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贞洁观- 唐太宗时期，寡妇限期改嫁，鳏夫必须再娶

本节概述

唐太宗曾下诏令全国寡妇限期改嫁，鳏夫必须再娶，并以此考核地方官政绩。虽与唐初受北方胡人习俗影响有关，根本原因还是当时人口太少，找不到其他增加人口的办法。宋以后“贞节观念”强化，延续至明清，表面出于儒家理学观念，实际因宋代人口突破一亿，明朝至两亿，清朝超过四亿，寡妇守节等观念及其取得的效果恰恰符合节制人口的需要，因而晚清还产生“中国的马尔萨斯”汪士铎极端的人口观。

本节内容

西汉时候对匈奴和亲，王昭君就远嫁到匈奴，嫁给匈奴的首领单于，地位相当于汉朝的皇后。但是根据匈奴的习俗，在她的丈夫这一任单于去世以后，她必须嫁给新立的单于，也就是说原来的单于跟其他夫人生的儿子，从辈分上讲等于她儿子一辈，如果（新立的）这个单于死的时候，她还活着，也许还得再次改嫁。汉朝人实在接受不了，觉得这种习俗野蛮甚至乱伦，但匈奴人理直气壮，我们用这个办法，要保证我们“种姓”能够绵延。

大家知道匈奴是个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主要是蒙古高原、草原这些地方，气候寒冷、干燥，而且物产，特别是粮食基本上都不能生产，生存条件很艰苦，再加上他们的生活习惯、饮食方式，可以想象人均寿命很短，所以人口很难增长。你看到了近代，蒙古高原那些民族也是人均寿命很短，并且人口增长率很低，一遇到天灾人祸往往是人口负增长。所以匈奴不仅是采取这样的办法，充分利用妇女的生育能力，而且汉朝人凡是进入匈奴，不管是你是被俘虏的，还是被扣为人质的，或者自己投奔的，我们发现匈奴人都会让你在那里成家生孩子。比如张骞，张骞第一次出使，离开汉朝的地方不久就被匈奴扣留了，一扣留就是十年 ，等到张骞离开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家室，有了孩子。又比如苏武，他是汉朝的使者被匈奴扣为人质，匈奴一方面把他流放到贝加尔湖这一带，不许他回去，但是另一方面等到苏武后来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有两个孩子，他回去的时候孩子是不能带走的，更不要说像投降匈奴的李陵、李广利，这些都是一到匈奴，匈奴就要让他成家，让他们有孩子。

所以实际上这是匈奴的一种生存的方式，千方百计要增加人口，所以在他们那里这种行为都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完全不像汉朝那样，在西汉、东汉的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了妇女有一定的“贞节”的观念，寡妇改嫁就觉得不大光彩的，已经出现这种观念了。

但这是不是绝对的？匈奴人、胡人跟汉人在这种生育观念上面，或者在这种“贞节观念”上面，完全是对立的呢？其实在同样的生存条件下面，并没有严格的界限。

比如说，北朝的时候，因为经常打仗，所以人口很难增长，特别是那些前线的将士，经常没有办法及时的结婚，及时的有机会生育。所以呢，曾经有几次皇帝下命令，把后方的寡妇集中起来送到前线，嫁给将士。那个时候不是叫你守寡，要逼你马上起跟前线（将士）结婚，保证他们有家庭，保证他们有孩子。

我们也许不能想象唐太宗在他登位的当年（贞观元年）居然下了诏书，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人口，规定：除了男二十、女十五以上应该促使他们赶快成家结婚，特别规定了寡妇如果丧期已满，就守孝时间满了，还有鳏夫也都要及时的婚配。居然由政府下令，寡妇要限时改嫁，并且把它作为考察地方官政绩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清朝康熙年间的寡妇改嫁执照

所以实际上，这样一种婚姻的习俗、观念，它是要跟社会的存在、跟社会的需要相适应的。这个背景就是唐朝初年，经过隋末唐初的战乱、突厥的南侵、种种的天灾人祸，人口下降，所以迫切需要增加人口。

唐太宗即位不久，突厥南下，甚至兵临长安城下，唐太宗不得不亲自出城，跟突厥的可汗对话谈判，所以他迫切需要增加人口。那么当时增加人口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其他手段，只有充分利用妇女的生育能力。寡妇大多数都年纪不大，还有生育能力，那么你怎么让她们守着不嫁呢，所以一定要地方官动员、资助寡妇改嫁。

所以唐朝甚至到了唐玄宗的时候，在开元二十二年，还继续采取这些措施，比如当时就下的诏书规定男女的合法婚龄降到男十五、女十三，这是中国历史上面法定的适婚年龄的最低点。

所以这种原来的“贞节观念”、婚嫁的习俗，如果和实际需要不适应的，那就会改变。

所以唐朝根本没有什么寡妇不能改嫁这个观念，更不会把寡妇“守节”作为一种特别优秀的事件来表彰。所以我们看唐朝的历史中间公主的传记里面，都记载了大多数公主都是改嫁的，最多的一个改嫁了五次，而且改嫁几次改嫁了谁，都堂而皇之地记载在他们的传记里面。

但是唐朝以后，五代、宋朝，特别到了宋朝的时候，“贞节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非但寡妇不能改嫁，甚至未婚夫死了、或者甚至娃娃亲的男方死了，都不能改嫁，出现了很多女人怎么样“守节”的典范，甚至一些“守节”的故事令人毛骨悚然。

比如欧阳修记载了一个“节妇”的事件，那是一个小官员的妻子，小官员在外地死了，他的太太根据当时的习俗护送他的官帽回故乡去安葬。那一天天已经快黑了，经过河南西面一个小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旅馆，她要投宿。伙计一看这个女人穿着孝服，后面还有口棺材，认为很不吉利，就不让她住，要她出去。那女人再看天快黑了，好不容易找地方，你叫我出去到哪里去呢？在那里迟疑着不肯走。这个时候伙计上去拽着她手臂想往外拉，刚一碰到她的手，那女人勃然大怒，我一个女人的手能让你男人随便碰吗？这个手给你碰过了还留着干嘛？（女人）旁边抄起一把斧头，就把自己的手臂就砍断了。这个消息传出，那伙计受到惩罚，那女人被称为“节妇”，说为典范。你看守贞节要到这样的程度了，更不要说寡妇改嫁了。所以宋朝的学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女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女人饿死了也不过死了个人，你失节了，丧失了“贞节”，比死还严重。

而且从宋朝以后，甚至包括元朝，照样这种“贞节观念”流行，而且越来越强化。像明朝、清朝，你看各地都要烧贞节牌坊，表彰“节妇”、“烈女”。主要的事件往往就是拒绝改嫁，是以死相拼，自己有的时候为了抵制强迫她改嫁，有的自杀，有的剪掉头发，有的割掉耳朵，那么相反年轻轻守寡，甚至为未婚夫守寡，有的抚养遗腹子（丈夫死的时候肚子留下了孩子），又教育他成人，一直到老。那么这些优秀的事件，广泛的见于文章的记录，你看“方志”里面，地方志都有很多节妇的传，一些县城，甚至有的时候县城以外，都可以看到不少为“节妇”建的牌坊。

广州越秀区的贞洁牌坊

什么原因呢？这仅仅是价值观念或者伦理道德的问题吗？其实我们知道任何一种价值观念，一种伦理道德，都有它存在的基础。那我们看一下人口数量变化就可以明白了。

唐朝初年人口不多，甚至到唐朝顶峰，也不过大概七八千万人，但是到了宋朝人口已经突破一亿，到了南宋跟金朝的时候合起来估计人口大概一点二亿，明朝人口突破两亿，清朝人口突破四亿。正因为有这样一种人口的背景，所以实际上寡妇“守节”，妇女讲贞节，那正好符合社会实际的需求。因为那个时候是也没有其他办法来调节人口，要使你人少生怎么办呢？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不让寡妇改嫁，甚至到了清朝，有一个学者汪士铎，现在人口学界把他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他认为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太多，他甚至哀叹“天地之力穷矣”，自然界能够提供的资源已经穷尽了。

那么人多的祸根是什么呢？他认为就是女人，所以他曾经在他一篇文章里面建议怎么样限制女人和女人生育，他主张一部分女婴生下来的时候，就要把她弄死，把她溺死；活下来的女婴，一部分将来要进“童贞院”，就从儿童的时候就把他们集中起来收养，这些孩子以后是终身不能结婚的，这样又可以减少生育；同时也严禁寡妇改嫁，寡妇改嫁就等于像犯罪，严禁。那么汪士铎为什么会有这样这阶段的这种思想呢？这个背景，也就是当时还没有办法有效地调节社会的人口。

所以我们看到表面上这些价值观念、习俗，背后实际上是社会的需求。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够正确的理解，才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想象中间的“盛唐泱泱礼仪之邦”也居然会采用原来被汉朝人认为是野蛮乱伦的这些办法，皇帝会亲自下诏书，要寡妇限期改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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