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钦差”蒲安臣的近代外交之旅

1867年11月21日，清政府正式任命美国人蒲安臣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赐大清国二品顶戴花翎，并带领清政府外交使团出使欧美各国。蒲安臣也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第一位“洋人钦差大臣”。

就像30年后的李鸿章一行人出访欧美一样，蒲安臣使团是晚清政府面对西方船坚利炮和观念冲击之后，第一次暂且放下“朝贡体制”的身段，寻求和平外交的一次有益尝试。

蒲安臣使团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外机缘，让美国人蒲安臣成为晚清政府的第一位官方使节？

第一，《天津条约》的修约压力。

1867年刚好到了《天津条约》的十年修约之期。面对各国纷纷砸来的催促修约“诏书”，让清政府想起了十年前英法借口修约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为了避免历史重演，清政府先发制人，决定主动遣使出国，以和平协商的方式主动修约。

第二，恭亲王奕訢的支持。

早在1864年，普丹战争爆发，普鲁士公使李福斯在中国大沽口扣押了丹麦商船。

于是，总理衙门根据同文馆的丁韪良翻译过来的《万国公法》，提出抗议，在中国水域捉拿扣押，“系显夺中国之权”。

最终，因为总理衙门的据理力争，事件才和平解决。

这件事让奕訢明白了多了解一些西方的文化背景，更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于是，他不仅开始筹备遣使出洋，还主动上了一道奏折，力推蒲安臣为钦差大臣。

第三，针对礼节问题，清政府需要一个替罪“洋”。

什么礼节呢？对于使团的出访，清廷最担心的竟是见到外国皇帝，该施什么礼。叩头？万万不能够，有失我大清国的尊严。

清政府想到了一个妙招：派一位洋人担任使节代表，如果需要叩头，便由他叩，不需要叩头的时候清朝官员负责交涉。

第四，蒲安臣赢得了清政府的信任。

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蒲安臣，曾经也是那场轰轰烈烈的废奴运动参与者，甚至是美国共和党创始人。于是，林肯当选总统之后，他顺利成为第一批入驻北京的外国公使之一。

蒲安臣

1862年，美国正值南北战争期间，无暇东顾。所以在国务卿西华德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中，采取和平外交活动，取代“武力外交”。这就让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在其他外国公使中成为“另类”，赢得了清政府的好感。

其实，“合作政策”是美国在实力不济的情况下提出的“分羹政策”，正是后来门户开放政策的前身。

于是，蒲安臣所代表的第一次中国近代外交之旅开始了，他会取得怎样的成果呢？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一行三十人，从上海出发，首站就来到了美国旧金山。

访美期间，蒲安臣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首个“对等条约”——《蒲安臣条约》。

它是清政府以“修约”为动因，派遣使团出访的直接成果。在客观上也促成了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官派留美幼童”的计划，这批幼童中就有中国首位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

接着，蒲安臣使团又先后出访了英、法、普、俄等国；1870年，蒲安臣在俄国圣彼得堡突然得病去世，但使团并未因此中断，继续访问了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后返回北京。

在蒲安臣一行人的努力下，清政府与英法普等国也先后达成了修约暂缓、“以和济事”的约定。

几乎在同一时间，日本也派出了一支访问欧美的官方使团。那就是以日本外务卿岩仓具视为全权特使，包括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在内48人的岩仓使团。

日本的岩仓使团主要成员

同样是中日两国被迫走向世界、开展近代外交的第一次重大行动，蒲安臣使团和日本的岩仓使团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基本构成不同。

清政府派出的这支蒲安臣使团属于正常外交使团，成员多为首次出洋的“土”大臣、“宅”学生，并没有实际政治话语权。日本使团却多是萨长藩的开明武士、明治维新的主力军。

其次，带来影响不同。

蒲安臣使团以外交走访和游历观察的方式增加对西方的认知，对于中国近代化的影响有限。

而岩仓使团却以把握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制定详细的出访计划，为日后展开维新改革以及确立近代内阁制提供了蓝图。

总体来看，蒲安臣使团迈出了中国近代化外交的第一步，增进了中国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局部了解。它告诉我们机遇在外，多沟通、多借鉴，才能促进大发展。同时，相比立志维新的日本明治政府，清廷对新制度文化的保守与阻挠，让中国错过了本应该早点到来的近代化发展。这说明没有共同目标的群体，终究会分崩离析。

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国界，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

——马克·吐温写给蒲安臣的悼念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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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范范之辈

排版 / 蒹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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