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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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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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陆胤所著的《国文的创生：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衍变》一书，探讨了我国清末民初新式文学教育，或者称为“国文教育”的创生过程，及其与整个知识秩序变动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长期施行以文取士，带来了诗赋、古文之学的繁盛，促进了诗文法度的成熟，也创造出一种趋于高度成熟的文学教育，包括识字、辨训、属对、读作诗古文辞等内容。但这种文字、文学教育在晚清渐渐受到质疑，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后，文字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病源。批判家不仅批评了科举制度，而且还包括旧式的文字、文学教育。
晚清发展出的新式教育，形成了新的文学教育（国文教育）科目，由教育主管部门确定学制和教育内容框架，以学堂为空间，以分级递进的教科书为载体。虽然，这样一个后来统称为“语文”（国文）的新科目，仍然包含识字、读书、作文等与旧式文学、文字教育相同的部分，但定位、功能、教法大相径庭。“语文”（国文）科目与修身（政治）、算术（数学）、史地、格致（科学）等科目并列，而且植入了舶自欧洲、转由日本强化的培育国族意识的功能。
《国文的创生：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衍变》书中谈到，国文、国学、国粹、国语等词汇，都是清末从日本传来的新概念，带有近代国族主义的意味。这些概念的引入，弥补了洋务运动期间，最初出现的一批新式学堂在中国文字、词章学习等课程方面的不足。
当时的人们其实也意识到，如果完全抛开“国文科”，不组织学生系统化地学习文字、文学，其实反而会失去学习新学、科学的基本能力。
戊戌维新前后，出现了各种新体蒙学教科书，包括《中文识字法》、《启蒙字书》、《读书本》等识字、读写入门书，也有《中文释例》、《文学初津》等文法、作文读物。如《国文的创生：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衍变》书中所指出的那样，19世纪末的改良派知识分子曾推崇过切音字方案和白话文主张，还实验过从明治日本学来的“普通文”理念下的“新文体”和“新名词”。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学务处及学务大臣，各省设学校司、学务处等部门，两年后，学务处晋升为学部，各省设立提学使司，新式的教育行政系统趋于完备。这一过程中，从初等小学“中国文字科”到高等小学，再到中学、大学的“中国文学科”统合于“中国文辞”名目下。书中指出，清末改创的全国性学制，始于19世纪末朝野各界对外国学校章程的译介，然后又集中性地引进了日本学制。尤其是从日本学制中引进了以“讲读、文法、作文、文学史”四项为轴的语文学科教学框架。
《国文的创生：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衍变》书中谈到，记叙、议论、说明、抒情，在今天不过是中学生甚至小学生方面的常识。但这些简单的认知、常识的确立，在清末是经过多位大家以及更多的参与者的激辩、角力。
晚清发展出的新的文字、文学教育，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舶来品”，“清代乾嘉以降，经古书院攫取，逐渐在传统教学体制内部萌发了分门治学的趋势”。而新诞生的“国文科”，也加入了历代书体、古今音韵、名义训诂等内容，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小学”与自西方引进的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知识进行了融合。《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等古文选本在新学制下仍被奉为典范。
从教法、学法的变化来看，古代教学主要以记诵为主，老师在旁起到的是指点、评点的作用，而新式教育则转为“讲授”。但这一转变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尤其是，作为记诵主要场合的各地各种旧学塾，教育成本低、灵活性和实用性强，所以在大城市以外的广大区域内仍然延续着。
晚清发展出的新的文字、文学教育，最为重要的意义是，使得演说、话剧、朗诵、唱歌等表演形态，及其通过电影、广播、唱片等现代听学载体的呈现，加深了全国各地民众的国家认同、国语认同逐渐形成，并因为新学制采用以国语作为授课语言，“最终消解了各地不同、个书不同、因人而异、多云混杂的记诵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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