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境崩溃到情境再分离：社会-关系情境中的用户社交媒介实践——基于微信朋友圈“仅三天可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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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从情境崩溃理论出发，将“仅三天可见”视为微信朋友圈情境崩溃后的情境再分离的用户实践，探讨情境崩溃之后“再分离”的过程和策略；同时挖掘中国社会情境的关系内涵，把中国人的脸面观和关系逻辑纳入到处理情境崩溃的具体实践之中。这种情境崩溃与情境再分离在中国语境下，不仅仅是社会情境意味的自我呈现问题，更是关系情境中的关系建构、关系中的自我建构和脸面建构的问题。研究发现，“仅三天可见”作为一种技术装置，赋予了用户改变情境定义和自我呈现的可能性，也赋予了观众对新的情境定义和人际关系理解和接受的可能性。用户通过对“仅三天可见”的创造性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与他人的边界确定、自我与角色的分离、熟人与陌生人边界的确定，从而缓和了情境崩溃引发的冲突，实现了中国人对人际关系的“维持”倾向与脸面的修复，也引发了关系中的自我变化和对熟人关系的重构，从而使得“仅三天可见”作为一种情境再分离在中国语境下是一种社会-关系情境的再分离。文章最后讨论了“仅三天可见”作为技术可供性与用户创造性实践的中介，将作为宏观的加速社会结构和行动者对技术的中介使用的能动性连接起来，在社会-关系情境中，实现了结构与行动的松散耦合。

作者简介

张杰，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马一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

本文为广州大学重点人才项目（项目编号：RZ202200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提升面对重大突发风险事件的媒介化治理能力研究”（项目编号：21&ZD316）与“儒家道德的社会化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6ZDA107）的阶段性成果。

一

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

微信用户普遍设置“仅三天可见”这一现象引起了国内学界的一定关注，但目前可见的针对性研究仍为数较少，既有研究主要还停留于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的基础问题，将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论与约书亚·梅洛维茨（Joshua Meyrowitz）的媒介情境论作为既有结论进行引用和阐释（郭立，2017；江梦蝶，2018；崔保峰，2019；王昌怡，2019）。或是对朋友圈形成的新的情境特点进行深描，分析新媒介新场景下社会行为的新变化并产生了新话语方式，并藉由媒介的变化，重思媒介与人的相互影响关系（尹璐，2017；赵军奇，2017；谭海燕，2018；曾林浩，曾振华，2019）。而国内为数不多的深入朋友圈自我呈现表象背后去触及互动情境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广泛意义的社交媒体平台进行，比如从线上过度连接的角度出发，关注到朋友圈中的社交超载和社交焦虑，指出人们会根据情境需要进行功能设置来实现“反连接”（彭兰，2019），以及互联网自我呈现的多重变迁（董晨宇，丁依然，2018）。然而，既有研究还是相对忽略“仅三天可见”现象背后的动态情境变化，对于更复杂的用户创造性实践与媒介平台可供性之间的关联还缺乏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洞察。

同时，拟剧论在社交媒体时代如何嬗变与发展、媒介情境论作为电子媒介时代针对电视媒体引发的社会交往情境和社会行为变化的研究视角，本身是否可以直接运用于社交媒体？是否有新的解释工具可以用来解释社交媒体时代的情境变化？这一点也被国内的研究者所忽视。

而国外的研究在讨论社交媒体中的情境变化时，从戈夫曼和梅洛维茨出发，发展出了新的解释工具：语境崩溃（context collapse），这其中的领军人物就是博伊德（Danah Boyd）。随着社交媒体技术融合了在现实世界中被普遍分割的社会环境（这恰恰是戈夫曼讨论的重点和前提），将不同语境中的多样的受众聚集到一个社交媒体用户被迫同时应对植根于不同规范、需要不同社会反应的混杂社会环境，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用户自我表达的张力和焦虑（Boyd，2014：60）。语境崩溃是西方学界面对社交媒体实践，从符号互动论、媒介情境论汲取理论资源，在网络化时代新的理论进展。所谓的语境崩溃，在符号互动论的视野中，其核心就是不同分离的情境重叠在一起，从而发生的情境新的定义/难以定义，进而影响到自我如何表达，身份如何认同，多样的观众如何互动，在这个意义上，语境崩溃（context collapse）和情境崩溃（situation collapse）是同义的。

情境崩溃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以微信朋友圈为例，朋友圈同时涵盖了包括血缘关系、业缘关系、学缘关系、地缘关系等各种现实人际网络，用户面对着前所未有的融合新情境，新的情境定义和表演无法确定，继而引发一系列的交往困窘。面对情境崩溃的风险，用户通常会使用微信朋友圈的各种功能设置来重新划分与明确场景和身份之间的边界，具体包括：（1）“黑名单”功能；（2）“不让他（她）看我的朋友圈”和“不看他（她）的朋友圈”功能；（3）分组功能；（4）在具体发布某一条朋友圈时设置“谁可以看”“谁不可以看”和“提醒谁看”功能；（5）设置朋友圈可见时间“仅三天可见”“仅一个月可见”“半年可见”和“全部可见”功能。除此之外，微信朋友圈还提供关闭的功能设置，关闭朋友圈意味着用户对微信的使用放弃了在朋友圈这种融合情境中呈现自我、与想象的受众之间的互动，以此来实现彻底分离的情境和单一情境中的自我呈现，是一种激烈的情境分离和断连行动。但是互联网的技术架构决定了连接性是其基本属性，人与人的连接始终是互联网应用的核心（彭兰，2018），微信作为资讯型、互动型和信用型连接均包含的综合性连接平台，已经从新媒体演变成中国连接的基础设施（沈阳，冯杰，闫佳琦，向安玲，2020）。这种基础设施化就在于在个人层面，通过社交媒体连接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或生活惯习，利科普（Christian Licoppe）将之称为“连接在场（connected presence）”(Licoppe，2004）。正如沃德尔（Peter Vorderer）研究团队所描述的，在当下，人们具有“永久在线/永久连接（POPC）”这种长期使用数字媒体的行为倾向（Vorderer et al.，2018）。林（Richard Seyler Ling）在对手机传播的社会嵌入研究中指出，社交媒介化技术建构了社会交流与互动，使之形成了“人人都是使用者”的普遍预期，技术的使用没有例外者成为一种交往中的普遍期待（林，2020：33）。因此，在关系在线化的今天，通过社交媒体保持连接，在想象的受众面前进行自我呈现，发布动态和随之进行人际微协调也就成为林所谓的“理所当然（taken for grantedness）”（林，2020：8，33）。

当连接成为社交媒体时代的一种基本特征和普遍期待时，关闭朋友圈这种完全的情境分离意味着个体基本放弃了扩大线上关系的可能性，也意味着对理所当然的普遍期待的违背。这种行为不仅意味着线上社会关系网络的难以拓展、为了实现情境绝对分离而投入的高时间和精力成本，还意味着面对违背普遍人际期待而产生的人际和自我压力（林，2020：32），以至于很少有人可以坚持长期一贯的关闭朋友圈。

而“仅三天可见”所实现的情境分离与关闭朋友圈相比，是在保持连接、发布的前提下重新分离情境和自我呈现，这也是本研究讨论的重点。那么为何“仅三天可见”的功能会成为微信用户使用人数最多的设置？“仅三天可见”与其他分组、屏蔽等功能相比又具有怎样的独特之处？

二

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

情境崩溃是一个理论脉络发展复杂的概念，西方学界围绕这一概念争议的中心在于其所引发的情境复杂性与技术可供性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本研究试图恢复博伊德早期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的情境视角；重拾情境崩溃研究中相对被忽视的另一研究脉络：符号互动论的传统。将“仅三天可见”视为情境崩溃这一新情境中，作为中国文化情境中的行动者的一种处理和化解情境崩溃的实践过程和实践策略。

遵循资料饱和度与可获得性原则，本研究对三十位选择将朋友圈设置为仅三天可见的大学生进行60至120分钟的深度访谈，并随机抽取三十位受访者的两位微信好友进行拓展访谈，受访者总计共90人。其中男性41人，女性49人，三十位选择将朋友圈设为仅三天可见的受访者均为在校大学生，年龄分布在19-27岁，年级涵盖本科生至博士生，专业包括理科、工科及人文社科专业，从而使得受访者资料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所有访谈均通过面访或微信语音聊天进行，部分受访者进行了二次和三次访谈。涉及隐私的部分均遵循知情同意原则，予以技术处理。

三

多重的情境崩溃：

表演失败、关系期待违背与脸面受损

（一）自我/角色一致性矛盾与自我表演的崩溃

当日常生活中不同的人际交往关系和交往情境都被汇集到微信这一超级社交平台之中时，我们不仅要在朋友圈中同时展现多个自我，并努力进行自我的一致性协调；还要在朋友圈中同时展现多个角色，并进行角色的一致性协调；同时还要处理多个自我与多重角色间的可能冲突，进行角色-自我的一致性协调。如此一来，当我们发布微信朋友圈时，便会出现“众口难调”的观众反应和随之而来的表演障碍，引发一系列令演员“尴尬”的事件。

对于受访者而言，他们主要扮演的社会角色（学生）是比较单一的。然而即使是如此单一的社会角色，当它和受访者日常生活的自我并置在一起时，就会出现不一致和相互冲突的情形。同时，正如罗萨（Hartmut Rosa）所描绘的当下社会作为加速社会（罗萨，2013/2018：13），技术加速和生活步调的加速也令受访者难以管理自己的自我形象。受访者的微信好友普遍在400人以上，最多的达到1000多人，生活步调加速使得受访者普遍表示给自己带来了交往困扰。

微信作为一种被广泛使用的社交媒介，深深内嵌于青年的日常生活，引发其交往的加速与人际边界的模糊，使受访者陷入朋友圈自我呈现的表演困境之中。即使采用了微信的黑名单、分组等功能，但由于虚拟与现实的不可完全分离，依然存在引发新的情境崩溃的可能性，即社交媒体中的情境与现实情境发生了重叠与冲突。

微信的分组、屏蔽功能事实上是出于减少由于多重前台重叠出现的情境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表演风险目的设计的，但中国人的关系倾向是维持关系（翟学伟，2008），维持关系意味着中国人的自我形象和关系判断必须以关系中的另一方的判断为考虑的对象和标准。采用屏蔽功能事实上是对中国人的这种关系预期的否定，一旦被关系中的另一方发现，就会随之出现现实中关系退化甚至断裂的风险。因此，无论是分组还是屏蔽的技术装置，事实上都是对关系维持倾向的否定，因而也都无法有效解决在多重交往情境重叠和混杂的微信朋友圈中，演员如何避免情境崩溃、于关系维持中进行自我呈现的问题，更无法处理情境崩溃所引发的自我-角色一致性的问题。

（二）剧班成员、观众与演员关系期待的违背与崩溃

情境崩溃引发了对这种新的多重并置、重叠情境的维持需要，这对于演员而言是异常复杂和艰巨的任务，需要建立在剧班成员的高度响应和配合的基础上。在戈夫曼的定义中，剧班意为一群通过互相密切合作来维持特定情境定义的个体集合，剧班成员有义务和责任协同配合剧班中的表演（戈夫曼，1959/1989：101）。而对于中国人而言，由于前述的关系维持的倾向，这种剧班成员的合谋关系并不是暂时的，而是带有关系判定和维持意义的。因而，在人们发送朋友圈时，基于这条朋友圈与发送者进行互动（评论和点赞）的微信好友，在发送者的预期中，会认为这些微信好友与发送者构成了一个临时剧班，微信好友会根据自己与发送者的关系进行相应的配合表演，而且这种表演会被预期为是关系维持意义的配合。

但在访谈中笔者发现由于情境崩溃引发的剧班成员的多重性与难以预料性，剧班成员反而常常会破坏了演员想要维持的情境定义和自我形象呈现，与演员的期待违背，而这种期待违背事实上是对演员和剧班成员原有的合谋关系的否定，也是对演员自认为的“关系”的否定。

失落、生气这些情绪的产生，恰恰是因为演员试图建构的情境定义无法被剧班成员所认可、接受，也意味着演员的自我形象与关系难以稳定地产生。同时，在人们发送朋友圈时，所有能看到这条朋友圈的微信好友构成了观众群体。通常情况下，观众会做出符合演员预期的评价与反应，但在笔者访谈过程中发现，存在不一致甚至相反的情况，观众对于演员的演出会感到厌倦，产生了期待违背和角色距离。

这种演员与剧班成员、观众之间产生的期待违背，不仅是对自我形象呈现的违背，也是对中国人关系维持倾向的违背，因此一致的情境定义越来越难以达成，从而出现了多重的情境崩溃，情境崩溃成为微信朋友圈中常见的“事件”。

（三）“丢脸”与“没面子”：一种本土的情境崩溃表现

翟学伟（2014）在对中国人脸面观的研究中指出，戈夫曼的拟剧论是在“脸”和“面子”被译成英语中的一个词“face”的基础上来加以建构的，“face”既指个人的印象整饰，又指在他人心目中的心理地位，这一假设实际上和以自我为重心、自我实现为取向的西方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价值观相吻合，而中国社会从价值层面直至现实层面都是一个重视和讲究关系的社会，中国人的脸面因此也是以他人为重心的情境关系取向：（1）脸是个体（或群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内的共同要求，通过一系列有利于自己或相关者的手法或功夫，在一定社会情境中表现出的符合他人期待的形象。（2）面子是具有某种形象的个体（或群体），判断他人的评价与自我期待是否一致的心理过程及其结果。在中国人的脸面观中，“丢脸”意味着没有做迎合他人期待的形象，或做了迎合但没有达到所在社会圈的认可；“没面子”主要是指通过自我评价认为自己在他人心目中没有地位（翟学伟，2011：96），这种面子的复杂性与多重性是戈夫曼的“面子功夫”（face work）中没有讨论的。

对于中国人而言，个体在印象形成过程中建立起脸面来是非常不易的，是精心积累的，若不能让其完整、稳定或光大，就会造成严重的认知失调。失去脸面作为一种会给受访者带来心理认知失调的耻感文化，表现为个体在关系中丢失了自己的形象和心理地位时产生的情绪反应。

因此，中国人在朋友圈遭遇的情境崩溃不只是多重自我、角色与情境重叠引发的崩溃，更是由于情境重叠引发的“关系”预期的违背与“脸面”的受损，这是情境崩溃在西方未被讨论过的、独具中国文化内涵的一种现象，因而情境在中国不仅仅是戈夫曼意义的社会情境，而是社会-关系情境。

四

情境崩溃后的情境再分离

（一）多重自我/角色的再分离

首先，“仅三天可见”的功能可以使用户实现时间序列中的多重自我与角色之间的再分离。在访谈过程中，不少受访者表示将朋友圈设置为仅三天可见是因为过去的朋友圈中的自我形象与自己当下所塑造的形象不符。

“幼稚”是受访者反复提及的一个关键的本土词汇。受访者的主要社会角色是大学生，大学生最大的特点是处于继续社会化的阶段。“今日之我”往往意味着对“过去之我”的否定，这种自我间的冲突成为这类社会角色最明显的特征。受访者访谈中不约而同提到的“幼稚”就是这种自我不一致的冲突和可能出现的情境崩溃的自我认知。由于微信朋友圈的记忆功能，这种自我的不一致会永久存在，并会被当下的交往对象作为认知线索来形成印象判断。正是意识到这种自我间的不一致会引发情境崩溃，从而会对交往和自我形象管理带来障碍，受访者通过“仅三天可见”这个技术装置，可以始终把自我呈现在当下时间的前台，过去之我则成为一个只留给自己驻留、回忆、观看的后台，时间取代空间成为微信朋友圈中的前后台区分的手段，一个可以脱离个人传记脉络情境的当下的自我得以呈现。

另一方面，“仅三天可见”的功能可以使用户实现当下的自我与当下角色之间的再分离。戈夫曼的角色理论认为每一个个体都可以扮演多个角色，因而就可能出现自我的角色冲突。当角色期待的自我形象与个体对自我的认知产生冲突时，就会对自己扮演的角色表现出某种分离行为，即表现出“角色距离”（role distance）（戈夫曼，1990：95）。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至多可以表现出一定的角色距离，但不能彻底摆脱个人角色；然而“仅三天可见”的功能使人们可以摆脱建立在日常呈现的个人角色，创造一种新的交往模式，即每天创造的自我形象都可以发生变化，角色的一致性、稳定性不再重要，得以探索自身的陌生性和自我的多种可能性。

每三天就是一个新的自我形象，这使得受访者们可以不再是按照最小公约数原则（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Hogan，2010）去建构自我形象（那往往会成为一种程式化的角色），而是摆脱角色束缚去建构当下的自我。时间引发的情境崩溃以及通过时间来实现情境的再分离，这是博伊德的情境崩溃概念中没有怎么触及的，但也恰恰反映了这个概念的潜力所在。把朋友圈设为“仅三天可见”作为一种实践策略，有效化解了时间延续性引发的情境崩溃和自我/角色呈现的障碍。但这种化解，在中国语境中，恰恰是首先对情境崩溃中各种不同关系的再分离才得以得以完成。

（二）自我-他人关系的再分离与关系变化

随着微信从一开始的“熟人社交”转变为多种人际关系的汇集平台，微信好友已经不等同于传统意义的“熟人”，而在数量上以“熟悉的陌生人”为主。本文将“熟悉的陌生人”特指添加为微信好友但缺乏现实互动的人际交往群体。之所以会出现熟悉的陌生人，就在于微信作为一个超级社交媒体平台，使得很多在现实中只有一面之缘、甚至没有发生过现实互动的人得以通过微信发生连接，然而熟悉的陌生人本身是一群异质性很强的集合体，他们作为互为异质性和陌生性的观众（张杰，2016）在微信朋友圈这个单一前台的汇集，就会引发情境崩溃。此时，将朋友圈设为“仅三天可见”作为一种保护情境定义的防卫措施（defensive practices），传达出“我们的时间/关系就停留在当下，未来如何发展由我决定”的防卫意味，这是一种由用户掌控的单向情境定义和关系走向。

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过去作为一种自传，是建立面对面互动关系的一个基础。然而在情境崩溃中，恰恰是受到来自过去的多个情境定义的影响，使得情境定义无法依照用户的期待去设定。“仅三天可见”作为一种时间上的后台封存策略，使得用户与熟悉的陌生人的关系可以仅仅停留在当下，而无法进入到用户的过去，这就使得用户的自我呈现可以脱离过去的情境。同时这种指向当下的时间策略，使得用户拥有了对熟悉的陌生人关系进退的自主权，从而使得这类关系具有和熟人关系不一样的灵活性。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传统的对陌生人的心理机制是防范，避免接触（李庆善，1994），虽然这种心理在“熟悉的陌生人”，但是用户们并没有删除这些熟悉的陌生人，而只是设置了仅三天可见，因而，这既反映了对熟悉的陌生人的从防范到“既信又防”的心理转型，也说明了关系维持倾向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

（三）社会-关系情境的再分离与脸面修复

对于中国人而言，挽回脸面就是再建印象整饰，并以此恢复原先的心理地位（翟学伟，2011）。面对微信朋友圈关系情境的重叠与崩溃引发的脸面受损事件后，有受访者表示，通过把朋友圈设置为“仅三天可见”，可以一定程度挽回受损的脸面，或是尽可能降低因脸面受损引起的负面影响。

通过“仅三天可见”的时间策略，用户将引起自己脸面受损的朋友圈进行后台封存与覆盖，希望以此来使自己失去脸面的尴尬被遗忘，化解其心理耻感与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落差，尽可能的在将来恢复其个人脸面。

仅三天可见虽然减少了脸面受损的可见性，从而能够挽回脸面，但是毕竟依然是有三天可见的，依然存在着无法挽回脸面的风险。当脸面已经无法挽回时，解脱（也就是精神胜利）是中国人作为另外一种平衡心理的机制，是在无法挽回时，自己给自己台阶下。丢脸者认为，自己为自己铺设的台阶是可以挽回脸面的。

由此可见，用户通过对“仅三天可见”这种技术装置的创造性实践，有效化解情境崩溃下人际关系的重叠与崩溃，自我与角色间的重叠与崩溃，自我之间重叠与崩溃，脸面的受损与修复，从而为情境的单一化、自我的探索、自我与角色的分离创造了新的情境定义的可能，也为对网络中的人际关系管理带来了更多的主动权，使得中国人的关系维持具有了主动的面向。

五

新情境定义的确定：关系体认与自我转型

（一）自我与他人关系边界的体认

在六十名受访者中，接近半数受访者表示会根据自己与该好友的亲密程度作出不同反应。在亲密关系中，如果看到微信好友的朋友圈设置为“仅三天可见”，会感到与对方拉开了距离，传达出“我们并不熟”“我的世界不想让你前来了解”等消极意味，进而对两人关系产生质疑及重新判定。

中国人的亲密关系是一个强调自我高度卷入甚至是包含着他人的自我的，也就意味着自我与重要他人在中国人的传统关系中是不能有边界的（翟学伟，2007）。“仅三天可见”互动另一方表达出的这种对关系否认的解读恰恰是对中国人传统人际关系中自我与重要他人之间应该无边界的一种再确认。与此相对应的，受访者对关系疏远的微信好友将朋友圈设置为“仅三天可见”却无动于衷，认为两人之间本就应该存在一定的界线和距离。其余近半数受访者也表示自己完全能接受微信好友将朋友圈设置为“仅三天可见”，不会因此产生过多的想法，也不会影响两人之间的关系。

面对微信朋友圈混合杂糅的人际关系，用户通过使用“仅三天可见”来实现自我与他人关系的细化和分隔，使得这种混合的人际关系出现了较为明确的边界，交往情境变得确定起来。无论是对自我与他人关系边界的肯定或是否定，通过“仅三天可见”实现情境再分离后的新情境定义都在互动另一方处得以明晰，而与熟人和熟悉的陌生人的关系边界也在这种否认和肯定中得到确认。

（二）“关系自我”向“关系中的自我”的转型

对关系的理所当然性的认知与判断，意味着中国人的自我形象不仅是戈夫曼意义的自我形象，更是在理所当然的关系中的形象。这种形象固然有自我积极建构和控制的一面，但其相对特殊的一点在于，长期以来，中国人的自我形象受制于关系，特别是理所当然的先赋性关系已经为关系中的自我形象设置了脚本，这种自我形象的建构与控制更多地体现在迎合关系中他人对自我形象的期待。然而，“仅三天可见”的技术装置使得人们可以对自己人际关系中的熟人进行明确的交往边界划分，选择的标准不再是传统人际关系中的血缘、地缘、业缘因素，而是人际吸引。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人际关系也悄然改变，熟人和陌生人的定义都在情境崩溃和再分离的新情境中得以重塑，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边界也随之发生了心理距离意义上的位移。伴随着这种理所当然关系倾向的部分打破，在网络熟人关系中，自我的建构性和灵活性、选择性得以凸显，自我形象呈现出根据不同关系进行建构的一面，原本内嵌于关系中的自我形象也得以根据关系来选择呈现出关系中的自我的新面向。这种关系中的自我不再是现实熟人关系中既定的自我，而是很大程度上由自己主动建构的自我，伴随着这种主动建构的自我，原本模糊的熟人关系开始向着陌生人一侧位移，人际边界的明晰恰恰是和自我形象的明晰同步发生的。

可见，互动的另一方对朋友圈设置为“仅三天可见”的理解首先是关系意义上的，通过对自己与受访者关系的划定，从而产生不同的情境反应。也正是通过这种关系划定，受访者们的自我才得以呈现，自我与他人的边界才得以明晰。互动的另一方根据对被划清界线产生的不同理解来采取不同的对待受访者自我呈现的应对策略，至此完整的互动情境形成，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边界也得以重新判定与明确。

六

结论与进一步的讨论

（一）跨文化视角下的情境崩溃：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再审视

虽然朋友圈“仅三天可见”作为一种微信提供的隐私管理技术装置，非常契合情境崩溃所讨论的现象，但对于这个发源于英美特定社交媒体环境中的概念，我们必须将其放置于中国本土语境下予以考察。因此，本研究引入了中国人的关系与脸面理论，从而凸显中国社会情境的关系性特点。中国人处理情境定义时，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维度，由于关系这一复杂项的介入，中国人的“脸面”和戈夫曼拟剧论中“面子（face）”是存在差异的。

因此，中国语境下的情境崩溃与西方最显著的不同在于，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情境崩溃，不仅仅是多重情境并置，冲突的过程，也是各种关系并置，冲突和脸面受损的过程；再分离也不仅仅是情境的分离和自我的再呈现，同时也是关系的自主重构与脸面的修复。进一步而言，情境崩溃概念所讨论的中心在西方语境与中国语境之中的差异，实质上是社会情境与关系情境、“社会我”和“关系我”的区别。这一本土情境的再发现也弥补了博伊德情境崩溃概念发展到后期所预设的平台中心化、同一化所带来的情境简单化倾向。我们始终需要明确的是，现实中的情境是复杂多变的，行动者对于情境的理解和自我呈现也是复杂的，对社交媒体的理解必须与用户日常生活与具体实践联系起来，对情境崩溃概念的理解必须关注到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情境定义的差异化。

（二）松散耦合：加速社会下技术中介的新社会情境

情境崩溃与再分离不仅仅是处于文化意义网络中的行动者所面对的关系崩溃、脸面受损和情境冲突以及关系重构、脸面修复、自我建构，还是在媒介技术中介下的情境崩溃与再分离过程。以媒介为中介的交往已经成为网络化社会的一大特征。当中介化交往成为交往的主要形式时，中介就不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而转变成为交往中的关键一环，与交往者共同构成了交往本身，人们的日常生活也通过中介了的传播或交往而得以型塑（潘忠党，2014）。“仅三天可见”的设置作为一种中介，不仅通过时间设置为情境崩溃带来的自我难以呈现、难以把握提供了新的呈现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当“仅三天可见”这一时间技术装置介入到微信中的人际交往中时，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微信成为两种不同的交往情境：陌生人交往情境和熟人交往情境的切换平台而非融合、崩溃平台，通过对情境崩溃后情境的再分离，使得原本并置的关系得到了区隔，进而明晰、变化和位移。在这个意义上，它不仅仅是技术可供性所描述的为人们的交往与互动提供了条件和可能，而是深深嵌入到交往情境的建构之中，对交往双方产生影响，其中介性是技术可供性和人类行动者能动性、创造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是中介化视角所强调的。而用户的创造性实践赋予了技术可供性以文化和社会意义，并明确了具体的情境定义和实践逻辑，从而使得“仅三天可见”作为中介成为技术可供性与中国人关系逻辑的协商性产物，创造出了具有中国关系实践意义的新社会情境，而这种新社会情境所蕴含的连接与维持意味是直接关闭朋友圈所无法构建的。

如果把情境崩溃放置更大的社会背景去考量，我们会发现社会-关系情境崩溃本身是加速社会的一部分。技术变革所引发的时间加速使得我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去处理技术变革带来的便利，这引发了时间悖论，多任务模式成为当下加速社会的一种主要的工作模式，从而使得我们不仅无法享受技术变革带来的节约时间的好处，相反我们日常生活的时间被进一步压缩。同时，加速社会不仅体现在当下时间意义的塌陷和时间连续性的丧失，还体现在空间意义的进一步转变。空间的边界被技术不断跨越、打破。社交媒体平台将多个情境的物理和社会边界夷平，放置于同时同地，引发了交往的加速与情境的并置，越来越多的微信好友不仅引发了交往时间的压缩，还进一步加剧了交往情境的并置和崩溃，特别是多重关系的并置与崩溃和脸面的并置与受损。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关系情境崩溃本身就是加速社会的微观部分，是当下社会在技术、社会、生活步调上不断加速的结果。而用户对“仅三天可见”的创造性使用，恰恰是一种应对加速社会的减速策略，一方面通过创造性行动，对技术加以挪用，实现情境崩溃后的情境再分离与人际关系的再分离，从而使得情境得以简化、定型，关系得以区分和明晰，关系中的自我逐渐浮现；另一方面，也是在连接过载背景下降低连接风险，有效规避社交压力与焦虑的一种普遍做法。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当加速成为一种技术-社会逻辑而具体化为人们对于朋友圈发布动态的社会普遍期待（林，2020）时，也就意味着完全关闭朋友圈，采取强烈的断连方式是无法成为现实中的持续性的社会行为的。减速是在默认这种普遍期待下的减速行为，而无法完全拒绝这种技术-社会逻辑。“仅三天可见”恰恰是在默认这种技术-社会逻辑下的自主创造性减速行为。

在这个意义上，微信的“仅三天可见”作为一种微观互动策略和新社会-关系情境建构方式，一方面是媒介技术装置介入到情境互动过程中的中介化过程，是技术可供性与用户能动性协商的结果；另一方面，它也是行动者在加速社会背景下运用媒介技术的一种减速策略，是宏观的社会结构在情境中与行动者能动性协商的结果。因而，在“仅三天可见”的用户实践中，技术中介性使得社会结构和行动者之间，通过微观的情境定义和关系建构，通过行动者的能动性，在这个社会-关系新情境的建构中，得以微妙地生成和协商。戈夫曼将这种结构与情境，情境与行动之间微妙、精致、迂回的关系称之为松散耦合（Goffman，1983）。这既重申了结构对于行动的制约性，又维护了情境的相对自主性和行动的相对能动性。结构制约行动是在一个框架意义上的，需要通过情境转换才能与行动松散的联结起来；与此同时，结构又确实被行动所部分生成，生产，发生动态的调整与变化。在社交媒体时代，我们可以看到，技术的中介，使得这种松散耦合变得更加精致，也更加紧密，原本中观的平台组织和宏观的社会加速结构通过并置、崩溃的情境得以可见，这也给未来的微观情境研究如何从松散耦合角度去勾连微观与宏观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探索可能。

本研究亦有不足。不同社会角色转换的张力是通过对有限意义域的沟通与跳跃形成的，以人为的的标准去划清社会舞台的不同“角色”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完全清晰地阐述人们日益增长的自我呈现需求和复杂多变的交往与表演情境。当然，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媒介技术装置与受众创造性使用、以及与当代社会的加速化之间的交光互影（interplay）究竟如何，如何进一步发挥社交媒体“情境”在结合微观与宏观方面的方法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或可为之后的研究提供继续发展的空间。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8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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