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头子戴笠死后，后代只留下一个貌美孙女，她的日子过得怎样？

军统头子戴笠死后，后代只留下一个貌美孙女，她的日子过得怎样？

1991年，戴笠唯一的孙女戴眉曼赴台湾探亲。在阔别四十年以后，她终于见到了想念已久的生母郑锡英。

回到大陆后，戴眉曼带着母亲的嘱托来到了南京统战部，请求工作人员带她们去看一看祖父的坟墓。

然而当她抵达戴笠墓旧址后，大失所望，那里已经是一片废墟，遍地荒草，不见墓碑。

戴眉曼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轻轻地感叹了一句“只能怪我没有生在好的时代”，然后满怀惆怅地离开了南京。

戴氏家族的覆灭

1946年3月17日，国民党头号特务戴笠的飞机在南京江宁县上空坠毁。

树倒猢狲散。他死后，戴家开始走向破落。

戴笠的原配夫人毛秀丛早年因子宫癌在上海逝世，二人生有一子，名叫戴善武(亦名戴藏宜)。

1931年，17岁的戴藏宜小学毕业，他向来游手好闲，不喜读书，后来硬被戴笠让人押往上海，在一家私立大学继续上学。

戴笠忙于国事，无暇顾及儿子，戴藏宜大学肄业后进入了老家江山县保安一家小学当校长。

1940年，他加入军统，仗着父亲的权势，在国民党内挂了个少将军衔。

1941年5月20日，戴藏宜在戴笠的指示下，下令特务徐增亮和蔡刚在江山双溪口乡山沿，杀害了广渡乡乡长、中共地下工作者华春荣，犯下了严重罪行。

戴笠死后，这个昔日的纨绔子弟失去了依靠，调任京沪杭铁路警备处处长。

1949年元月，戴笠之母蓝氏病逝，老人家至死不知道，儿子已经死去的消息。

戴家料理完戴母的丧事后已是春天，彼时解放大军已渡过长江，势如破竹，挥师南下，国共之争已成定局。

戴藏宜深知自己当年捕杀共产党员犯下了滔天大罪，见势不妙，便携妻儿匆匆南下，准备逃往台湾。

他们的第一站是福建浦城，戴藏宜妄想到那里寻找当年军统“东南办事处”的旧关系，以便取得帮助，转道福州、马尾、越海逃去台湾。

可他刚刚跑到浦城水北乡，就被当地的武装残匪劫获，随身携带的美元、金条、美式手枪都被抢走。

解放军浦城县军管会听说了这个消息后，很快派兵击败劫匪，俘虏了戴善武，并将其捕回浦城县城。

谁知在半道上，戴藏宜趁看守不严，抛下妻小，冒夜只身越窗潜逃，悄悄潜回了江山保安。

而此时保安也已被解放，戴藏宜只能跑到保安附近的深山腹地，搭起茅草棚，作为栖身之所。

1949年9月8日晚上，戴藏宜被江山公安局侦察股长崔益田带队在刘家山抓获。

1951年1月，江山县人民政府在保安宣判戴善武死刑，并执行枪决。“戴公馆”也被没收，但是他的妻儿并没有被连累。

据当年围观枪决现场的杨增松老人回忆：戴藏宜好像自知必死，所以看不出来害怕。

戴家佣人张金枝给他煮了三个鸡蛋，他还吃了一个；押赴刑场时，屋檐的融雪落入他的衣脖，他还冷得抖动了一下脖子。

当天晚上，戴氏族人为戴藏宜收尸，他们用简易的木板拼成棺材，然后在附近山下挖了一个坑，草草掩埋了事。

留在大陆的孙子

戴藏宜和郑锡英膝下有三个儿子戴以宽、戴以宏、戴以昶和一个女儿戴眉曼。

戴藏宜被处决后，郑锡英将小眉曼交给从前家里的厨师汤好珠收养，自己则带着3个儿子到了娘家衢州避风头，不久之后举家迁居上海。

在上海，母子四人得到了在上海灯光厂医务室工作的原戴笠护士长范娟理的资助，最后在徐家汇定居下来。

蒋介石败逃台湾后，时常想起戴笠这位曾经的心腹，还曾发出“若雨农不死，不至于失大陆”的感慨。

出于对下属的体恤，他决定将戴笠的夫人和子女接到台湾生活。

1953年，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奉蒋介石之命，派遣周明达去大陆带走戴笠后人。

结果周明达刚一进关，就在广州被捕了。他对自己的意图供认不讳，当地政府也没有过分为难他，在他交代完所有事就将其释放了。

周明达获释后，不敢再回台湾，选择了定居香港。

毛人凤无奈之下，又派出一个名叫黄铎的军统特务潜伏回大陆。

黄铎乔装成渔民，偷渡进入上海。

解放初期，仍有一些敌特分子潜伏在新政府的要害机关里。

黄铎到了上海后，和隐藏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特务黄顺发、陆秉章接上了头，开始计划接走郑锡英母子。

经过一番筹谋后，陆秉章偷开了一张公安局出口证，郑锡英化名“沈凤英”，带着三个儿子跟随黄铎，于1954年1月7日由上海乘快车到广州，准备取道香港去台湾。

中途二儿子戴以宏因为被黄铎顶用了名字，无法出境，只身留在了上海，他也是戴笠唯一一个留在大陆的亲孙子。

当时戴以宏只有六岁，失去父母的他由陆秉章托人照顾。

3年后，陆秉章的特务身份败露，被上海市公安机关逮捕入狱。

戴以宏从此失去了所有依靠，被陆秉章的妻子送进了上海一家孤儿院。

幸运的是，这家孤儿院是由宋庆龄资助开办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国际福利组织 都曾向其赠送过食物。

9岁的戴以宏进入孤儿院后，生活条件反而比从前有了提高，不仅住得干净、穿得暖和，还可以上学。

16岁那年，从学校毕业的戴以宏被分配到了安徽省合肥市棉纺厂工作。

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提倡青年人“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戴以宏积极响应，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带头报名支援农业第一线。

于是，他从棉纺厂调往了安徽枞阳县农场普农山分场，当上一名拖拉机手。

被人收养的孙女

戴以宏人生的前半段，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戴笠的孙子。

直到“文革”时期开展“三查”活动时，他才获知了自己的身份。

当时有人想借他祖父和父亲的往事做文章。

他义正词严地说：“我9岁就进孤儿院，是政府把我抚养成人的。我连戴笠面长面短都不知道！”

由于他平时工作积极、表现良好，也就顺利过了关。

上世纪八十年代，戴以宏与农场一位女工结婚并生下了一个女儿，一家三口过着平静的日子。

而他一母同胞、同样留在大陆的妹妹戴眉曼，人生轨迹却与他大不相同。

戴笠唯一的孙女戴眉曼被汤好珠收养后，改名“廖秋美”。

汤好珠有个儿子，名叫廖长城，身体健壮，为人老实善良。

他把戴眉曼当作自己的亲妹妹，手把手教她干活。

到15岁时，戴眉曼就能在村里的生产队劳动了，一年可以挣2000多个工分。

此时，当初那个懵懵懂懂的小丫头长成了亭亭玉立、相貌出众的大姑娘。

成年后，邻居大妈给戴眉曼介绍了自己的外甥，一个名叫谢培流的小伙子。

谢培流的老家在离保安不远的廿八都镇，初中毕业后进了江西省上饶市汽车保养厂，成了一名修理工。

他勤奋好学，技术过硬，人长得也帅，待人很厚道。

两人相亲时一见钟情，很快开始了交往。

可是戴眉曼的出身还是引来了一定的争议，有人劝谢培流与她划清界限，免得将来殃及自身。

忠厚善良的谢培流没有因此动摇对女友的感情，他说:“戴笠是戴笠，眉曼是眉曼，眉曼又不是特务，我为什么不能娶她？”

当地干部非常支持这桩婚事，对两个年轻人说：

“不要怕，党和政府不会搞株连政策。眉曼从小在农民家庭长大，我们是不会对她另眼相看的。只要你们双方有感情，就放心地结婚吧。”

迟到40年的团圆

在1960年10月，戴眉曼和谢培流步入了婚姻殿堂。

谢家也很贫困，家里连草席都买不起，戴眉曼盖的被子都是婆婆当年结婚时置办的，打满了补丁。

可是夫妻俩相亲相爱，过起了平静幸福的生活。

几年后，戴眉曼和谢培流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大儿子是一名货车司机，二儿子是个体运输户，小女儿在一家纺织厂当统计员。

改革开放后，两岸实现了“三通”，无数因为历史原因分隔两地多年的家庭终于迎来了团聚。

1991年5月6日，戴眉曼赶赴台湾看望母亲郑锡英，哥哥戴以宏也于5月24日抵台。

戴笠的长孙戴以宽，彼时已过花甲之年，他在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得了企业管理学士学位，后在美国企业就业，膝下育有一子一女。

而幼孙戴以昶，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在台湾省中华贸易开发公司任职，后又在大陆的厦门、福州等地投资办合资企业，越办越红火，在同行中享有盛名。

母子5人在台湾见面，实现了40多年来第一次团圆。

那时的郑锡英已经垂垂老矣，而且患有心脏病，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在床上躺着。

随着生命的流逝，她的思乡之情也格外浓烈，总是对子女们念叨:“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回去看一看。”

在戴眉曼离开台湾前，郑锡英特地嘱咐她要去南京祖父坟前看一看。

1992年，郑锡英从台湾寄了三千美元给住在江山保安的戴氏族人，请他们替先夫戴藏宜重修坟墓，新立墓碑，并希望自己百年后能魂归故里，葬在丈夫身旁。

2011年，郑锡英在台湾病逝，终年98岁。

直到临终，她也没能实现回到家乡看一看的心愿，落叶归根的遗愿最终成空。

母亲离世后，戴眉曼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里,血缘的关系把我们与戴笠父子连在一起,这些都是无法选择的。

但我和戴以宏自幼离开母亲,留在大陆寄养。

政府和乡亲们并未对我们另眼相看,而是在诸多方面关心我们。

我们家前两代人走进了穷途末路,而我和以宏则走上了一条光明的大路。”

结语

戴笠一家的悲欢离合，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风云变化的一个缩影。

戴笠和戴藏宜父子俩作恶多端，早早去世，徒留骂名，可是他们的后代却没有走上父辈的道路。

尤其是戴眉曼和戴以宏两兄妹，在家族败落后卸下了“少爷”和“小姐”的光环，经过新社会的改造，二人自食其力、遵纪守法，摆脱了“特务”后代的阴影，最终平安终老。

相较于他们惨死的父亲和祖父而言，这个结局不可不谓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