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说“我们不要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说：“我们不要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那么，宋襄公在战场上究竟做了什么事，让毛主席有这样的感想呢？

一直以来，宋襄公身上的标签就是“仁义”，不管这“仁义”是真诚的还是虚伪的，都是他一生的写照。

宋襄公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出场就来了一个仁义之举，即让位。宋桓公病危的时候，还是太子的宋襄公站出来请求让他的兄长目夷来继承国君之位，原因是目夷“长且仁”。

目夷也讲仁义，自然不会接下来，于是逃走了，宋桓公很感动，于是让宋襄公顺利继位。

这件事就比较有意思，要知道目夷是宋桓公的长子，但却是庶子，而宋襄公是嫡子，按照周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宋襄公被立为太子以及未来的国君是最合乎周礼的，但宋襄公偏偏站出来打破这种既定的规则。

说是仁义，其实就是打乱了制度，很可能会为宋国招来祸患，历史上有多少因废长立幼、废嫡立庶而带来的祸患？宋襄公不会不知道，但他还是做了，能说他“仁义”吗？

其实宋襄公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刚即位就遇到了一件大事，即齐桓公组织的葵丘会盟，当时宋桓公还没有下葬，宋襄公就去参加了葵丘会盟。

盟会上，宋襄公郑重地做了齐桓公的小弟，当时的齐桓公已经年纪很大了，还特意将太子昭委托给宋襄公照顾，宋襄公答应会照顾太子昭。

所以当齐桓公病逝之后，齐国陷入内乱，太子昭就跑到了宋国，宋襄公派兵帮助太子昭回到齐国继位，之后宋襄公就决定从齐桓公手中接过“尊王攘夷”的大旗，也称一回霸。

为此他做了不少事，比如在他登基的第三年，他扣押滕宣公，让邾文公杀死鄫子威服东夷，又出兵讨伐曹国，为的就是让这些小国成为宋国的小弟，还真的就收了好几个小弟。

两年后，也就是公元前639年的春天，宋襄公和齐孝公、楚成王在鹿地会盟，宋襄公“以求诸侯于楚”。

他知道宋国收服几个小弟可以，但对于大的诸侯国，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才想让楚成王来帮助自己，与诸侯会盟，楚成王答应了。

楚成王是个强悍的国君，他成为楚国国君之后就布德施惠，与诸侯修好，并不断北上与齐国争霸，拓地千里，周天子曾对楚成王说：“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可见实力之强悍。

尽管后来齐桓公带着诸侯大军与楚成王签订了召陵之盟，楚国暂时与中原诸侯休兵，但也只是避开齐国锋芒，楚成王继续东进争霸，实际上齐桓公晚年，楚成王已经后来居上，而齐桓公病逝后齐国内乱，楚成王更是风头无两。

宋襄公居然想不费一兵一卒让楚成王奉他为霸主，确实有些不自量力，宋襄公的兄长目夷就觉得：“小国争盟，祸也。”但宋襄公不听，于是公元前639年的秋天，楚国、陈国、蔡国、郑国、许国、曹国在孟地与宋国会盟。

宋襄公在去孟地之前，目夷一直很忧虑，在无法阻止宋襄公去的情况下建议宋襄公带着军队去，但宋襄公不肯，他觉得带着军队去是一种不守信用的表现。

结果在孟地被楚成王埋伏的军队抓住了，楚成王早在参加会盟之前就曾表示：“召我，我将好往袭辱之。”他争霸那么多年，岂会让宋襄公后来居上？

宋襄公被楚成王囚禁回了楚国，并趁机攻打宋国，然后冬天又将宋襄公放了回去，楚成王此举是要羞辱宋襄公，让宋襄公认清自己的实力，但宋襄公显然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相反，这激起了他的斗志，于是有了第二年的泓水之战。

宋军和楚军在泓水边开战，尽管宋国与楚国的实力相差有些大，兵力悬殊，但这一战其实宋国原本是有胜算的。

当时的战争是车战，队列很重要，宋军早早就列队完了，而楚军却还没有全部渡过河，这个时候如果开战，胜算还是比较大的，目夷也是这么劝宋襄公的，毕竟敌众我寡，出其不意才能胜利，但宋襄公不肯。

等到楚军都过了河，还没有陈列完毕的时候，目夷急了，又劝宋襄公进攻，但宋襄公还是不肯，一直到楚军也列队完成之后，战争才开始。

战争的结局毫无悬念，在实力强悍的楚军面前，宋军大败，宋襄公大腿还受了伤，当国人埋怨他的时候，宋襄公还说：“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

这确实是当时战争的礼仪，但未必是仁义之举，毕竟如果是真的仁义，宋襄公为何要发动战争？为何要争霸？为何要不断攻伐小国？

这是一种很矛盾的仁义，既然发动了战争，就要靠实力取胜，如果实力不允许，就要想各种办法取胜，就像目夷所说：“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

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会说宋襄公的仁义道德是一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既然已经到了战场上，就应该抓住一切机会取胜，而不是讲究所谓的“仁义道德”将自己捆绑住，眼睁睁看着胜利从手中溜走，还觉得自己做的很对。

尤其宋襄公的对手是楚国，是一个发出“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的自认蛮夷的诸侯国，最讲礼仪的诸侯国遇到最不讲礼仪的诸侯国，结局可想而知。

同样是和楚成王的楚军作战，晋文公重耳就没有那么迂腐，他善察战机，虚心纳谏，在退避三舍的情况下灵活应战。

“蒙马以虎皮”，让楚军右军溃败，又虚设“二旆”和“舆曳柴而伪遁”佯败而诱敌深入，可以说，晋军在战场上很是机动灵活，这也是城濮之战中晋军获胜的一个很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