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见证了大清从“停滞”到“灭亡”的男孩

伏尔泰说：“历史中既充满了国王的见证，也同样充满了他们的奴仆的见证。国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但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往往是那些恰好在场的奴仆们。”

这句话很好的阐述了历史虽然会被国王们描绘的很辉煌，但辉煌的背影才是肮脏不堪的真相。

那今天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真实的西方小男孩在中国的所见所闻。

在1792年的时候，11岁的英国男孩托马斯成为了英国皇家使团的见习侍童，跟随着一支近700人的庞大使团启航前往中国。

此时的英国，因为《马可波罗》的美化，非常希望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并建立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该团的大使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马戛尔尼勋爵，使团成员包括了外交官、贵族、学者、音乐家、画家、科学家等各路英国精英。阵容堪比“皇家学会”，船队还装满了能体现西方最新工业成果的马车、天文仪器、枪炮以及热气球等礼物，希望以此“震惊”中国人，使其认识到大英帝国不是“番邦”，而是需要平等对待的文明国家。

那名11岁跟随出发的孩子叫托马斯，他的任务是充当马噶尔尼的侍通，负责在觐见乾隆时给大使提着骑士斗篷的下摆。

在10个月的航行中，托马斯展现了儿童的语言天赋，跟几位搭船回国的中国神父学习中文，成为使团唯一个懂点中文的英国人。

可进入中国后，第一个难题就来了。一个看起来在中国很普通的礼节，“跪拜”成为了两方的冲突。

英国使团坚持不愿意像奴才一样下跪磕头，说哪怕是在自己国家面对君主也只是鞠躬表示尊敬，不愿三跪九叩。

更何况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帝国”。

其实英国使团还没下船就失望了，甚至触目惊心了。因为清王朝派去伺候英国佬的百姓，个个卑颜屈膝，而且骨瘦如柴，没有一点大国百姓的样子。

据英国使者自己的说法，这些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除此之外，对英国人用过的茶叶，他们也表现出十分贪婪的模样，争抢过去再煮一煮，还能有点茶味。

而同时期的英国经历了工业革命，普通英国人的一日三餐基本上已经标配猪肉、牛奶、面包，甚至还有啤酒、茶叶、糖等休闲食品。

反观乾隆朝，不说这些高级食物了，在他的治理之下，百姓只能靠着野菜和吃糠解决生计问题，这还不算，当时英国人的年收入除去生活开支，还会有40两白银左右的富余，而中国百姓入不敷出，一年收入32两支出35两，因此卖儿卖女的情况比比皆是。

说个题外话，在大航海时代的明朝，你知道西方史书是怎么介绍的？

传教士曾德昭在日记中写道：“明国农民体质好，生活态度开朗热情，有比欧洲农民先进的农具。”

西班牙商人拉达更是在航海日记中惊叹中国农村琳琅满目的农具，比如风力扬谷的扇车，能在山顶灌溉的超级大水车。拉达还曾这样评价明朝农民生活：“人们食品丰富，讲究穿着，家里陈设华丽。他（明朝）整个看起来就是个大花园，并有无可形容的宁静与安详”。

几百年的发展，竟让欧洲小国和东方巨国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差异。故而拒绝下跪

乾隆闻讯非常生气，认为前来朝贡的“番邦”竟然不遵循天朝礼仪，大动肝火，立刻作出重要批示：“朕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

无奈，英国使团只能妥协，把鞠躬改为三次的单膝下跪礼。

其实也不是乾隆不在乎礼仪，而是听说使团里有的“小生番”会讲中文，非常好奇，想看看这个白皮肤、黄头发、蓝眼睛的人是不是和鹦鹉一样聪明。

就这样，使团们在避暑山庄见到了乾隆。

乾隆一见这群番邦，就来了兴趣，马上叫小托马斯走近身边，听着面前这个可爱的“小生番”用中文讲恭维话，乾隆非常高兴，随即解下随身携带的一个香包送给了他。

一个孩童受到了大清皇帝几乎不可能的青睐与礼遇，这是千年罕见的。

研究“马戛尔尼访华”的法国学者佩雷菲特分析了乾隆的心理：他认为，英国进贡的“贡品”，其实是这个孩子，他来觐见皇帝，把自己变成一个“文明人”，也就是中国人。他应当享受特殊的恩典，他弥补了英国“大生番”不愿下跪的无理举动，成为一个倾心向化的“小熟番”。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英国贵族小朋友盛赞中国比外国好五倍，中国月亮比外国圆，而且是用中文，你认为中国人会不会很开心？就像现在抖音里那些老外，喊几句中国火锅太好吃了、中国人太友好了，是不是点赞随便过万？就是这个道理。

虽然中英之间有了第一次见面，但就贸易来说，是彻底失败的，因为除了这个孩子和皇帝有过交流，其他人就和是“哑巴”一样一言不发。

当时的中国，正是乾隆盛世，历史沉淀形成的“天朝上国”观念更加强化，视中国为“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不承认与之平等的国家存在，外国近的是“番属国”，远的是“化外蛮夷之邦”。

学者茅海建在其著作《天朝的崩溃》中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天朝’对外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前来朝贡的“英吉利贡使”竟然不下跪，这是有损天朝颜面的事，进一步证明“蛮夷不可教化也。”

最后，英国的外交目的全盘落空，从北到南穿越中国大陆的旅程也戳破了18世纪以来欧洲对中国的美好幻想，他们的幻想是：中国是一个没有教会，没有宗教控制，由开明君主与贤明文人治理的理想国。可结果他们看到的真实景象是老百姓普遍贫困、麻木、愚昧与自私，活得如同蝼蚁；上层官吏无知、贪婪，腐化、堕落。

马戛尔尼得出的结论是：“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

使命虽然失败了，但使团中那个不起眼的小孩托马斯却继续研究中国问题。

从17岁开始到35岁，他长期待在广州。18年间，他一直在观察中国，了解中国，从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一直当上广州特别委员会主席。

这18年的生活肯定不愉快。因为清朝将通商视为“天朝”施予“蛮夷”的一种恩惠，是“怀柔远人”的一种政治手段。因此外商在广州的生活可以用悲惨来形容。外国商行只能住在广州城外，不能携带女眷，不能向中国人学中文，更不能直接与中国人做生意，必须通过官商性质的“公行”进行，还要经常受到官吏的敲诈勒索。

从1800年19岁开始，托马斯·斯当东开始研究和翻译《大清律例》，并于1810年出版，这是第一本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著作。他在译著前言中说：“马戛尔尼勋爵和他的使团在中国的短暂逗留足以使他们发现，中国人所吹嘘并得到许多欧洲历史学家承认的中国对其他民族的优势全是骗人的。”

很快，他成为最了解中国人的英国人，日渐洞悉中国官场权术与中国人思考的方式，成为广州官场忌惮的老外。

1816年，为了再次尝试建立正常贸易关系的可能性，英国派出了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使团再次来到了北京，35岁的托马斯成为了副使，再次担当翻译。

虽然23年过去，乾隆早已作古，大清的统治者已经换成了嘉庆，但“是否磕头”依然成为双方冲突的焦点。

因像上次一样拒绝磕头，英国使团还没有见到嘉庆，就被轰出了北京。嘉庆的愤怒从事后的诏书中都能感受到：“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辱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是以降旨逐其使臣回国，不治重罪。”

有意思的是，也许嘉庆怕“外夷”滋生事端，在严厉训斥后，又意外给了英国人糖吃——颁布了几个有利于西方商人经商的条款。

托马斯根据两次使团的经验认为，在中国，“屈服只能导致屈辱，要捍卫自己的立场才能取胜。”

于是再次打道回府。

24年后，当年的“小托马斯”已经变成了“老托马斯”。大清的统治者也变成了道光皇帝。

与托马斯几十年如一日地研究中国不同，大清对外面的世界依旧茫然无知，连英吉利这个“番邦”在哪里都不清楚。

即使如林则徐这样的杰出人物，也认为英军打了绑腿，膝盖不能弯曲，一旦倒地就爬不起来，并断定“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

鸦片战争前夕，1840年4月，英国下议院就是否派出远征军展开激烈辩论。59岁的托马斯起草的发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英国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中国。

就这样，清朝这扇大门被轰开。乾隆当年种下的“因”，在47年后终于结出了“果”。

其实，我们可以回头看看。小托马斯在乾隆面前秀中文获得赏赐；35岁时作为英国使团的副使进京，和23年前一样拒绝下跪磕头；59岁时成为英国议员，以“中国通”的身份极力主张进行鸦片战争。

从“乾隆盛世”到鸦片战争的半个世纪内，那些改变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中，这位叫托马斯的英国男孩既是亲历者，也是见证者，有时甚至是推动者。

如同从现代穿越回去的人物一样，他总是站在历史恰当的位置，充当那个戳穿皇帝新衣的小男孩。

此文一部分来自张宏杰《饥饿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