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的珍宝馆里收藏有很多价值连城的文物,其中有一套金碧辉煌的金编钟,更是宝中之宝。这组金编钟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制成。
这组金编钟一共有16个,金钟为椭圆形,中空,通高27厘米,周长65厘米。与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相比,大小、发音都不同。这组编钟尺寸统一,但每只钟的内高、内中径、内下径、厚度均不同,以定音高次第,从低音到高音排列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慈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另外还有4个备编钟。
每只钟的正中是它的音阶名称,周围阳刻两条蜿蜒盘旋的飞龙,互相追逐,戏耍火珠。每只钟的正面中间长方形框内,铸有阳文的楷书律名,背后镌刻有“乾隆五十五年制”的字样。下部有8个外突的平头圆形音乳,音乳之间雕有上下对称的角云纹,两条游龙,姿态飘逸,腾游于江涛、流云之间,充分显示出清代宫廷乐器的艺术特色。
按照清朝规定,每逢元旦、冬至、皇帝生日,以及皇帝大婚、坛庙祭祀等特别隆重的礼仪活动,要使用编钟等最高等级的音乐。编钟被敲击的时候,发出纯美、明亮的音色,增添了典礼的肃穆神秘的气氛。
说起这套金编钟的经历,还真和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分不开呢。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2000年的封建帝王制,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末代皇帝溥仪没有马上被驱逐出宫。
作为一种妥协和过渡的方式,民国政府每年拨款400万两作为皇室的生活费。可是,清皇室300年来过惯了骄奢淫逸的生活,这区区400万两怎么能够用呢?于是,1924年5月,由逊帝溥仪的岳父荣源等悄悄地与北京盐业银行签署合同,以金编钟及皇太后、皇后的金玺10枚,金册13个及金宝箱、金印池等作抵押,向银行借款80万银元,其中金编钟抵押了40万银元。
后来,由于清室无力偿还贷款,编钟便归盐业银行所有。可是,编钟作抵押的事情渐渐地透露到社会,此后,张作霖、阎锡山以至日本侵略军,都曾探询编钟的下落。盐业银行先是矢口否认编钟抵押一事,后来又将金编钟由东交民巷的外库转移到盐业银行在法租界的库房的夹屋里,由盐业银行经理兼天津银行会会长陈亦侯负责保管。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华北,日本驻津副领事几次向陈亦侯软硬兼施,甚至以死相逼,要他交出编钟。陈秘密派人请示在贵州任省主席的总经理吴鼎昌,吴的复电只有一个字:“毁”,要将编钟化为1000多根金条。陈于心不忍,遂找了天津四行储蓄会经理,原盐业银行副经理朱虞生的女婿胡仲文,胡仲文是位深明大义的民族资本家。陈、胡二人商议,将金编钟悄悄地运到四行储蓄会大楼的地下仓库,并用了几吨煤将门封住。
在软硬兼施的手段用尽以后,日本特务终于失去耐心,派出大量军警到盐业银行来搜查。结果一无所获。陈、胡和参与此事的两位工友在高压之下,始终守口如瓶,严守秘密。就这样,这16只金编钟终于被保存了下来。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胡仲文便列出保管清单,代表盐业银行将金编钟交到天津军管会。1953年又重新回到了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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