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艺术家——刘雍

刘雍近影

背景是他2022年的铸铜雕塑《我的青春祭》（186×100×218cm），表现了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一直迷恋现代艺术。

《雕塑》杂志专访刘雍：

雕琢心路 拷问灵魂的艺术家——刘雍先生访谈摘记

采访人：徐永涛，《雕塑》杂志副主编（以下简称“徐”）

受访人：刘雍，中国美协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以下简称“刘”）

徐：综观您的大量作品，犹如阅读一部多媒介的史书，题材涉猎非常广泛，对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科技以及人文风情均有体现；艺术表现手法丰富多彩，形式震撼人心。是否您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能够全面地概括了您的艺术成就？

刘：个人的命运始终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古人说：“诗言志，歌咏言”。艺术作品既有时代感，也表达了作者的个人经历和对人生的理解。我的作品也不例外。它反映了我的心路历程。从拨乱反正、到解放思想、反腐倡廉，脉络分明。国家发改委授予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荣誉称号是对我的鼓励，对于同行们我在这里不打算说三道四，但是我对这个称号是有保留的，我个人不敢妄称“大师”，因为我认为在今天中国配得上这个称号的人少之又少。“大师”这个称号在今天中国社会已经“通货膨胀”、泛滥贬值，“大”字往往名不符实。除了国大师还有省大师，各行各业也有大师，还有一级大师、二级大师、三级大师之分，还常被宗教界人士僭用。现在自称“大师”的人常常被别人嘲笑、当成骗子。记得当年有杂志请著名漫画家华君武题写“某某大师”的刊名，得到的回复是“名为大师，其实是一帮小师在那里跋扈”。此言信之！

徐：您身兼数长，在陶艺、壁画、漫画、雕塑、民间艺术理论研究等方面均有建树。但据说您是自学成才，而且身处偏远的贵州，相信您的艺术之路一定不是坦途，可否谈谈您50多年的从艺经历？

刘：师长兼挚友廖冰兄曾经给我说过：“我们这些自学的艺术家就像是野生动物，生命力和适应性特强，有三分本领往往能作出七分成果”。我先后进入几个不同的画种，是因为我没有得到系统的美术教育，既然没有受过任何一门专业训练，也就不受画种的限制。从主动的方面来讲，我老有一种想尝试新的材质和表现手法的冲动。从被动的方面来讲，可以套用一句流行的话叫做“与时俱进”，有什么条件就做什么。我在20世纪60年代悄悄画漫画，70年代调到贵州工艺美术研究所开始做些小陶艺，公开发表作品和举办展览。80年代开始做一些木雕、陶雕、挂毯。90年代开始在国外举办展览。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公共艺术得到发展，我也投身到这项事业当中，创作了一些壁画和雕塑。近年出版了几本专著，写了若干篇民族民间美术研究的论文。按照每个阶段的工作重心，我把它分为“漫画时期”“陶器时期”“混血时期”“公共艺术时期”“著述时期”。

徐：古语云：“忧愤出诗人”，忧愤也出艺术家。我觉得您的一些作品，尤其是一些漫画作品揭露和描写现实中的对立与矛盾，也是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勇气的。

刘：当我还是一名中学生的时候，就开始向当地的漫画窗投稿，由于我出身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家庭，在那个年代里我失去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甚至找不到正式的工作。落入社会最底层，但同时也得到磨练。断断续续地画了组画《颠倒的年代》。考虑到安全的因素，把一个构思分别画到几张纸上，要拼在一起才能看出名堂。虽然明知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不吐不快，而且忍不住拿给一些朋友观看，引得想立功者跟踪追查，幸被我用漫画搪塞过去。

我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为数不少敦促社会进步，针砭时弊；抨击假、丑、恶，倡导真、善、美；反思人性中的弱点，关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的作品。我以为这是在履行我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为在中国实现真正的“依法治国”出力。恩格斯认为正义感和批判精神是界定知识分子的标准，我深以为然。鲁迅先生对于生养自己的民族和同胞就是“爱之深，责之切”，我一直仰慕他的精神和为人。

徐：您既有强烈的民族传统，又具有新颖的现代思维乃至前卫意识，古今中外的艺术元素与文化营养滋养了您。在中国的国际影响逐步加大、文化软实力日益增强的今天，当代艺术发展的参照与评判标准由曾经的盲目沿袭传统或全盘西化，开始进入一个众语喧哗、不甚明朗的状态。您是怎么看待这一现象的？您是如何处理艺术上的东方与西方、传承与创新的？

刘：在我创作的航道上，有着3个具有强大引力的旋涡：第一个是中国文人画的传统，第二个是西方现代派艺术，第三个是国外原始艺术。我既要借助它们的力前行，又不能被它们束缚住变成它们的奴隶。我始终不渝追求的目标是：中华传统、地方民族特色和独特的个人风格。一个艺术家，不但应有自己的风格，而且自己的每件重要作品也应有区别于自己其他作品的独到之处。既不抄袭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因此我把“题材多样化、形式手法多样化、材质多样化”作为我的另一个追求的目标。创意决定以后，选择什么样的手法和材料才能达到最佳效果，这很重要。反过来看，材料和手法是为效果服务的，是第二位的，创意才最重要。

徐：您的雕塑作品，有一个很有趣的“四面律”模式。联系到古埃及艺术里崇尚“正面律”，人物头侧面，眼睛正面，肩及身体正面，腰部以下又是侧面，用水平横线来分割结构，您的雕塑追求完整性的体现。佛家里有“一体两面律”的说法。我感觉您的作品也有一种程式化倾向，“一体四面律”也是在追求一种完整性的体现。可否这样理解？

刘：“两维空间”是装饰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从旧石器时期的岩画到埃及壁画以及民间美术中都在广泛应用，也是张光宇这一派常用的手法，我在浮雕、挂毯等作品中学习了这种程式化的表现方法。后来我尝试做圆雕，开始不能保证从每个视角观赏的效果，在得到殷商青铜器的启示后，我把这种“两面律”扩展成“四面律”，应用于铜鼓系列作品之中，试图用多个角度对称的手法来建立一种特殊的视觉感。

徐：历经人生与艺术经历中的千般磨难后，您仍能保持心地平和，淡泊自若，这真是难能可贵。您的内心世界一定有极强的信念所支撑，对吗？

刘：我的作品表达的是我的信仰和人生的体验，不是把它们当成谋利的工具。我相信艺术家的终极评判是由他自己的作品铸成的。艺术作品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把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继承文化传统作为使命，我的家乡贵州的民族、民间文化异常丰富，通过借鉴、吸收和再创造，我把贵州少数民族艺术的精华融合进我的公共艺术作品之中，寄托着我这个贵州人、夜郎人后裔、布依族儿子对故土的一腔深爱和耕耘。我试图用公共艺术的形式来达到对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目的。即使是商业项目，我也把它当成纯艺术品来做，尽量保证艺术性和质量。我认识到，一件失败的公共艺术作品，会像一根耻辱柱，把作者钉在上面，直到被拆除为止。

徐：都说人生七十为古稀，而您一直创作力旺盛，集漫画、雕塑、陶艺、工艺美术于一身，汇讽刺、幽默、装饰、研究于一炉，并取得累累硕果，真是很令人佩服。非常感谢您配合采访，以及对我们杂志的肯定、对我们工作的支持。祝您艺术之树长青，艺术之途畅达！

注：以上文字为采访摘选版，全版文字请看2015年1期《雕塑》杂志“刘雍“专刊。本文略有删改。

创作的第一个历程为：漫画时期

从1963年开始，最初从事国际时事漫画创作，后来又创作了大量歌颂新时期的画作以及揭露腐败、批判丑恶社会现象的讽刺画和具有生活情趣的幽默画。

《铁公鸡谈判》（1983年）获首届《中国新闻漫画奖》该画讽刺美、苏两国在核裁军问题上的虚伪。

《方舟的沉没》（1993年）入选中国漫画展，该画寓意人们要和睦相处，不要内斗，团结一致向前。

《安全》（1988年）获第十一届“读卖国际漫画大赛”优秀奖，该画提醒人们不要在危险的环境中构筑安乐窝。

《神·人·鸟》（1988年）获首届“中国漫画金猴奖”，该画揭露了邪教组织利用封建迷信蒙蔽群众的本质。

多才的艺术家

方成（时任“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会长、漫画大师）

漫画是一种特殊艺术形式，它是画，却比别种画有更多灵活自由，且有语言功能，可作评议，因此成为报纸刊物的亮点。报刊发行主要在城市，漫画家也就生长在城市，出身农村者少，山区也不多见。

刘雍是出生于贵州山区布依族的漫画家。他的漫画作品有着不同一般的特色。在他的家乡，汉族、苗族、布依族、侗族等多种民族融洽相处。各个民族都有独特的文化艺术，他们的挑花、刺绣、蜡染、陶器、面具等传统手工艺绮丽纷呈。终日耳濡目染在这种浓厚的艺术氛围中，培养出好学的刘雍。他从开始学习到自己独出心裁地创作，几十年一步步深入艺术的殿堂，从剪纸、陶艺、木雕、石雕、青铜器又旁及挂毯、屏风以至整个公共建筑的环境艺术综合设计。形成了他独特的造型风格，名扬海内外。其实他的艺术生涯是从漫画创作开始的。

后来他在从事其他种类艺术创作的同时，也继续不断地发表漫画，并多次获奖，其中包括中国漫画最高奖“金猴奖”和从外国获取的漫画奖。他的二十三件漫画被法国现代历史博物馆收藏。刘雍是兼备雕塑和漫画才能的艺术家。他的雕塑中有漫画，如根据漫画创意制成的木雕《为虎作伥》、《有奶就是娘》和陶雕《被丑吞噬的美》等等。他的漫画里也具备雕塑式的造型方法，如《无题》、《墙外香》、《衙内犯法》、《神·人·鸟》、《超载》等等。其技法明显带有雕塑作品讲求的观赏性和立体感，一笔一画和造型结构都极具装饰性，一丝不苟。刘雍的许多漫画都是这样的，这成了他的一种艺术特色。他的艺术根源在本土，同时也从海内外其他种类作品中汲取补充，其作品的民族特色十分鲜明，给人以深刻印象。

漫画艺术讲求构思奇巧动人，在绘制上要求有较高艺术技巧。刘雍的漫画都很讲究，有的可制成雕塑，如前所提及的几件作品，有的可以制成浮雕和挂毯，如《超载》、《飞天》、《各不相让》、《全不顶用》，或印成贺卡或其他小型画片，像《死水》、《露马脚》这样的画，也可单印作他用。他早年的漫画《末日》等作品的艺术构思和绘制都是精美的，所绘制的书刊插图也很精巧。刘雍是一位很严肃认真的艺术家，创作勤奋，处处求精，这是很值得现在的年轻艺术家学习的。

注：以上文字原刊在贵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的画集《刘雍美术作品》。本文略有删改。

创作的第二个历程为：陶器时期

从1973年开始，主要将贵州民族民间染、织、绣的装饰手法应用于陶艺创作之中。连续8年到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牙舟窑”等土陶厂设计制作美术陶。创造出一种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崭新陶艺风格。

《鸟纹扁瓶》（左）与《太阳鸟纹扁罐》（右）美术陶，16×9×35cm 1980年，22×18×9cm 1979年，中国美术馆收藏

《斗鸡纹罐》（左）与《庆典纹缸》（右）美术陶，33×12×12cm 1980年，31×26×26cm 1979年，中国美术馆收藏

《神兽》刊载于1998年江西美术出版社《中国现代美术全集——陶瓷雕塑》

《梁山伯、祝英台与礼教》陶艺，132×70×45cm（1987年）入选“第五届全国工艺美展”，该作品形象地表现了鲁迅先生对封建社会中“吃人礼教”的批判。

贵州艺术新陶瓷的诞生

曹振峰（时任中国美术馆业务副馆长）

最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贵州学习民间工艺美术新作展览”，引起了首都观众和美术界极大的兴趣。特别对新陶瓷、木雕、竹雕、蜡染等作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赞扬新陶瓷展品是“继承传统，推陈出新，独具一格”，把陶瓷艺术“推移到一个新的领域”。但是，谁又注意到，创造新艺术陶瓷的人，又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呢？

今年三月下旬，我曾专程去贵州剑河陶厂参观新陶瓷产品，作者刘雍同志陪同我。在路上我想，那些古朴、高雅、别具一格、乡土味浓郁的新陶瓷，起码是在像样的厂子里烧出来的。到了剑河之后，却令我惊讶，原来，红陶厂竟座落在清水江岸边很狭窄的地方。厂子很小，又是新建，设备比较简陋。有的车间泥泞得难以下脚，不得不垫几块长板。随后，我到刘雍同志的工作间去看，那儿不过是木楼下的小隔离间，潮湿、无窗户，被褥像被水淋过似的。因为墙壁是木板钉的，到冬天处处都是风口，屋里还结了冰。谁能想象，作者就是在这样的陋室内，日以继夜地设计、造型、制模，度过了严冬，又迎来了春天。

听说新陶器出窑了，人们领我到成品库去看，库房在小楼上，踏上去楼梯吱呀乱响。新陶器分三片摆在楼板上，上面还蒙着一层窑灰，看上去叫人有点丧气。但是，当我把新陶上的灰用手揩去，那亮晶晶的黑釉、朱砂釉、黄绿釉竟闪烁出宝石的光彩。我凝思着，一件艺术陶瓷，当它制坯翻模时，不过是很普通的泥巴，上了釉也改变不了什么本色，当放进窑里经过几百度、上千度的烈火烧制，有的破裂，成了废品，有的符合规格，便是正品，却也有竟想不到的窑变，成了稀世珍品。烧制艺术新陶瓷的人，不仅烧出了新陶瓷，也烧炼着自己。

刘雍同志，是三十七岁的布依族青年，新陶器作者之一。他没有学过陶瓷专业，完全靠自学而成才。他过去像陶土一样普普通通，十八岁高中毕业后，当了四年临时工，修过公路、飞机厂，当过仓库搬运工。后来当了六年钻床工。他本来酷爱漫画，又是怎么搞起陶瓷来的呢？那是七三年调到贵阳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不久，恰好遇到参观“广交会”的机会，因为不是正式代表，吃了闭门羹，只好去佛山参观石湾陶瓷厂。从山沟里出来的青年人见识少，他原来以为，陶瓷不过是些盆盆罐罐，有啥艺术。恰恰相反，石湾的陶瓷产品却打开了他的眼界，他看着那么丰富的陶塑造型，美丽的花釉，简直着迷。他想买回一件学习，因为错把五百元的定价看成了五元，受到人家的嘲笑。在这种不寻常的境况下，才与陶瓷结下了亲缘。贵州各民族的民间美术，给了他艺术的灵魂和语言。因此，1975年下半年，他和董万里等人一道去牙舟陶器社试制，终于烧制出八十多件贵州民族特色的新艺术陶瓷，选送二十件参加了“全国第二届工艺美术展览”（刘雍的作品十七件）。七九年又有四十五件参加“全国陶瓷展览”，后来又参加出国展出。因为它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引起行内外人们的重视。

贵州新陶瓷的诞生，实在是不易，件件都凝结着他的心血，有时熬费了多少日夜之后，得到的竟是惨败。如去年到平塘新厂试制时，住处和吃饭的困难就不消说了，还要自己动手打泥、造型、上釉、装窑、出窑。甚至还要架着板车拉柴烧窑。由于窑是新建的，还未烘干，结果装了一千来件，仅得几十件成品。有的品种全部报废了。最后只好转移到剑河红陶厂从头开始。……（此处有删节）

我想，贵州的新艺术陶瓷不仅诞生了，而且也在困难中向前发展了，那些默默烧制新陶瓷的人，也烧炼得更加刚强了。艺术新陶瓷有珍品和佳品，可以用价格来衡量，但这一颗颗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心，又有什么尺度可以衡量呢？

原载于《工人日报》

1982年7月30日

创作的第三个历程为：混血时期

1986年开始，在创作中尝试题材多样化、形式手法多样化、材质多样化。主要探索将漫画构思应用于雕塑和陶艺之中。

图为刘雍在江苏宜兴均陶厂和建新厂试制大型陶雕。

《高辛氏的女儿》陶艺 100×90×35cm 1987年 中国美术馆收藏，该作品表现了古代高辛氏国王的女儿为了国家利益而做出牺牲的故事。

《鸽颂》木雕 40×30×70cm 1986年 参加“纪念国际和平年展览”，中国美术馆收藏，该作品表现了人类需要和平的环境，和平孕育生命。

《蚩尤》木雕 65×52cm 1988年 用平面构成的现代艺术手法来描绘人物的形象。

《有奶就是娘》木雕 125×60×35cm 1988年 借用成语来批判人性中极端利己主义的丑恶现象。

《为虎作伥》木雕 263×52×45cm 1988年 借用成语揭示某些人损人不利己的阴暗心理和行为。

刘雍于1989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中国美术馆圆厅举办了《一个夜郎的世界——刘雍美术作品展》，展出木雕、陶艺、挂毯、漫画，近200件，中国美术馆从1982年——1989年共收藏了他的作品共89件。刘雍之后又在广州、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以及法国、美国、奥地利、西班牙等国家举办个人作品和藏品展。

“夜郎人”眼里的宽广世界

——“刘雍美术作品展”观后

廖开明（时任中国美术馆民间部主任、馆长助理、“中国美术界的贵州现象”重要推手之一）

从原始艺术里再发现，寻觅早已失去的纯真、质朴、粗犷、活力等特质，融入现代艺术创造中，这是有些现代艺术大师们成功的门径。难怪有人把贵州这个神奇的地方比喻为曾哺育出高更的塔希提岛。她那带着原始气息的丰厚的民族、民间艺术传统和各民族绚丽的风土人情，也哺育了中国的现代艺术家，刘雍就是其中之一。这位自学成才的布依族中年美术家，自称夜郎人，他却不妄自尊大、鼠目寸光。从他最近在中国美术馆所展示的百余件漫画、陶艺、木雕、挂毯等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这个“夜郎人”眼里的宽广世界。刘雍将自己创作分为：“漫画时期”、“陶器时期”和“混血时期”三个阶段。

坎坷的经历、饱尝的艰辛铸就了刘雍嫉恶如仇的刚毅性格，也磨砺了他追求艺术的执著个性。为表达憎和爱，他画起了漫画，他创作了《颠倒的年代》等作品，1976年秋他把漫画拿到街头挂展。从那以后他郁结的创作激情如开闸的洪水一泄不止，几年间创作发表了300多幅漫画。他的漫画构思构图奇妙，犀利地针砭时弊，并寓幽默讽刺于装饰趣味中。其中嘲讽迷信偶像崇拜的《神•人•鸟》在中国漫画展上获最高奖“中国漫画金猴奖”。表现鸟儿在怪兽血盆大口里筑巢，告诫人们不要沉湎于危险中的安乐窝的《安全？！》获得第十届日本“读卖国际漫画大赛”优秀奖。

不安于现状的刘雍又做起陶艺来。陶器时期也是他大量地吸吮贵州民族、民间艺术养料的时期。在搜集、整理、研究民间美术中，他被那些粗犷豪放、精美无比的挑花、刺绣、蜡染、铜鼓图案、傩戏脸壳所深深折服。他把民间美术的装饰意味和传统的青铜器、陶器造型合为一体，创造出一种具贵州地方特色的新陶器。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些作品虽有创新却没有摆脱实用生活器皿的束缚，他又陷入徘徊苦闷中。是生物学中的“杂种优势”使他茅塞顿开。他想到将漫画、雕塑、陶艺进行“杂交”产生新的品种，使它具有漫画的寓意、雕塑和陶艺的特性。

艺术家成功的诀窍莫过于在创造中认识了自己。刘雍的人生经历、民间艺术素养、从漫画起步，这些很自然地造就他特有的气质：无畏正气，哲理思考，强烈的民族形式，象征寓意手法并带有幽默感。他的“杂交”就是紧紧把握住这些，将它们延续、升华。有较多的“杂交”创作才构成了他的“混血时期”。此时他的取材更为宽广，争取世界和平、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成为创作的主题。木雕《孕》将胎儿置于和平鸽腹中，象征着和平孕育生命，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和平的环境。陶雕《三位一体》将人类、地球、和平融为不可分的一体。他还创作了以《山海经》和其他古代神话为题材的作品，给它们赋予现代的新意。在釉陶《梁山伯、祝英台与礼教》中，他力图把鲁迅的名言形象化。釉陶木雕结合的《被丑吞噬的美》，让人们警惕再次出现邪恶逞凶的悲剧。他还创作了大量具有强烈民族艺术特色和浓厚生活气息的挂毯、砂陶等作品。他艺术上从不因袭别人，也不重复自己。追求题材、形式、质材的多样化。他为人们奉献出丰富多姿的艺术世界。

刘雍的创作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从民族、民间走向现代的宝贵经验。未来，将在这个“夜郎人”面前展现出更为宽广的世界。

原载于《人民日报》1989年1月21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1989年3月18日

创作的第四个历程为：公共艺术时期

1999年开始为一些地标性建筑和广场创作城市雕塑和壁画，试图将健康的文化理念，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内容，用艺术的手法和形式融入一些地标式建筑和广场之中，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以达到活态保护的目的。

上图为刘雍和潘志星合作的贵州省政府赠送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礼品《木雕蜡染座屏》（右）赠送中国澳门特区政府礼品《欢乐鼓》（左）。

《人类命运共同体》锻铜 120×60×250cm 2010年 贵阳奥体中心大堂，小稿维也纳大学收藏

《知行合一》铸铜 215×125×140cm 2010年 深圳综合研究院收藏

《进化》锻铜、不锈钢结合 297×90×173cm 2010年 该作品表现了生物从水生到陆生、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

中国美术界的一个特殊个案

邹文

华君武先生认为：“在我国兼漫画、雕塑、陶艺、工艺于一身的仅刘雍一人；创作集讽刺幽默、装饰于一炉的又推刘雍。”此番评论已将刘雍推上中国当代美术史研究的手术台，使他成为一个重要的个案。首先，刘雍作品涉及到中国美术传统怎样延续的问题。高度成熟和完善的“中国画”作为一种主干形态，几乎已完全等同于“中国美术”的概念。刘雍却没照“芥子园”之类的路标走向这个瓶颈。虽然失去了很多现成的台阶，但免于被千军万马的中国画画家埋没的厄运。他带着在野派的风尘，从“旁门左道”来到美术史中，这提醒我们，中国美术的大树，其实不只“中国画”这一个分支。中国美术传统的本源，应该到文人画成熟之前的六朝，汉唐时代去追溯。刘雍的作品，正是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艺术辉煌的折光。中国当代美术史，该为出现了一些非文人画的、成熟的艺术家如刘雍等人而庆幸。

刘雍艺术在贵州的发生，还可引发艺术形式与人文环境、地缘环境的关系的思考。刘雍土生土长的贵州，地区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然而它却像古代社会产生彩陶、青铜器、画像石、佛教造像一样，以贫瘠的经济提供了艺术的沃土。经济的发达与艺术的发达或许并不成正比。刘雍以他的艺术的成功支持了这种假设。落后的环境使他和大一统的美术主潮脱节，不会被传统艺术的负面影响所污染。清贫、天然地扼制了刘雍的物质欲，令他把生命的意义更多地寄托在艺术上，获得了20世纪艺术家难得的热情驱动。所以，他的艺术如此高产。独立的品格和自由的精神对于一个艺术家的重要性究竟有多大？这是刘雍个案的又一个典型问题。

独立的品格是指在他人风格的裹挟下，在既有形式和法则的遥控中，能够把握住自己客观个人的价值；自由的精神是指艺术家能在创作时始终随心所欲并敢于反常。刘雍的成功，证明这种品格和精神是十分要紧的。

思想性是刘雍作品的显著特征。他大部分作品，都发端于耐人寻味的立意。这得益于他很早从事漫画创作的经历。漫画总是要求把形式简化到最低限底、无限上升内涵的重要性。漫画创作训练了他的敏感，思想深度随漫画的日益精深而跟进，把一种高品味的资质带进了他的所有创作中，这是使他作品绝不流于小品的前提保证。他的艺术面貌与其说是借助艺术风格形成的，不如说是依赖表述独见而实现的。事实上，思想性之于他作品的重要，已然突破了民族的，地域的圈划。这对一个“没有民族性就没有世界性”观点的笃信者来说，并不轻易。他曾经一度在都市观众的怂恿下滑入80年代“贵州美术模式”的误区，但这一模式罕有思想性的特征，帮助他从小范围的集群认同里区别出来。他关心的问题，经常反映了世界舆论的共同兴趣。漫画《方舟的沉没》，嘲讽了人类社会互相倾轧内耗的丑恶面，乃是国际绿色和平思潮的艺术引申。他以较长的时效和较广的传布范围作寓意的选材尺度。使个别的、区域的问题退居次要。在艺术形式上，他却顽固地恪守民族化的个人风格，突出中国文化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性格。一眼就能从他作品中，读出中国传统艺术的传承关系。内容上追求世界大同的思想性和形式上坚持风格独特的民族性这种矛盾，被他以“杂交”的主张作了侥幸成功的共生。兼收并蓄的创作方法帮他协调了各种矛盾，矛盾兼容为多样性使他的艺术作为非同一般。多样性直接体现为材料、题材、手法的不拘一格的运用。他摆脱了对平面（纸布等）绘画载体的依赖，偏爱选取实在的材料，如石、陶、木、金属、纺织品等，从体量上保证了他作品的视觉冲击力，让人直观地想到青铜时代的艺术品，敦实、厚朴、具有浓烈的视觉份量和金属感，绝无纤巧柔媚的小品气。对三维的立体物象，他经常以线的理念来度量规整和秩序化。他的雕塑缺乏浑圆的转角，棱角突出，线条劲直，甚至不能照顾全方位的审美适应。观者被限定在特定的角度，才能获得接近作者初衷的美感。他不因整体绝对牺牲局部，反重视细节、局部的营养，以求对整体持补充、延展和强化。在平面创作如漫画、装饰绘画上，他却又强调雕塑感，以三维艺术特有的体量感和穿透力，来锤炼线和形，把材料的厚重、弹力、强度注入到平面的线中，以单元的重复模拟音乐节奏。某一形连续排列，在单元面积中集体突出的方法，常使刘雍的雕塑获得秦汉艺术品环带装饰的异曲同工之妙。这种满密的构图，是对中国文人画萧疏、轻淡、松散的反动和实破、多样性是刘雍作品的总体特征，而浓烈厚朴则是他个人风格的显明的标志。内容的浓烈体现为主题思想的深刻；形式的浓烈表现在体量的敦实厚重，做工的谨严，构图的丰满以及数量的充盈。尽管刘雍由于大面积地采用规整、秩序和集约的手法创作，使作品罩上挥之不去的有些冷竣的理性色彩，但他的作品仍然不失底蕴丰富，充满张力的美，浓烈便是那种贵州酒一样的后劲。他的包容性和综合力，使他收藏了泉涌的才思，无尽的创作冲动。面对他的作品，必会感到一个旺盛的季节。

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者们，如果愿意多在类似刘雍的个案上，寻找各种遗传和异化的原因，就能帮助读者获得关于中国传统美术的全面印象，也会使中国现代美术的园地，有更多的花色。

这本画集的研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以上文字，大约写于15年前。15年后的今天，刘雍告诉我打算作为后记用在他的作品集中。我十分惶恐地管他要来，想趁付梓前的最后机会，删改去15年前的不成熟不恰当不精道的文字。但重读这些文字，我住手了，决定不做删改，好留下一个真实的“水位”刻度参照，看刘雍涨了、抑或落了。中国拆了那么多旧的引来那么多抱怨，我不对15年前的文字拆旧建新，或许更有助于认识真相的刘雍。

我先要抱歉，以前的文字亏待了刘雍，评价不充分，有点像电视节目介绍嘉宾。对他的很多代表作，没有赏析；对他的为人，也欠描述。让这15年前的文字，像速写而不太像写实油画。15年来刘雍如此进步，以前的文字显然不敷写照！

但我又很庆幸，由于评价不足留有余地，以上文字并无溢美之词，就算当年犯了中国美术评论家的流行病——委婉讨好文章委托方，用让评价对象高兴的字词、比较、眼光、观点来精神行贿，也由于这位委托方的进步，变得当之无愧于从前的恭维、推荐，而显出了自己的前瞻力。请注意我当时的标题，没有像有的人在刘雍的名字前加“贵州”、“夜郎国”或“少数民族”一类的定语，我从来认为刘雍的个人风格，当得起中国乃至国际的比对；刘雍的成就，远不能被“贵州”或“少数民族”的有限评价框定。刘雍艺术的地区特色和个人标识鲜明但确乎内置着普世价值。他属于世界。

15年来，刘雍不断探索、不停进取，自证他的灵魂永远不安，从漫画时期、陶器时期、混血时期到公共艺术时期，他的人生轨迹完全与宇宙的膨胀同步一致。从平面向立体转移，从小幅向巨构扩张，从单纯往多元增殖，刘雍一直在努力进步，不断撑破窄化、定评或旧的认识、印象，给人惊喜。他以旺盛的可持续发展状态，置我15年前的文字于尴尬，也证明纵有美评，实至名归，经得起历史的评价。

从前预示未来，刘雍一定还会大有作为。请观后效！

2011年12月12日于清华园

（邹文，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仃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美协陶艺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秘书长）

《钟鼓和鸣》铸铜 90×90×140cm 2008年 入选中国工艺美术大展

《夜郎鼓》铸铜 500×630×120cm 2003年 贵阳乌当区夜郎文化广场雕塑

《欢乐鼓》铸铜 300×200×180cm 1999-2004年 中间部分为贵州省政府赠中国澳门特区政府礼品，缩小版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刘雍在《布依神鼓》（1200×360×1000cm）的安装现场

看刘雍的作品有感

李砚祖

我第一次看到刘雍先生的作品是1989年初，他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作品展览，浓郁的贵州民族风情、强烈的个人风格，震撼着我的心灵，也引发了我的思考。其后有多次机会看到他的佳作，如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展览，在贵阳考察时还专程看了贵州图书馆等公共建筑上他创作的壁画、雕塑等公共艺术作品，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就更多了。我与刘雍先生也有过多次交往，但当看到刘雍先生这本美术作品集并嘱我写序时，我发现，我面对的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刘雍。作为当代中国杰出的艺术家，他身为布依族，来自“夜郎国”，他的艺术有着贵州的风格，但又不止于贵州，它应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尤如他的血统一样，父系的布依族血统和母系的汉族血统的结合，这天生的因子不仅铸就了他那颗不安份的心，更重要的是成就了他那既属于贵州又超越于贵州地域的艺术及其成就。他及其艺术应是一大本书，需要认真地释读。对此，我想说三点自己的认知：

一是对他成长历程的认知。刘雍可以说出身于少数民族上层世家，但民族的苦难乃至战乱，其祖父辈的命运似乎不济。而生长于新中国的刘雍，个人的生存及环境乃经由社会政治之手而维系于父辈的成份和德行。家庭成份成了家庭所有成员必须背负的无形重担，没有像样的工作，只能去干最累最脏的活，但对于刘雍而言有这苦活亦是大幸了，毕竟有了一个饭碗。我读刘雍这本艺术作品集中有关自述时，想到了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刘雍年轻时的磨难，是取经、修成正果过程中必经的过程，虽然一个艺术家修成正果不一定非要如此，在今天看来，只能作如是想。人生历程中有此一段苦难，不免有些遗憾，但这亦使刘雍很早就得以在艰苦的大熔炉中磨练，成就了他的人格意志和对人对社会对艺术的认知。唯有此，才能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刘雍。

二是刘雍先生的艺术成就具有非凡的独特性，其成就可以用巨大来形容。今天中国高校中的艺术学子的已达数百万，但刘雍却始终都是一个艺术的自学者。我以为，正因为缺少了这一环，更加凸显了刘雍的不凡与杰出。在历史上，很多在艺术上有巨大成就的人都没有进过艺术专业教育的大门。我们评价一个艺术家成就依据的是其作品，而不是他的学历和资历。试想，当今每年毕业的几十万美术、设计的艺术学子，今后能有多少像刘雍一样的人呢？是否经过专业院校学习不是成就艺术大家的决定性条件，刘雍证明了这一点。刘雍以社会为自己的大学，以中国民间的、民族的艺术和艺人作为自己的老师，他的艺术生涯与民间与社会是密切相系的。在这本具有总结性的画册中，他把自己的艺术生涯分为漫画时期、陶器时期、混血时期和公共艺术时期，每一时期大约十余年。这四个时期的形成可以说是其自我努力和社会需要相结合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他从漫画时期转向陶器时期，开始形成自己作品的风貌正是从真正接触贵州的民间艺术之后，也可以说他的艺术道路在这时才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向。贵州是一个多民族集聚地区，民族工艺和艺术的历史悠久，资源极为丰富，刘雍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又独具慧眼。民间艺术是一切艺术之根，只有从此起步，才能茁壮成长，刘雍的成功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关于刘雍的艺术作品和风格。刘雍创作的作品数以千计，从最初的漫画作品到大型公共艺术作品，题材、形式、材料、技法多种多样，难以一言以蔽之。我以为，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无论绘画、陶器、雕塑等公共艺术品，刘雍的作品有一个统一的特征，就是其装饰性。即使他创作的漫画、插图也充满了与一般漫画家、装帧艺术家不同的装饰性因素。这种装饰性又是贵州地域性、民族性的一种表现和反映。二是他把握了艺术的真谛，善于利用各种材料、工艺和艺术造型方法，并将其统合起来，陶瓷、雕塑作品中对装饰纹样的运用即是一例。他善于将绘画、工艺、雕塑、装饰结合和统一起来，创造了极其丰富的艺术表现语言；他善于将贵州民族艺术的精华发掘出来，成为贵州民族艺术的使者，但又不止于此，他的独特之处更在于他对于地域性的超越，他广泛地学习中国的其他艺术，一手伸向民间，一手伸向传统，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原始彩陶、古代青铜器、唐代染织工艺装饰的影子，也隐约可以看到西方艺术的影响，他广泛学习和涉猎，大胆创新与综合，其目的和标准只有一个，即艺术形式的自我创造和完美塑造。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其第三个方面，即他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既是贵州的，有地域的民族的特色，又是超越于地域的，这一点极为可贵。作为艺术家，他学习民间艺术，但自己并非民间艺人，民间艺术只是养料而非自己艺术创作的目的，这就需要极大的努力和极高的心智，才能既学于民间又出于民间而自成一系。刘雍的艺术属于贵州，但又不限于贵州而属于中国、属于世界。贵州民间艺术的营养是其艺术之基础和核心。刘雍先生的艺术观念是最前卫、最深刻的，他的艺术创作不仅是其艺术才华的结晶，亦是其人品和人格理想的结晶。他为人正直，心胸坦荡，嫉恶如仇；一心为艺，终身探求。由此可以相信，刘雍先生将会为我们这一伟大的时代和民族创作出更多、更为优秀的杰作！

2011年10月19日于清华园

（李砚祖，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原史论系系主任、《艺术与科学》主编、全国教学名师、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贵州18个民族是一家》玻璃钢 2180×186cm 和潘志星合作2017年人民大会堂贵州厅改建方案浮雕模型

《贵州民族文化之光》贵州省图书馆外墙浮雕局部，大理石，1999年-2003年，贵州省图书馆设计方案（建筑设计赵诲鸣，环境艺术设计刘雍）获《当代中国建筑设计创作成就奖》列为建国以来55件优秀设计之一

《汉武帝遣使册封夜郎王》铸铜 328×205cm 和潘志星合作，贵州美术馆收藏

《贵州民族文化集粹》大理石 3000×960cm 2009年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外墙浮雕，小稿参加第十二届全国美展

《苗族神话传说——创世纪》800230cm 2010年贵阳奥体中心丝织挂毯

留住我们的根——著名美术家刘雍谈民族文化的保护

李新彦（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石新荣（新华社记者）

“贵州是众多民族兄弟和睦共处的大家庭。独特而又多元的民族生活传统，不仅为壮丽的高原景观增添了迷人的情致，还给贵州的文艺宝库添加了异彩。诸如民族音乐瑰宝苗族古歌、侗族大歌、地戏等，雄浑和谐，古风犹存；被誉为‘穿在身上的图腾，绣在衣上的史诗’的贵州刺绣、挑花、蜡染等民族民间工艺品，流光溢彩，美不胜收。面对现代文明的洗礼和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如何留住这些民族传统文化已成为迫切的问题。”

一年未见，刘雍更瘦更黑，然而只要一开口，你就会感受到他对艺术的那股浓烈的情和爱。

多年来，自学成材的刘雍一直以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为已任，去年他在世界艺术之都法国巴黎道逗留近5个月，办了3个展览，即一个藏品展，两个个人作品展。这个在海内外享有声誉的贵州省布依族漫画家、雕塑家、陶艺家，最感自豪的却是他与中央美术学院靳之林教授等人在巴黎中国城的展览中心合办的“中国民间艺术展”。

他说：“这是将贵州精彩的民族民间艺术推向海外的一次成功尝试。”

这个展览受到海外新闻媒体高度评价，《星岛日报欧洲版》撰文指出：“如此大规模高水准的中国民间艺术展览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全世界尚属首次。”

在1100平方米的展厅、1600多件展品中，刘雍的藏品占了将近一半。他收藏的民族服装、蜡染、挑花刺绣、织锦、傩戏面具、宗教绘画等，被认为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本源文化的代表。靳之林教授等收藏的剪纸、年画、皮影和农民画，代表了北方汉族的本源文化。

这个展览受到了法国观众的热情欢迎，原定一个月的展期一延再延，从去年4月一直延展到今年2月，观众排成长队签名留言，盛赞中国民间艺术的神奇美妙。

中国美协副主席、著名美术家华君武认为“在中国兼漫画、雕塑、陶艺、工艺于一身的当推刘雍；创作集讽刺、幽默，装饰于一炉的也是刘雍。他学习民族民间传统而又不拘泥于传统，创新而不追随西方之后。”正因为如此，刘雍的作品去年一在巴黎展出，就给见多识广的法国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法国巴黎大学世界现代历史博物馆收藏了他的31幅漫画作品。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言学教授、郭安东方艺术博物馆馆长班巴诺先生高度评价刘雍的作品，称“他的艺术手法和形式纯粹是中国的，他的作品显示了对人类命运及存在问题的关注，是真正的艺术。”

“但是，”刘雍深为忧虑地说，“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正面临着消亡和变异，有失去根的危险。”

贵州现存的民族民间工艺品正在不断流失。目前西方一些国家和地区都有文化商雇人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等地收集苗族刺绣、蜡染等工艺品，有的甚至千方百计地网罗我们的国宝。

刘雍说：“现在我们写中国美术史要跑到外国去查资料。长此以往，我们的后代研究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是否也要到国外去呢？”

刘雍在法国的集美博物馆参观时，就对其中居然拥有贵州苗族最好的铜鼓——开化鼓、三套精美的“百苗图”而伤感不已，他说：“贵州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好的铜鼓和百苗图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紧迫感，刘雍近几年来放弃了部分创作而专心于收藏。他把贵州民族民间工艺品的收集、整理、宣传，当成自己的使命。从1975年收藏两条绣花带开始，刘雍至今已拥有苗、侗、布依、水、土家等民族的数千件手工艺精品，堪称贵州民族民间工艺品个人收藏之最。20年来，刘雍跋山涉水，行程上万里，踏遍了几百个民族村寨，碰到过小偷、强盗、洪水、泥石流，险些搭上性命才采集到这些宝贝。

谈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刘雍说，早在几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挽救文化遗产计划”，就把少数民族的民间艺术、风俗乃至有些少数民族语言作为世界各民族文化遗产和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加以保护，以便为人类今后的发展、文化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多样化选择提供确实可靠的物质基础。因而他认为，这不仅是出些集子、存些标本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切实有效的措施，创造有利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继续生长的社会环境和良性生态。

原载《人民日报》1995年7月29日 第五版

创作的第五个历程为：著述时期

从1994年开始出版有专著多部。

图为在编著《刘雍贵州民间美术藏品系列》一套四册做准备工作。

刘雍从1973年开始到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做田野调查，收藏、整理、研究民族民间手工艺品。

图为1981年在清水江流域收集苗绣

刘雍部分已出版的专著

奋起维权

在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方面，《伍新凤侵犯刘雍知识产权案》由于官商勾结，诉讼过程跌宕起伏，从2012年至2015年历时三年，经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再经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判定被告剽窃原告刘雍作品11件成立，赔偿人民币30万元。诉讼历时三年，虽然使人烦恼，但当成行为艺术来做，也充满了刺激和趣味。此案受到海内外媒体的关注，有上百家报刊和网站跟踪报道，其中“人民网”从2012年至2015年始终关注此案的进展，四次将此案列为头版头条进行报道，起到了积极的舆论监督作用，促进了此案的公正解决。

《呼唤保护神》在知识产权案诉讼期间创作的漫画，在2013年度《中国新闻漫画奖》评奖中“银奖”作品

前辈和同行的评论

——华君武（时任全国美协常务副主席、漫画大师）

——丁聪（时任全国美协漫画艺委会主任、漫画大师）

——廖冰兄（时任广东省美协副主席、漫画大师）

我认为刘雍同志为贵州省图书馆设计的雕塑、浮雕综合体《贵州民族文化之光》是一件很有地域文化特色、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环境艺术作品。建议贵州省政府及有关部门支持刘雍把这件作品做出来。

——张仃 中国工艺美术界泰斗（时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长、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1999.3.1

刘雍同志构思创意为贵州省图书馆大厦设计的装饰雕塑壁画《贵州文化之光》是一举成功之作。它反映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艺术传统，并与时代建筑艺术融合，是中国的、民族的、现代的。通过作者介绍，也得知其在从建筑整体，材料选择和工艺处理上做出深入细致的考虑。

该方案设计，有地域特色，内容形式都很丰富，我想方案实现定会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从图纸稿件看，作者对地区民族文化传统有深厚的研究，创作态度非常严格用心，深感敬佩！我也了解刘雍对陶瓷材料等工艺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

希望方案能得到贵州省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的大力推动和支持！

——张守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教授、原系主任）1999.3.10

看了刘雍同志为贵州省图书馆设计的装饰雕塑和浮雕结合的公共艺术作品《贵州民族文化之光》的图纸，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作品的主题明确，构思新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和传统风格，在国内同样设计中也是很难得的好作品，特此推荐给省领导，希望这件作品的设计能付诸制作。

——杨永善（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1999.3.2

刘雍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艺术家。他是个地道的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人，没有“名师”指点，也并非出自某个名牌院校，他全靠自己的智慧和对他的母体文化的真心实意的热爱与珍重。正是以这种难得的真情为原动力，正是这样如痴似狂的真情，以及自觉的使命感，才能成就了这位自学成才的艺术家，创作出今天所完成了的和尚未完成的大量的陶雕、木雕、铸铜雕塑如《高辛氏的女儿》《有奶就是娘》《夜郎鼓》《进化》等精美作品。在他的这些作品中，可以让人想到古代中国的青铜器，少数民族惯用的各种图式，但他不是简单的抄袭拼凑，而是得到他智慧的漂移之后，才成了今天呈现出的既有宏伟气势，又古朴单纯的造像。我为刘雍高兴，为他自豪。

——田世信（著名雕塑家、中央美院教授）

刘雍既是我多年雕塑道路上的同行者，也是声气相求的朋友。论者将我们都当作“贵州现象”的代表性符号，而我把这当作我们之间的缘分。他的铜鼓系列，以巨大的体量呈现雄浑的气势，以多彩的形象符号传达民族、宗教、历史的丰富内涵，表现了他在沟通传统工艺与现代手法、民族语言与世界语言上的游刃有余，成为贵州雕塑群落中一个鲜明的代表性符号。优秀的艺术家像一个熔炉，让生活的苦难，复杂的情感和丰富的艺术形式在心中燃烧，最后杂质褪尽，艺术的精神由此涅槃。刘雍以本土文化和自己的生活经历、艺术天分投入熔炉，锻造出了贵州雕塑一个不可复制的样本。

——刘万琪（“国之大匠”著名雕塑家、贵州大学教授）

正如刘雍个人所言，他是个不安分的人，从来不会停留在某一个地方。其创作的丰富性，的确如当地广告语所言，代表了“多彩贵州”。当然，这种代表性也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加上刘雍是贵州第一位工艺美术大师，人们往往把他放进一堆早已固化的同名号“大师”之中。我想说的是，刘雍在其个人创作中，是最不具样式亦非商业化的艺术家。只要看一看他创作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2008—2010）《知行合一》（2009—2010）《进化》（2010—2011）《思想家》（2010—2011）等等不同时期的一系列作品，即可见出刘雍创新型的艺术才华和当代性的艺术观念。刘雍其人其作最为与众不同的是，他善于将繁复的形式感自由运用于个性化创作之中，密满、浓烈、厚重、充满材料强度与加工力度，和传统文人艺术的萧疏、清淡大相径庭，从而保持着源自远古、生于民间的艺术品性。刘雍始终不变的民间立场，对于那些在主流意识规训下从属既定美学而讨好卖乖的人，对于那些在商业大潮中自我样式化以共谋利益而得意忘形的人，是一个极好的教训。艺术家只有立足民间、捍卫民间文化艺术，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而只有生长出众多坚守民间立场的艺术家，今天中国才有可能重建伟大的中华文化。

——王林（著名美术评论家、四川美术学院教授）

刘雍先生钧鉴：

阁下所赐杰作，吾已陈设于汉学系。旨在供诸君赏之，有观者，或惊叹不已或若有所悟，或叹为观止！君以铜为材，意在弘扬中华文化。如巨鼎、若编钟、似吴钩。阁下之大作，如鼎者，可见文化之悠久、若钟者，可见凝之音乐，似剑者，可见寒光射长空。公之作品，线条古朴，遒劲有力。顿处似泰山，雷击不动，圆者若太极，阴阳一体。公选材意在和平，足见先生悲天悯人之心。为艺术者，必当如此，不然，不能以作品警醒天下苍生；为大师者，也必如此，否则，焉能以艺术展现人性纯真！五洲为一家，愿同生于和平世界；慈鸽怀幼子，畜牲尚可包容吾辈，叫吾辈如何不感动？不汗颜？在下愿与公共祈——世界和平。余愿再雍公不吝赐作，感激之至。恭颂六时吉祥。

——魏格林（维也纳大学教授、汉文系系主任）

艺术简历

刘雍，1944年生，生于一个布依族上层人士的家庭，贵州福泉人，做过筑路工、搬运工、机床工（1963—1973），艺术上全靠自学，先后在贵阳市工艺美术研究所（1973—1979）、贵州省美术家协会（1980—1990）、贵州省艺术馆（1990—2008）、贵州文史研究馆馆员工作（2013—）。从事雕塑，壁画、挂毯、陶艺、漫画等项创作，以及贵州民间艺术收藏与研究。中国美协会员（1980—）、国家一级美术师（1994—）、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06年经国家发改委授予），贵州文史研究馆馆员（2014—）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1993—）、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一级民间工艺美术家”荣誉称号（1996—），曾任第五、六届贵州省政协委员（1982—1992），第八、九、十届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92—2007）。第九届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宗教侨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8—2002）。

曾先后在“北京中国美术馆”（1989）以及广州“广东民间工艺馆”（1990）、中国香港“三联书店”（1991）、台北“汉唐文化中心”（1993）、法国的拉玛特兰市政府展览馆（1994）、巴黎“清画廊”和“中国城展厅”（1994—1995）、奥地利利恩茨市“布鲁克宫博物馆”（2008）、和哈尔普图恩市“女王猎宫”（2009）、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2011）、美国华盛顿“美国国会广场”和“马里兰州大学展厅”（2012）、西班牙“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2014）举办个人作品展和个人藏品展，作品还到过日本、挪威、丹麦、瑞典、斯洛伐克等国展出。500余件作品被博物馆和收藏家收藏，其中：中国国家博物馆2件（2007）、中国美术馆89件（1982、1989）、法国现代历史博物馆23件（1995、2000）、维也纳大学2件（2010）。作品两次获国际奖：第十届读卖国际漫画大赛优秀奖（1989）、第八届野间国际书籍插图比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文化中心主办）二等奖（1993），十一次获国家奖，包括首届中国漫画最高奖《金猴奖》（1988）。贵州民间艺术和漫画是刘雍艺术上的两条根，在广泛吸收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彩陶文化和国外现代艺术、原始艺术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特有的“混血”艺术风格。

刘雍的创作历程经历过五个时期：漫画时期、陶器时期、混血时期、公共艺术时期、著述时期。

主要公共艺术作品有：

北京“贵阳饭店”壁画《夜郎的庆典》（1984）；

北京八达岭《修复长城纪念碑》（1987）；

贵州省政府赠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礼品——木雕蜡染座屏《苗岭欢歌庆港归》（1997与潘志星合作）；

贵州省政府赠中国澳门特区政府礼品——铸铜镶宝石《欢乐鼓》（1999与潘志星合作）；

贵州省图书馆外墙大理石浮雕《文字、典籍、图像》（1999—2003）；

贵阳“夜郎文化广场”主题雕塑《夜郎鼓》（2002）；

贵州省花溪国宾馆雕塑壁画群（2004）；

六盘水市月亮河景区铸铜《布依神鼓》（2005）；

贵阳大剧院雕塑《盛世鼓》、浮雕《音乐、戏剧、舞蹈》、《苗族民间故事》（2006）；

黄果树演艺中心浮雕《黄果树大瀑布的传说》（2006）；

贵州省民族文化宫锻铜《民族之魂图腾柱》一对（2007）；

贵州省科技馆主题雕塑《金凤凰从这里飞起》（2008）；

贵州民族学院图书馆学院外墙大理石浮雕《贵州民族文化集粹》（2009）；

贵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雕塑《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挂毯《苗族神话传说创世记》（2010）；

中国综合研究院（深圳）铸铜雕塑《知行合一》（2012）；

贵阳机场航站楼浮雕《和谐贵州》（2013）。

2017年:创作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双百工程”中重大历史题材美术作品铸铜浮雕《夜郎古国》。

参与“人民大会堂贵州厅”重新装修项目的设计，创作了十个柱头鼓面装饰，并与潘志星合作大理石浮雕《民族团结之歌》、《黄果树大瀑布》，设计方案已通过审查，有待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