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消费辩护 | 说书

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如今消费常常与自私、攀比和缺乏节制联系在一起。我们倾向于认为，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物质极大丰裕的当代社会，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人们对自我欲望的控制能力变弱，不仅舍得花钱消费，甚至贷款超前消费，出于攀比心理过度消费。历史学家弗兰克·特伦特曼（Frank Trentmann）也是曼切斯特大学可持续消费研究所历史与社会科学教授，在他看来，我们需要把关于消费的道德争论放到更长的历史中看。

“我们这个时代广布的罪恶就是奢侈过度”——这句评论，似乎既是描述2008-2009年金融危机中因抵押贷款和信用卡债务陷入财务困境的欧美中产家庭，也可用来批评当今的“精致穷”年轻人。但实际上，这句话是一位美国作家在1832年写下的。这提醒我们：对“消费过度”和“举债消费”的警告古已有之，消费不仅是二战后繁荣时期的现象或弊病。思想家对仿效性、攀比性消费的批评，可以从让·鲍德里亚、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一直追溯到索尔斯坦·范勃伦、卡尔·马克思、让-雅克·卢梭、圣奥古斯丁和柏拉图。这一思想脉络可总结为，商品的诱惑让人丧失人性，以至于被奴役、被腐蚀。

追溯商品的历史，消费的图景远比“将人异化的消费主义”复杂。在《商品帝国》一书中，特伦特曼提供了对“丰裕社会”的另一种叙述——除了其思想根源有悠久历史的消费主义以外，还存在另一种思想脉络。根据这一脉络的观点，人只有通过使用物品才能成为人，对更多物品的渴望推动了人类的创造力和文明的发展。

纵观历史，人们对“消费”（consumption）的立场变化可以从这个单词的含义变化中看出来。这个单词的词源为拉丁语中的“consumere”，它在12世纪首次出现在法语中，然后进入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当时，这个词代表着“用完”或“某物在实体意义上被耗尽”。时至今日，该词的动词形式（consume）依然有“消耗”“耗尽”的含义。

既然“消费”被认为是一种耗费资源之举，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欧洲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施行禁奢令，各国政府都曾下令禁止国民逾越阶级地位购买外国奢侈品。特伦特曼认为，“这类法律表达了一种将世界看作一个固定不变的世界的观点。一个社会拥有的资源有限，所以它需要秩序和自我约束来维持生存……在那些只拥有有限技术创新、没有持续增长的社会里，货币和资源的外流自然引人忧虑。”

但在17-18世纪，一种更灵活宽容的消费文化率先在荷兰和英国发展起来。一些思想家开始主张，个人对更多物品的追求是人类进步的推动力，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行为不仅利于个人，且能让国家富裕。17世纪80年代伦敦保险业和银行业的先驱人物尼古拉斯·巴尔邦提出，身体的需求和灵魂的需求是人的两项基本需求，后者的需求是“无限的”；时尚不是浪费，而是“对新奇事物和稀罕物品的追求，这种追求促进了贸易”。伯纳德·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进一步提出了“私人恶习促进公共利益”这个在当时惊世骇俗的观点：

嫉妒本身，以及虚荣心
是劝人勤勉的牧师；
它们在饮食、家具和服饰上
愚蠢得可爱，且变幻无常
那一奇怪的荒谬恶习，
就这样成为拉动商业的车轮。

在启蒙运动时期关于奢侈的争论中，大卫·休谟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卢梭的对立面。他认为，奢侈让一个国家更强大、更幸福，欲望不会导致专制，相反，它是自由的堡垒，因为它扩大了“中产阶级”，他们既不会像贫农一样屈从于奴隶制，也不想像贵族一样欺压别人。休谟的朋友、“现代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论证了个人物欲能够产生社会效益。在他看来，我们无需担忧消费会导致个人放纵和自私自利，希望被他人认可的渴望能够驯服利己主义，而同情（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能够塑造社会秩序。根据斯密的观点，一个能够设想自己某天能拥有一栋大宅的穷人，不可能想要消灭富人。

思想转变与荷兰与英国的经济转型密切相关。特伦特曼指出，荷兰于1581年从西班牙手中独立成立荷兰共和国后，开辟了一种新型社会和经济，为更大规模的消费提供了土壤。在这里，土地不属于贵族，而属于小农，长期租赁制保证了佃农的土地使用权，也让他们逐渐成长为对市场变化高度敏感的农场主；劳动分工深入发展，各种各样的手艺和行业增长，而其他地区常见的地区性贸易壁垒和高税收在这里几乎不存在。这带来的结果是，荷兰人能吸引和扩大贸易，让更多的人口获得高工资、产生更多的商品需求。反过来，实际工资的上涨又促使人们进行技术创新，节约劳动力，比如风车磨坊和用马力驱动的搅乳器。经济增长缓解了由来已久的关于奢侈品和奢华生活方式的道德压力，人们逐渐发展出了对新鲜事物的热爱。

在英国，变革的齿轮早在中世纪晚期就开始缓缓转动。由于黑死病（1348-1349年）夺走了超过33%的劳动人口，英国劳动力价格飙升，1500年的实际工资是1300年的三倍之多。更高的工资和更廉价的食品创造了对更多样化和更高品质商品的需求，与此同时，较小的人口规模和廉价能源鼓励了创新和生产力，推动了蒸汽机等一系列重大发明的出现。在特伦特曼看来，“消费促进增长”的经济和思想转型率先在欧洲西北部出现，是因为那里发展出了一个扩张主义的国家体系，“这个体系通过支持创新和创造未来的市场来回应竞争的压力。”

“自由贸易的英国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利于消费者的帝国……英国政府没有压榨其人民，而是转向了一条增长之路，对不断增长的商品课以轻税。”至19世纪，英国的“商品帝国”更是随着殖民的脚步扩展至全球各地，但特伦特曼认为，西方历史学家的传统观点——西方物质文明入侵传统的殖民地造成道德沦丧——其实站不住脚。19世纪晚期，传教士和帝国主义批评者口中的“用枪支和杜松子酒在非洲换奴隶”言过其实，事实上，在帝国主义征服非洲前的几个世纪里，非洲人一直在积极参与与欧洲的贸易，他们也是越来越有鉴赏力的消费者，拥有自己的独特品味和时尚周期。

即使是在殖民时代，消费对非洲人的意义也比“入侵”“压迫”或“奴役”复杂得多。特伦特曼指出，商品对前奴隶和移民来说甚至可以称作“一个伟大的解放者”——一件衬衫、一顶帽子、一块手表或一面镜子都是通往社会包容和获得尊严的门票。值得注意的，反而是欧洲帝国主义者在消费问题上的“双标”：在帝国内部，人们相信自由贸易和廉价商品是一项权利，但非洲消费者在消费同样的商品这一点，却唤起了他们的焦虑与不适。20世纪30年代，北罗德西亚的一位研究人员发现，许多欧洲人对衣着光鲜的非洲人比对衣衫褴褛的非洲人更缺乏礼貌，“因为他们憎恨、害怕那种暗含的对文明地位的主张。”

消费是解放还是奴役？在特伦特曼看来，20世纪最引人瞩目的成果之一，是围绕消费展开的价值观论战终于和解，在全球各地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中，人们都被许诺过上更好的生活，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如果不是唯一）标尺。特伦特曼发现，战争和大萧条都未让欧美国家的人们甘于退回物质短缺的生活状态，人们会削减必需品，以省出购买新上市的奢侈品的预算。在大萧条时期，美国人没有停止购买，而是试图用“消费降级”来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人们会继续在价格更亲民的餐馆吃饭，继续购买更便宜的新衣服；时尚周期没有任何变化，女性的服装和帽子依然频繁变化；家用电器消费的趋势也在继续，虽然烤面包机的销量下降了，但1932年美国家庭购买的电冰箱数量是1929年的四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和“罗斯福新政”则将消费者彻底变成解决经济衰退问题的良方和民主国家建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诸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现，国民的物质欲望是难以驯服的，而且经济管控往往事与愿违。1917年，新成立的俄国苏维埃政权采用配给制、取缔私人商店，到1930年，只有不到6%的零售市场仍掌握在私人交易商手中，此时人们购物只能通过国有商店、物物交换或黑市。1932年，关键行业的大部分工人都在国有食堂用餐；1933年，人民的生活水平已低于十月革命时期；1935年，配给制被废除；1936年，列夫·托洛茨基在流亡墨西哥时写了《被背叛了的革命》，将商品短缺描述为国家权力的滋生温床——在1928年他被流放时，人们经常在国营商店和合作社门口排队等着商品运达，拿到一份就转卖，整个过程被称为“排队主义”，能否排上队全靠有没有人脉。

二战后苏联阵营的各个国家物资短缺严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主义政权忽视轻工业消费，青睐重工业），而人们发现，越是难获得商品，商品就越有吸引力。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物资短缺和分配不均在民主德国已破坏了社会团结。谁能拥有一辆轿车？谁能获得一部电话？什么是“奢侈品”什么是“基本需求”？在此类问题的争论中，嫉妒、腐败和私下交易在社会中蔓延开来。人们开始觉得，消费之难归结于一个问题——某些群体享有特权，而大多数人没有。

“丰裕社会”的迷思：消费主义成为一种病了吗？

某种程度上来说，有两部著作持续影响着我们思考和讨论消费的方式：一部是范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另一部是加尔布雷思的《丰裕社会》。前者把商品看作社会声誉和权力的工具，其观点一直在关于攀比性、炫耀性消费的批评中一直引发回响；后者将美国描绘成一个人们为了维持生产引擎运转，被迫增加消费，继而牺牲公共福利、环境和自身福祉的社会。

特伦特曼提醒我们注意，任何消费理论的提出都有其社会背景。当范勃伦于1899年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炫耀性消费”的概念时，收藏行为已从王公贵族进入寻常百姓家，这引起了人们对“商品扩散打破既定地位准则，地位驱动不理性的消费竞争”的关切与忧虑。《丰裕社会》的雄辩容易让人忘记，它不是一项不偏不倚的实证性研究，而是一项为增加公共支出辩护的主张，他主张征收消费税以资助社会福利事业。（这一想法未能影响加尔布雷思供职的肯尼迪政府，但影响到了肯尼迪的继任者约翰逊。1960年代中期，约翰逊政府增加了医疗和教育支出。）

特伦特曼接着指出，虽然许多学者对消费社会持批判态度，但他们的重要性被夸大了，事实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对消费文化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选择”和“自我表达”是人们拥抱消费的重要动力——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自我”的构建不止在精神层面发生，也在物质层面发生。老一辈的批评家，如马尔库塞（1898年出生）、阿多诺（1903年出生）和加尔布雷思（1908年出生）被新一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取代，后者对消费社会采取更均衡的立场。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让·圣-吉奥斯发表于1971年的著作《消费社会万岁》。圣-吉奥斯是罗马俱乐部的创始成员，该团体于1972年发表了一份报告，警告人们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增长是有限制的。圣-吉奥斯承认污染、贫困和城市扩张的危险，认为经济增长需要放缓并加以管理，但与此同时，他也认为放弃消费是愚蠢的，商品世界能带来集体自由和个人自由，人们在使用物品的过程中能找到真正的满足，消费社会能让个人摆脱无知以及对教会和精英的依赖。圣-吉奥斯发现，加尔布雷思的悲观预测并未成为现实，丰裕社会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多：从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末，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公共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都提高到了46%左右。

多个国家的数据显示，消费社会煽动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的批评和现实情况并不完全一致。特伦特曼分析法国和挪威的数据发现，自1950年代以来的50年里，用于住房、日常维护、煤气和电力的私人开支份额在挪威增加了一倍（从15%到30%），在法国增加了两倍（从7.5%到23%）；住房、交通和食品的费用在2007年的家庭预算中所占的比例与1958年相同（60%）。“这表明丰裕社会在多大程度上是‘普通’消费，而非炫耀性消费。”特伦特曼认为，人们将更多的钱花在家里，反映出的是一种比奢侈品消费更深远但往往被我们忽视的趋势，即舒适生活的标准在提高——中央供暖、热水淋浴这样的设施越来越被认为是“刚需”。

如今我们谈到英美，特别是美国，会下意识地觉得那是消费主义精神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地方，我们甚至有一种刻板印象，2008年金融危机对英美民众的生活造成了如此大的冲击，是因为他们缺乏储蓄避险的意识，太过习惯于借款和提前消费。但有调查显示，把英美国家民众的消费信贷和盲目的过度消费联系在一起，可能是一种偏见。许多家庭其实通过资产增值抵押贷款来弥补收入的暂时性不足，那些有幼儿的家庭、离异家庭和有失业者的家庭尤为如此。

特伦特曼指出，个人信贷的数额在英国和美国之所以很高，不是因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是不理性的消费者，而是因为教育、医疗等基本生活开支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工资增长的速度。他因此认为，英美国家无担保消费信贷的巨大体量可能是一种视觉错觉，它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别的一些国家能免费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在这里却需要以贷款形式才能获得。

具体举例而言，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美国家庭消费率（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69%上升到77%，但这包括了飞速增长的医疗消费。去掉医疗开支，这数十年来的消费其实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这也从反面提醒我们看到消费社会叙事的一个重要盲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消费繁荣不仅仅只是一个市场现象，“如果没有福利事业和社会平等的共同崛起，‘大众消费’就不会有如此庞大的规模。”

特伦特曼还在书中提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消费、阶级与文化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这一方面，皮埃尔·布迪厄于1979年出版的《区分》一书做出了最有影响力的描述。布迪厄认为，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独特的品位体系，“品位把人和物结合在一起”，位于顶端的精英阶层想尽办法捍卫自己对“合法文化”的垄断，以彰显阶级优越性。但之后的不少研究发现，所谓“统一的阶级品位”并不存在，品位的传播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向，大众媒体、电视和音乐设备的普及促进了品位的多元化，一个人可以既欣赏古典音乐又跳街舞。

通过梳理长时段的消费史，特伦特曼在《商品帝国》中为我们理解消费提供了更平衡的视角，其关键在于看到社会生活的延续性、消费文化的高度适应性和某种道德观念的反复变奏——消费主义不仅是当代社会物质丰裕的副作用，更是亘古有之的，对炫耀性消费、攀比和模糊阶级壁垒的道德焦虑。他提醒我们注意，和指责消费者的贪婪物欲相比，一个更为紧要的问题或许是分析不断上升的高消费水平为何成为普世性的文化理想，而在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当下，我们又该如何设想一种超越资源密集型消费的全新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