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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转发一篇上海交大研究生院副院长程金华教授《法院“案多人少”的跨国比较——对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实证分析》文章，节选《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5期，本文标题为中央路知事改动。
程金华，男，1977年6月生，汉族，博士，教授，
曾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等中英文刊物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研究课题，并入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青年学者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笔者通过系统对比美国和日本法院的统计数据，对中国法院系统面临的“案多人少”问题作一个科学的实证评估，并为理论和政策研究提供事实依据。
根据前文实证研究，可以作初步的事实性归纳：相对于美日等国家而言，当前中国法院系统的法官人均案件量相对不高。
虽然实证数据可以清晰说明，中国法院系统的案件总量和法官人均案件量在近年来有了大幅攀升，但是相对于美国、日本及印度等国家而言，无论是从整体还是法官人均的案件量而言，中国法院系统的案件量并没有高到离谱的程度。
不过，另一方面也必须注意到：尽管中国法官人均诉讼案件量并不比美国和日本等国家高，但是中国法官的工作量和工作负荷却不亚于这些国家的法官。
根据笔者在2020年针对全国1099名法院司法人员的问卷调查，76.98%的受访司法人员均认为自己每周工作40小时或者更长时间。
其中，员额法官是自报加班时间最多的群体，法官助理次之。
就员额法官而言，有82.87%认为每周需要工作40小时或者更长，有46.02%认为每周需要工作45小时或者更长，有30.88%认为每周需要工作50小时或者更长，有15.74%认为每周需要工作55小时或者更长（这意味着每周需要加两个白天的班，或者周末全被挤占了）。
同时，有64.15%的受访司法人员认为工作负担较重，有8.29%认为工作负荷难以承受，两者加起来达到72.44%。
由此可见，当前中国法官队伍工作时间长、负荷大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那么，这种看似相悖的特殊性是如何发生的？
除了前文提到的“法官”在不同国家的定位不一样以外，还在于法院“案件量”和“工作量”的差异。
在当前中国法院系统，有不少法官虽然在法官岗位上，但是做了很多法院之外的工作，或者虽然是法院的工作，但不是关于审判的工作。
肖扬在2002年7月5日的全国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上就指出：“现在我们20多万名法官中，真正从事审判工作的只有15万左右，有近5万名法官并不在审判岗位”，并且他还特意强调，“这是最高法院统计的，我估计不在审判岗位的法官人数更多”。
20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甚至在部分地区更为恶化。
在上述调查问卷中发现，受调查的1099名法院司法人员，把“非审判工作耗时过多”视为仅次于“案件数量太多”造成法官工作负荷过大的原因。
在中国，法官人均“案件量”与“工作量”的重大差异有其深层次原因。
归根到底，中国政法体制对法院有独特的定位和对法官角色的相应要求。
江国华和韩玉亭归纳了中国法官的两种角色：社会工程师和裁判员角色。
作为“社会工程师”，中国的法官需要承担大量的诸如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中心大局”工作。
或者，正如姜峰所言，中国法院不但面临着“案件增加型负担”，还要承担沉重的“功能增加型负担”。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中国乃至全球法院的“案多人少”问题和司法能力危机而言，不仅要关注法院的“案件量”，更需要关心的实质问题是法官的“工作量”。
法院所接受和审结的自然案件的数量，固然是需要统计的，因为自然案件量往往是衡量工作量的前提，是作纵向和横向工作量比较的基本度量工具。但是，如果对“案多人少”的关注只停留在对自然案件的定义、计算和改造上，那么有可能是本末倒置。
通过精准测算全中国法院法官的工作量及其不均衡分布，是解决“案多人少”和缓解司法能力危机的科学前提。
同时，考虑到中国社会的“诉讼爆炸”一时难以平息以及法院“案件量”增加一时难以抑制的基本事实，如何尽量减免“案件量”之外的“工作量”是值得中国法院司法改革者认真对待的务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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