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士人超级开放的性观念让现代人都脸红

魏晋时期，政局动荡，朝代频繁更迭，士人们的传统信仰被现实一再蹂躏，自秦汉以来逐渐处于主导地位的名教思想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士人们变的迷茫不知所措，纵酒纵欲成了在士人中间流行的主要话题。此时士人的普遍心态便是求纵情以自适和求名。

求纵情以自适，是从放诞生活中得到感情欲望的满足。此一时期士人任情放诞之种种行为，其实只是汉末以来类似行为的进一步发展。其中的一些人，是从正始过来的，行为入晋之后并无更多变化，而在晋国始建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其任情放诞更有甚于他们的前辈。正始士人纵欲任情，主要表现在纵酒，不拘礼法，如居丧饮酒食肉，等等。个别人如阮籍、刘伶，至于脱衣裸形。而西晋的纵欲之风，更有甚于正始者。剧《晋书·五行志》记载，在晋惠帝元康年检，有一帮贵族子弟在一起聚会欢宴，他们一个个披散着头发，赤裸身体，纵情酣饮，不仅如此，他们还在一起和婢女侍妾当堂集体啪啪啪，当时人们觉得他们这样做是名士的表现，特别时髦。如果谁不这样做就显得伤和气，批评这样做的会被讥笑，迎合世俗的人以不参与此事为耻。

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

这段话也引在《宋书·五行志》里，证明着此事受到宋人沈约的重视。从裸身散发发展至“对弄婢妾”，实在是跨出了非常惊人的一步。

咸宁四年阮咸借客之驴以追姑之婢，累骑而还，已为当时论者所非议。可见咸宁初此种风气尚有所抑制，尚未为社会所普遍认可。而咸宁初至元康中，十年间，竟发展至“对弄婢妾”而且逆之者伤好的地步，可以说是走得够远的了。此种行为既然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说明已形成风尚，有相当大的舆论力量，至少在贵游子弟中成一普遍、习以为常的现象。此种风气的形成，当然是追求情欲满足的心理发展到极端的表现。但背景似乎有更为复杂的因素在影响着。这或者与当时道教在上层社会中流行有关。道教养生之一种方式，便是房中术。曹丕在《典论》中曾提到左慈到邺都时，从他学房中术的人很多，至有“寺人严峻往从问受”的事，使时人惊异不已。后来有学者说，严峻是奉曹操之命去学房中术的，要学的其实是曹操，不是严峻。左慈的房中术传给了郑隐，郑隐传给了葛洪。这是从传授系统上说的。事实上，在建安时期，从左慈学房中术者已甚众，房中术的流传，在当时上层社会当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天师道在北方流传之后，西晋的不少重要人物都与天师道有关。天师道也行房中术，这可能影响到贵游子弟。

葛洪《抱朴子·内篇·遐览》著录有房中术书多种，如《玄女经》、《素女经》、《彭祖经》、《陈赦经》、《子都经》、《张虚经》、《天门子经》、《容成经》。葛洪把服药、行气和房中术看作修炼神仙的三要事。内篇《释滞》说：虽云行炁，而行炁有数法焉；虽曰房中，而房中之术，近有百余事焉；虽言服药，而服药之方，略有千条焉。可知房中术作为一门养生的学问，在当时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是不是存在这种可能：道教以房中术作为养生术，这种观念流入上层社会，与纵欲任情的风尚结合，给纵欲提供了理论根据，或者说，为纵欲提供了一种借口。这就使纵欲成为可以公然行之于人前的一种正当行为。葛洪提到的上面那些房中之书，多已佚失，从清人叶德辉辑存的《素女经》（《双梅景闇丛书》）看，房中术的一切归着点，都在养生上：“天地有开阖，阴阳有施化，人法阴阳，随四时，今欲不交接，神气不宣布，阴阳闭隔，何以自补？炼气数行，去故纳新，以自助也。玉茎不动则辟死其舍，所以常行以当导引也。能动而不施者，所谓还精，还精补益，生道乃著。”房中术讲求多御不施，且是能在一夜之中御多女而不施者，益得养生之效（御而不施即性交而不射精）。这种理论，其实是“对弄婢妾”的最好的借口。《晋书·五行志》所说，或者有着道教影响的这样的文化背景。当然，目前还找不到具体人物的材料，但是，作为一种文化背景的考察，似应注意及此。从整个生活情调说，其时之士人社会，确乎存在着一种寻欢作乐的浓烈气氛。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疾谬》中描写其时之情形：而今俗妇人，休其蚕织之业，废其玄紞之务……承星举火，不已于行，多将侍从，暐晔盈路，婢使吏卒，错杂如市，寻道亵谑，可憎可恶，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返，游戏佛寺。观视渔畋，登高临水，出境庆吊，开车褰帏，周章城邑，杯觞路酌，弦歌行奏，转相高尚，习非成俗，生致因缘，无所不肯，诲淫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愿诸君子，少可禁绝，妇无外事，所以防微矣。这里所说的“宿于他门”，或亦暗指放诞行为而言。同篇又说：入他堂室，观人妇女，指玷修短，评论美丑……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严饰未办，不复窥听，犯门折关，逾垝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隐僻，就而引曳，亦怪事也。

葛洪的这些描写，使人想起明代中叶以后士人的生活情状来，但是更加为所欲为，更加放纵，更加不受礼的约束。在中国的士人生活史上，重个性伴随着生活的放荡，这种现象是值得研究的。《抱朴子·外篇》动笔于惠帝朝而成书于南渡初期，上引这些描写，当是指西晋至南渡初期的情形。葛洪是两晋之交的一种特异文化现象，他的思想是道教与儒家的复合物，他是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自汉末以来个性觉醒的思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