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王卢作孚上演中国版敦刻尔克大撤退，为民族工业留下烈焰火种

日寇侵华，中福煤矿公司的总工程师孙越琦万分焦急。武汉即将沦陷，举全公司之力搬到武昌的设备，难道眼睁睁看着拱手送给日本人？

有人对孙越琦说了一个名字，并说，此人能救中福煤矿。

孙越琦听后，连夜赶到宜川，找到川江霸主卢作孚，恳请他把中国工业的家底转移，不能落入日寇之手。

提起船王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宋子文和蒋介石，眼红了15年。

创办民生公司初期，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派人劝卢作孚一起干革命。来人和他舌战三天三夜，最终依然无法说服他放弃事业，而他也答应：一个干革命，一个干建设，殊途同归，共同救国。

他没有食言，虽然通过一番商业操作成为中国一代船王，却也以一己之力导演了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宜昌大撤退。

一个白手起家的穷书生，如何逆袭为一代船王，同时受两党领导人青睐，三番四请归于旗下？

孙越琦辗转找到卢作孚，对他说出眼下的困境，双手作揖，求他救救中福煤矿，救救中国工业。

找卢作孚前，孙越琦心里没底，公司已经没钱转移厚重的设备，民生公司会应承吗？

意想不到的是，卢作孚听了不到五分钟，就答应了：不需运费！

条件是：民生公司把中福全部设备运往四川，与北碚天府煤矿公司和北川铁路公司合作，成立新的天府煤矿公司，民生是大股东，中福全部人马并入新公司。

孙越琦当然同意，他第一眼看到这个精瘦的男人，心里立马感觉可信可靠。最重要的是，中福煤矿不必毁于战火，也不必落入日寇之手。

两家新成立的公司，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最大的煤矿企业，为抗战提供大量燃料。

卢作孚开创的双赢模式，让各类轻重工业纷至沓来，合并的合并，入股的入股，收购的收购，只有存活才是王道。

卢作孚没有趁机抬价，反而开出更低的运费：兵工物资由原来的每吨60元降至30元，民间物资由原来的每吨80元降至50元。如此一来，卢作孚的柴油钱也赚不回，都是亏本。

在战火中，各轻重工业幸存下来，民生公司藉此壮大。

这不是卢作孚第一次收购，他的模式，开始于创业初期，却总以“亏本”的形式。

卢作孚出生于四川合川县，因家贫只上了六年小学。十五岁时，他只身去成都求学，以超常的自学能力完成高中学业，并开办中学补习班，解决了自己的生活费。

随后，他去过大上海，结识了大教育家黄炎培，曾梦想走教育救国这条路。

那时，四川军阀杨森十分赏识他的才华，请他负责四川的教育改革。可惜下一轮军阀战中，杨森败下阵来，卢作孚的教育改革拦腰折断。

没有实业支持，谈何教育谈何改革。想通了的卢作孚，重新回到家乡合川，他要创业，要走一条合川人从没走过的路。

这条路，从合川到重庆，不在路上，在江上。

卢作孚对合川的地主乡绅说：“合川到重庆，至今尚未通航，川江上所有的轮船都以赚钱的货运为主，客运只是附带又不定期。中国百姓人口众多，但大部分外国轮船，总瞧不起我们中国百姓，我在外这几年，总遭受白眼，坐又脏又乱的下等舱。以后只要坐我的船，不管贫富，一律享受最好的待遇。所以，我们的公司就叫民生公司！”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卢作孚在外几年，以求学为主，根本没钱买一艘轮船。他对地主乡绅一番豪言壮志，是希望他们入股自己的公司：创办一家小规模的航运公司，最少需要2万资金。如果分为40股，每股只需500元。

卢作孚的老师和同学都来了，他们不懂什么航运公司，只认定这小子能干大事，于是东拼西凑，却依然杯水车薪。

几个开明的乡绅纷纷称赞支持，也只是凑了不到5000元。

天无绝人之路，卢作孚一家家上门拜访，希望几个有钱的地主认购几股。被找上门的地主，总以没现钱打发他，暗地里却道：“其他航运公司都要倒闭了，这是血本无归的买卖。”

不灰心的他，最后找到郑东琴入股，此人是合川知县和重庆警察局局长，他一声令下，其他地主乡绅纷纷跟着认购股份。

认购的人多，总额却只有8000元。卢作孚拿着现钱，担心迟则生变，赶紧到上海订船。

到上海对比了9家造船厂后，他才得知，一艘70吨的小轮船，最低报价也要3.5万。

但卢作孚还是找到最好的造船厂，请他们设计出最适合川江航行的轮船：马力要大，三峡水流湍急，船身要上轻下重，要用最好的材料。

他日夜参与轮船的设计和制造，造船厂也不敢马虎大意。

合川那边，卢作孚制定严格的管理模式：民生公司以民为本，以顾客就是上帝的真诚态度，以薄利多销的经营模式，成功找准人群定位。

1926年夏，“民生号”在上海下水，不久后第一次出现在宜昌的港口。这是卢作孚的第一艘船，也是他船王之路的启航。

卢作孚谨守自己的承诺：乘客不管贫富，一律享受最好的待遇。船经理必须为每位乘客安排座位，提供最优服务，票价却比其他航运公司低，很快客似云来。

“民生号”宾至如归的体验，吸引了川江来往的乘客，即使薄利却能多销，公司很快开始盈利。

民生公司成功了，其他小规模的航运公司却濒临破产，卢作孚以对方高开的价格收购了他们，很快，他有了第二、第三艘轮船，总吨位达230吨。

公司业务稳定后，卢作孚北上考察发现，东北实业命脉，已被关东军牢牢控制。想起江河海上，艘艘大轮船飘着外国国旗，他开始民生公司的扩张，有了一统长江乃至中国航运的设想。

到1931年，民生公司旗下已经有7家公司，12艘轮船，总吨位达2300吨，员工从原来的164人增加到518人，成为一家规模宏大的航运公司，统一了川江史上混乱的航运，真正成为一方霸主。

“西安事变”后，卢作孚准备出任“两党合作”的实业部部长赴欧美考察时，抗战全面爆发了。

很快，上海沦陷，华东很多爱国的民族实业家，不愿成为日寇的附庸，纷纷将厂矿机器物资向内陆转移。

当上百万吨物资转移到武汉后，武汉也面临沦陷，这些物资再也无力转移。官方航运征去抗战，外国轮船趁机提高运费，最后有能力将这些物资转移的，仅此民生公司一家。

除物资外，还有上万难民等待后撤，这些买不起高昂船票的老百姓，也寄希望于民生公司。

但仅靠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完成人员和物资的转移，起码需要一年时间。

兵荒马乱，能撤就是保存实力。

卢作孚飞到宜昌时，大街小巷满是拖家带口逃难的人，民生公司的路，已经被抢购船票的人围得水泄不通。他好不容易挤进办公室，马上召开股东大会，找齐川渝大大小小航运公司负责人，讨论宜昌大撤退的重要内容。

大家束手无策，所有人都看着始终保留寸头，身穿灰色制服的卢作孚。他神情凝重向大家道：“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但我们团结一致，一定可以完成撤退。船不够，我们夜间装货，天一亮就出发！而且，只要分段运输，所有船只都可以调动起来！”

其实，民生公司之前在枯水期，也是用分段航运的灵活方式，带来高效的利益。这次撤退运输分为三段：从宜昌到三斗坪是下游，投放大吨位轮船；从三斗坪到万县是中游，投放中吨位轮船；从万县到重庆是上游，投放小吨位轮船；每段来回往返，达到最高效的航行效率，这样宜昌到重庆的时间，可以从原来的6天缩短到2天。

此外，卢作孚还提出，最重要最笨重的器物直接运送到重庆，其他次要轻便的先转运到万县再作打算，剩下不重要的物资，缩短一半路程，送到奉节或者巴东，想其他办法转运。

40多天后，长江水位已经低到没法大规模航运，滞留在宜昌的3万多难民和9万吨兵工物资，却已经全部西迁完毕，民生公司承担了90%的运输量，此外，其他伤兵、川军和乘客近150万人，民间物资近100万吨，也由民生公司运走。当日寇到达宜昌时，沿江只剩下一些零星废铁。

后来经济部调查，这40天内抢运进川的物资，每月可生产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炮弹6000枚，十字镐20万把。

为此，蒋介石1939年元旦授予卢作孚“杰出服务勋章”，1940年再次嘉奖民生公司。此前，他和宋子文都想将民生收入囊中，奈何卢作孚的坚守才作罢。

宜昌大撤退任务完成后，民生公司依然实行这条“生命通道”，整个抗战时期，共运送川军270万余人，武器炮弹30多万吨。

没有冲锋陷阵，却也伤痕累累。卢作孚统计，仅1939年，民生公司航运部就损失400多万，抗战时期，损失轮船20338吨，其中有9艘被日军炸沉炸坏，5艘被日寇劫持，5艘被国民政府征用阻塞航道。最让他痛心的是，有117名船员牺牲，76名工作人员伤残。

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真正实现了“民生”二字的价值。

他经常对民生的人说：“如果整个公司的人有这样的精神，就可以建立一桩强国的事业；如果整个民族有这种精神，就可以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

今天，我们有幸还能看到像卢作孚这样的爱国企业家，不顾爱女被扣留的任正非，抵制外企收购格力的董明珠，他们身上，有着卢作孚的企业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