遥制江西之赣州”。可见，漳南道是以弹压闽粤赣交界、偏内陆型的道制建置。嘉靖后，随着漳属沿海纷乱渐起，漳南道难以兼顾山海的弊端暴露，导致巡海道开府、专镇漳州40余年，“嘉靖九年，都御史胡琏议以漳州海口纵横，巡海使者远在数百里外，缓急非宜，疏请开镇于漳，是巡海虽全制闽中海上事，而漳州若其专制者，盖四十有余年”。

嘉靖年间，面对汀漳山海并扰，巡海与漳南二道分镇山海，倒也相安无事。万历后，随着海患、山寇暂就镇静，二道设置重叠矛盾突显，导致万历八年（1580），汀漳道制调整，“万历间，承平既久，巡海道复归会城，而漳州奏请特设分守漳南道”。对此，《覆福建巡抚劳堪等议裁官员疏》记载更详：

漳南守巡道原系巡历汀、漳二府，乃以海道专驻漳州，守巡同驻汀州，职掌不均，委非事体。今据按臣，欲移海道于省城，俾守巡各居一府，未为无见。但海道以巡视为职，移居省会，一则恐妨专职，一则去漳州千有余里，仓卒海汛，或致误事，合依巡抚所议，移驻兴化，春秋二汛巡历水寨，委为近便……海道副使驻扎兴化府，专管兵粮、防海，每年二汛有急，由福宁小埕一带巡至漳州，汛毕方回。分守漳南道左参议驻扎漳州府，分巡漳南道佥事驻扎汀州府，仍旧管理汀漳地方。

可见，闽省抚按对巡海道改移存有争议，尤其担心其离漳后，“仓卒海汛，或致误事”，因此先行改移离漳较近的兴化，后再改会城。同时，改守巡同驻汀州为分守驻漳州，分巡仍驻汀州。对调整后的二道关系，光绪《漳州府志》载：“漳州奏请特设分守漳南道。自是而率属兴治、莅兵、抚民，守巡并主其权。巡海道伹司海禁，春秋防汛，耀其戈甲，或间岁一至，他郡邑事不复相关矣”。可见，巡海退出后，仅于巡历“间岁一至”，漳属其他事权转归分守。

但该调整，一方面弱化了漳南守巡的巡历特征，增强了其驻扎色彩，反映出明后期道制下沉趋势；另一方面，分守取代巡海弱化了其禁治职能，突出反映在其兵备职权上。毋庸赘言，稽查、海禁等职权无不建立于兵备职权之上。就漳南道而言，正式挂兵备衔的是驻内陆的分巡道，而为弥补分守镇戍漳州时兵备职权缺失，分守被临时赋予了“莅兵”职权，涉及兵防事务，即由分守“督海防官”径自施行，这虽与规制不符，却反映出明后期守巡、兵备执掌趋同趋势。即便如此，漳南守巡皆无权动调《条约》开列、隶属分巡兴泉道的浯屿水寨等官兵。稽查时，分守仅能对漳属以南海域进行巡查，对通倭必经的漳州以北海域则无能为力，更遑论协调全省沿海施行海禁。职能上，也偏重于漏饷缉查，反映出月港体制协调乏力弊端。然而，自汀漳道制调整后，该局面持续了30年才迎来转机。

（三）巡海道介入与督饷流程调整

分守漳南道履职缺陷，最终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触发了月港职官体制的后续改革，以及督饷流程的重塑，这点以往为学界所忽略。万历三十八年（1610），奉有专敕，挂兵备衔，负巡海专责，“伹司海禁”的巡海道介入月港，这是继督饷馆设立后，月港监管职官的又一次调整。当年，鉴于闽省海防松懈，犯禁走私势头不止，巡抚陈子贞条上《海防条议七事》，并获批准。其中，直接涉及月港体制者有二：其一：“重海道事权，以资弹压”；其二：“禁往倭大船，以绝勾引”。

宜遵照敕书申明职掌，凡该省沿海寨、游、营选用官兵，稽察粮饷，修造船器等务，俱申详海道，听其专理，仍责令汛期巡历，汛毕方回。

今当清查繇引，严禁压冬，禁造违式大船，及以引饷事权俱归海道管核，各衙门不得径给票引。

可见，陈子贞立法意图有二：其一，强化巡海道职权，并以其巡海专责，修正漳南兵备职权不足、协调乏力弊端；其二，以巡海代替分守，并以其海禁专责，强化对引饷事权监管。但原有体制运行既久，此时改制显已错过最佳时机，上述动议遭到漳南道的极力反对，导致“疏虽下部，竟不果行焉”，据光绪《漳州府志》：

三十八年，巡臣陈子贞议重巡海之权，疏请一切军政俱巡海主之，守巡勿复与知。然营寨事无巨细，欲尽赴会城，上下辽隔，不若守巡就近料理为便，且巡道故尝奏敕，称备兵使者，安得不问兵事哉！

可见，漳南道以沟通不便及分巡本挂兵备衔为由，拒不执行。实际上，巡海、漳南二道分镇汀漳山海原有先例，并且分守履职确存缺陷。此时，漳南道的积极态度与举动，与此前《条约》复议时的推诿形成了鲜明反差。有理由相信，贪渎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以及洋利收益的板结，是漳南道甘冒风险、对抗成命的原因所在（详见下文）。同时，由于前项立法意图落空，影响到了后项意图实施，尤其是无权而谈责，显然不切实际。因此，执行中未见巡海道强势介入、重塑体制。相反，巡海道援引道院纸面监督旧例，象征性地将商货信息从商引中剥离出来，填写于海道颁发的“印信官单”之中，并以审查“官册”的方式，形式上介入监管：

给引时，商船量报梁头登引，而本海道发印信官单一本与商人，以备登报各舱货物，递送掣验。如所报有差错，船没官；物货斤数不同，货没官，此厉禁也，重以道印之册，至严崇也……请引时，发下商人，令诸在船散商亲填货物多寡，如不能书者，即写代笔某人，与主商梁头阔狭，备造官册，随送随验。

这与陈子贞所规划的“引饷事权俱归海道管核”有较大差距。同时，未见巡海道赴澄履职，或形成介入机构，相反仍寄办饷馆。可见，巡海道介入仅具分权制衡的象征意义，并不具备现实操作性，相应动作仅是对抚臣动议与朝廷批复的虚应。

综上，自万历二十一年至万历三十八年间（1593—1610），以职官设置为抓手，月港体制进行了两次改革。经各方博弈后，前次改革，确立了漳州府领导、府佐为政、道院监督的分工格局，呈现出鲜明的“府属”色彩，难以适应部分开禁之需，却便利了管理与决策层的卸责；后续改革，因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以及洋利收益的板结，导致改革进程严重受阻，难以落实，最终造成了月港体制监管无力、软弱涣散、监督失效、制度贪腐局面，成为月港体制异变的直接原因。

三、监管与套利：月港体制权力运行下的官商矛盾

月港监管体制权力运行层级低、协调力弱、责权倒挂等特征，衍生出监督失效、权力失控等特征，体制缺陷加之重海禁、轻贸易取向，为以贪官、酷吏、奸商为代表的“墨者”“黠者”“豪者”制度性贪腐创造了条件，“墨者既凭高而攫之，黠者、豪者又从旁百计浚之”，形成了以贪官、酷吏、奸商为核心的贪渎蠹商既得利益集团，导致月港洋利分配迅速板结，试以萧基《十三事》为论。

（一）“官害”方面

由于道院的卸责与虚应，一方面使得决策与管理层对执行层的支撑作用落空，也限制了道、院难以真正律下，致使上下监督流于形式，为委官贪渎留下了空间；另一方面，监管权责的下沉与集中，方便了委官操弄执行，为其贪渎创造了条件。“况鼹鼠之腹，止计充囊者乎！又况狡者、桀者，卖放­指嚇，倍索常例之外，尤有足未到船，镪已充盈者乎！故差官是瘠商之蟊贼也”。委官贪渎主要以造假账逃避监督，利用稽查环节渎职索贿，以及纵容吏书索贿、分赃等方式进行。如《十三事》“禁加起”：

夫匿货漏税，应尽没官，律有明禁，至凛凛也。自有加起之名，而商人始不得实报，留其余以待加起。于是，明用钱少，暗用钱多。如报道本船一千担，共加起一千二三百者有之，甚则加起做一千五六百者有之，是官与商为市也，此加起者归何手乎？

可见，“漏饷”明禁在执行中演变为“加起”陋规，生动反映出委官扭曲制度、渎职贪腐过程。而在监督松软背景下，委官仅需造假账，便可轻松逃避监督。据《十三事》，“近查蔡美一船，簿开出方物银百十两，而册载仅半之余，盖未可量算矣。且物货原有定价，闻平易之，未闻其酷索之也”。可见，委官造假导致饷馆号簿与巡海道官册不相吻合，也使得巡海道分权制衡意图落空，反映出月港体制监督失效的特征。

同时，委官利用各种稽查环节贪渎索贿，据《十三事》“入港先委官封钉”：

封钉前无此例，近年始有之，防漏货也。然滔滔洋波，何地不可匿载，何必入港而封之，适以饱官差之需索乎？只宜严禁地方套小艇，先出海外接载饷货。须命巡栏、澳甲之人防之。然假巡缉各色驾船者，多是漏载之奸。应示禁巡栏、澳甲之船，在大担内者，只是海畔瞭望，不许近泊商船。在本港者，从溪边巡视，不许在商船边往来。倘商梢登岸，止用小艇渡载。

可见，原以禁治漏饷的封钉环节，被扭曲为委官索贿的重要凭藉，且官府公权力的腐败又呈现出排他性，导致依附官府的巡栏、澳甲巡稽之船取代地方小艇，成为了接货漏饷主力。

此外，寄办衙党，纵容索贿，共同分赃。如需索常例，“夫仓巡下属，逢船至，营求差使，如田夫逐鹿，一有奉委，骤以富名。称验查而常例不赀，称押送而常例不赀，称封钉而常例又不赀”，并且常例等灰色收入已常态化、公开化。如万历四十二年（1614），在应对飓灾时，督饷官卢崇勋“亟按本年籍常例，秋毫弗入”，以贴补饷缺。同时，杂费盘剥花样百出，“有常例，有加增，有果子银，有头鬃费，名色不等，俱从商首取给，任其科索”。鉴于常态化、公开化的杂费收入数额庞大，并且不可能仅停留于委官层面，使其具备了令监督失声、共谋的购买力。

（二）“吏害”方面

在月港，包括督饷馆、海防馆书役、吏役在内的“衙党”势力，在贪渎蠹商体制中发挥了枢纽作用，形成了委官—吏书—衙役—包棍、市猾—商主、船主—散商的贪腐利益链条，催生出“吏书以积包者为市，包棍以船主为市，船主又以商梢为市”的分赃格局，反映出月港体制权力失控的特征。

在书役方面，明后期各衙门广泛使用的书役，掌握具体事务，反客为主，甚至形成了专权局面。对其成因许孚远一针见血地指出，“此辈一身系官，举家仰给，且无工雇，鲜有不为奸。承办一事则一事生端，内教吏典，外通豪猾，愚弄乡民，事难枚举。最可恨者，包揽钱粮在身，诈作人户拖欠，蒙蔽官府，查刷难清，甚者有不才簿领，用为腹心，指官诓骗，为害匪细”。在衙役方面，“夫衙役之横，无如饷馆之甚。上以尝官，下以蚀商。报货则匿其半，而输半直于吏书，量船则匿其一，而酬其二，分于吏书。喜则啸虎，怒则张鸱，甚官坏而吏仍肥，饷亏而书悉饱。皂快人役同类分至，惨焰异常，故衙党是残商之蜂虿”。

就饷馆而言，其衙党最为跋扈，原因在于饷馆所运用书役、吏役皆为漳州府衙派遣，导致其挟势蒙蔽，尾大不掉。“饷馆吏书，旧从府拨，吏二书四，而中间帮附，不知其几矣。乃司饷官势不能不携人役跟用，此皆朘商之膏，而蔽上之窠也。且府役权难约束，不无掣肘之形，若本役独为任使，适多骈指之累矣”，其对月港体制最直接的破坏便是内外勾连、卖引自肥：

积年市猾，每每包引包保至五、六船者，串惯主商，倡言给引，费至数十两，而后来诸商自给引者，只得如数出费，彼且从中瓜分。及船回销时，又倡言费银数十两，而后之销引者，只得如数出费，彼又从中瓜分。此辈坐富，作奸已久，甚至捏名给引，虚造邻结，将引移东转西，卖与越贩。

包棍的出现与衙党指使有密切关联，“市棍包引之徒，分门别户，以相表里，衙胥狙狯之雄，丝牵绳联，以相应和”。包引包保的出现使得商引、保结、官单等制度形同虚设。同时，衙党利用各类经办索贿。如经办验船，以通报为要挟索贿。据《十三事》，“海船入澳，跋涉久而几坏，装载重而甚危，而巨飓时作，覆没堪虞。乃衙门吏胥，不饱欲壑，不为禀验。以致风水叵测，阁破湿漏”。

就防馆而言，其衙党即便不直接参与督饷时，亦可利用其经办稽查，舞弊索贿。如在认定海难、申请免税时，据《条约》，“商番至近地，有等奸猾匿货沉船，或偶阁损，驾言全溺，贿海防吏书，朦胧代为呈请免税。又有果遭不测，贫难无措，不行打点者，反行严追”。

（三）“奸商之害”方面

官吏的失守导致贪腐权力向下传导，尽管商主、船商本身也是官吏盘剥的对象，但他们利用其在航海与贸易组织中的有利地位，作为贪腐蠹商利益的代言与中介，将各种盘剥转嫁给散商，并乘机进行敲诈，成为蠹商的重要势力：

夫一船商以数百计，皆四方萍聚雾散之宾，而听命于商主，受压于船主，彼操颐指之柄，先从外洋派敛众商，从一科十，从十科百，动称使费，代为打点……彼各舱之商，抛命图财，讵堪鱼肉？有委货中流以求脱免者，故积年操柄是削商之刀锯也。

可见，体制异变及向下传导形成一整套的灰色运行规则，这虽有利于漳泉洋商，尤其是绅商阶层确立海外贸易优势地位，却对域外资本、商人的进入，形成了或明或暗的阻碍，恶化了月港营商环境，形塑了月港体制更为保守、封闭的体制特征。

除此三害外，几乎参与监管各方皆利用职权进行贪腐。如《条约》“重官兵之督责”，在实际运行中演变为《十三事》“苏游兵之害”，“夫盘诘所以防四月后踰期之船，杜越贩也。今一概嗜为利孔，尽行留难，总哨目兵，次第苞苴，藉声掯诈，阻滞拖延，是费商也，亦厉商也”，反映出月港体制按权分配的特征。

月港低税率问题一直是学界感兴趣的话题，有研究者通过对比月港与澳门贸易额、贸易利润与税额之间的比例关系，指出月港开放有限，走私普遍存在，政府课税对象狭隘，且税率极低，巨额财富滞留海商手中，国家税源严重流失。通过上文讨论，除正税外，仍有大量灰色收入未纳入考量范围。换言之，仅以正税切入月港税率问题并不全面。在贪渎蠹商体制下，洋利收入分为正税与杂费两大项目，并呈现出费重于税的特征。据《十三事》，“东洋船有敛三百余金者，西洋船有敛四百金者，悉归商首操纵”。同时，每年商船“多以百计，少亦不下六、七十只”，仅以最低年份船数60只，全以杂费较低的东洋船为计，每年仅杂费苛敛即高达1.8万两，接近正税2万两额度，这还仅是最保守的推估，实际杂费苛敛势必更高。可见，萧基所作“官市一、吏书市二，书吏索一、主商又敛二矣”，导致“明用钱少，暗用钱多”，甚至“不止饷一费一，甚饷一而费二矣”的判断并非虚言，各类杂费以或明或暗的形式为既得利益集团攫取，限制了正税额度的扩容，进而影响其财政地位的抬升，这与体制“府属”架构与特征有密切关联。虽然部分杂费如常例，以捐资公益、赈济和工程等形式转化为公益与防御费用，反哺当地，但更多为各方势力所贪墨，成为地方的重要利孔。而在上级以各种理由挪用洋税的企图，又促使地方不愿扩容正税，进一步限制了洋税财政规模的扩大。

综上，以漳州府领导、府佐为政、道院监督的监管体制运行呈现出运行层级低、协调力弱、责权倒挂、监督失效、权力失控等特征，各项监管措施在现实执行中，迅速被扭曲为制度套利的工具，并形成了一整套的灰色规则，催生出体制内外的既得利益集团，按权分配陋规贯穿始终，导致了制度性贪腐，致使体制迅速异变为贪渎蠹商体制，并形成了费重于税的洋利分配格局，拉高了合法贸易的经营成本，窒息了月港正常贸易的进行，使得月港由部分开禁政策高地，沦落为政策执行的洼地。

结 语

明代月港的衰弱虽是内外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内在的体制设计与运作无疑在诸因素中占据重要地位。研究表明，隆庆月港开禁特定的内、外政治意图，形塑了部分开禁的特殊样貌，催生出一套海禁重于贸易、监督重于管理的海外贸易监管体制，各项繁琐的监管措施共同指向海禁主题，决定了贸易的附属地位，使得体制建构过程更多遵循了政治化的逻辑与理路：一方面，特殊开禁格局所包含的政治风险，带来了官员退避与卸责，导致府、道、院三方在责权协调上的困难，也使得体制权力运行的“府属”特征，与海禁等权力归属的“省属”特质产生矛盾；另一方面，部分开禁下漳州府对洋利的独揽，造成了洋利分配不均，带来了与周边利益协调的困难。为此，巡抚、分守道、漳州府主要围绕职官设置与责权划分展开持续博弈，最终作为执行层的漳州府，以承担海禁职责和相应政治风险为代价，获得对督饷权及洋税收益的控制与支配。相应的，分别作为管理层、决策层的分守道、巡抚则借机避开直接介入风险，纷纷向漳州府转嫁责任与风险，并采用纸面审查的方式，形式上介入监管，形成了道、院管而不理的实况，并确立起漳州府领导，府佐为政，道院监督的分工格局，使得体制运行呈现出实施层级低、协调乏力、责权倒挂、监督失效、权力失控等特征，难以满足部分开禁的现实需要，却为执行层贪腐创造了条件。各项监管措施沦为各方势力制度套利的工具，导致监管体制迅速异变为贪渎蠹商体制，并形成了一整套的灰色运行规则，以及按权分配、费重于税的利益分配格局。在破坏月港营商环境，拉高合法贸易经营成本的同时，形塑了月港体制更为封闭、保守的特征。同时，变相助长了走私贸易势头，使得合法贸易失去了与走私贸易的比较优势，从基础上瓦解了部分开禁格局，月港迅速由政策高地沦落为执行洼地。此外，体制异变催生出贪渎蠹商既得利益集团，使得利益分配迅速板结，反过来制约并对抗后续改革，并使得巡海道介入、分权制衡等制度设计落空，使得体制失去转圜空间与自新可能，造成了月港实践不可持续的恶果，成为其衰弱的体制原因，其“经验”不可复制、无法推广。当然，月港体制的异变机理不仅限于体制内因素的单向作用，而是体制内外多方势力复杂博弈的结果，其细部仍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原刊于《国家航海》（第二十九辑），为刊载方便，删去原有注释，请参见原文。

作者简介：黄友泉，历史学博士，福建省高校特色新型智库“海丝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