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无论身逢乱世还是太平年间，最大的兵荒马乱到底都是幻灭

　《人间失格》（又名《丧失为人的资格》）日本著名小说家太宰治最具影响力的小说作品，发表于1948年，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

“无论身逢乱世还是太平年间，最大的兵荒马乱到底都是幻灭。”不自杀、不发疯、不绝望，继续与生活作斗争，未免太痛苦；如果能当个利己主义者，自以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从未怀疑过自己，那倒也轻松了——但这二者太宰治和《人间失格》的主人公大庭叶藏都做不到。所以他们只好问：不抵抗是罪么？

对现实无力也无心调和，这是他的懦弱，也是他的骄傲

加缪曾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

然死生之事，于作家亦莫大焉。想象这样一个作家，一生以毁减生命为志业，从二十岁起五度自杀，终于在四十岁前了结生命；想象这样一个作家，毕生的写作都是以自身为蓝本，自传体式的回忆贯串文本；想象这样一个作家，生前毁誉参半，死去近六十年还被不断追忆，连忌日都成为节日…… 他就是太宰治，日本无赖派大师，在日本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并列战后文学的巅峰人物。

太宰治，本名津岛修治，1909年出生于日本青森县北津轻郡贵族家庭。1935年以《丑角之舞》初登文坛，短篇《逆行》入围芥川奖，后来继续出版不少作品集，尤以晚期的《斜阳》与《人间失格》为人称道。 日本一向有“私小说” 传统，纵观太宰治的重要作品，无论短篇如《东京八景》、《小丑之花》还是长篇如《晚年》、《斜阳》、《人间失格》等，都是对自我生活的写照，主题也颇多重合，大多一个落魄主人公的毁灭之路，职业也往往是作家或者画家，连自杀的地点时间原由往往也与他亲身经历重叠。按照伊藤整和平野谦1945年对“私小说”的分类：表达“生存的危机”感的是破灭型；克服“生存的危机和破灭”是调和型。虽然太宰治未必认可“私小说”以及其分类，但从风格上说太宰治无疑属于前者，对现实无力也无心调和，这是他的懦弱。拒绝一切妥协，也是他的骄傲。

　　懦夫连幸福都害怕，碰到棉花也会受伤

太宰治最重要的小说是遗作《人间失格》，此书完成，他旋即投水，可算是天鹅之作，蕴藏了他一生的遭遇与映射。“人间”这个名词，在日语是与“人”同义，不具“社会”等含义，所以“人间失格”的意思就是“丧失做人资格的人”。全书共分序曲、后记以及三篇手札构成，典型的太宰治式套匣式结构。书中主角大庭叶藏自认天生是个“边缘人”，曾经积极参加非法社团，后来因为与女人相携自杀时，女方身亡而他获救，被以教唆杀人的罪名暂入狱。结婚后，纯洁的妻子遭到玷污让他彻底崩溃，最后大庭叶藏这个丧失为人资格的人完全凭感情行事，一步步由病弱，无力走向堕落的人生。日本评论家解《人间失格》是“太宰治只为自己写作的作品，内在真实的内容自叙体”。

无论身逢乱世还是太平年间，最大的兵荒马乱到底都是幻灭。“人为恋爱与革命而生”，这是太宰治晚年代表作《斜阳》的主人公和子的观点，而太宰治身历过革命的失败与爱情的沦陷之后，倘若不能犬儒，即使他熟读《圣经》也难觅归宿，那么虚无是唯一减缓痛苦之道。尼采强调宁愿追求虚无也不可无所追求，从某种意义上分类尼采属于 “强”的虚无主义者，表现是强者，但是太宰治是“弱”的虚无主义，表现是懦夫——这里的强与弱，只是一种浮在存在之上的姿态，本质上到底还是一致。由此，太宰治的小说往往刻意表现一种懦弱美学，《人间失格》里说：“懦夫连幸福都害怕，碰到棉花也会受伤。”所以不仅没有勇气奋起抗争，而且连幸福，爱情也不明所以，往往承受不起，《人间失格》主人公每日自责“苟活着就是罪恶的种子！我的不幸，是无力拒绝他人的不幸。一旦拒绝，不论对方或是自己心里，永远都有一道无法弥补的白色裂痕。我被这样的恐惧胁迫着。问问老天：不抵抗是罪吗”，最后灵肉一起湮灭。因为不抵抗之罪，所以失去为人资格，这不抵抗之罪其实也正是骄傲：拒绝一切形式的妥协，以放弃抵抗来表示自己的立场。

我们心中或明或暗，都存有懦弱的一块，被他无声侵袭，无从回避

无赖派文学，灵魂憔悴破败之音。顾名思义，无赖派文学在日本主要是指以自谑的态度来表现战后日本战败社会与现代人精神与感官世界的双重委靡，疏远于主流之外，以颓废抵抗社会化，现代人身陷其中而又难以脱离的异化被一再抵制，由此 “无赖派”对战后日本文学的影响深远。太宰治在《东京八景》中有段话很形象地表明了无赖人的无奈境地，“我是无知骄傲的无赖汉，也是白痴下等狡猾的好色男，伪装天才的欺诈师，过着奢华的生活，一缺钱就扬言自杀，惊吓乡下的亲人。像猫狗一样虐待贤淑的妻子，最后将她赶出。” “我深刻体会到，像野兽的，并不只有所谓的军阀。那并不拘限于日本人，而是人类一个大问题。”（《货币》）当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惩罚与训诫的严密组织时候，太宰治的主人公往往表现出很强的边缘性人格障碍，厌倦社会，太宰治书中主人公或者说他自己往往对社会的格格不入， “不合法，对我来说有点好玩。说得更明白点，这让我心情大好。世界上所谓的合法，反而都是可怕的”（《人间失格》）；同时又因无力反抗而厌倦自我，最终生命在自我沉沦与放逐中跌入毁减灭绝。

对于太宰治作品的评价，争议往往很大，爱者众多不假，诋毁者也不少，其中三岛由纪夫或许是最为严重的，批评太宰治“气弱”，人也很讨厌。但是他后来却在文章中分析说讨厌看太宰的作品，也许恐怕是因为他暴露了自己所不愿意暴露的心情所致。其实，即使三岛不说，当时也有人注意他们风格存在内在的一致性，三岛看见太宰治的不安，或许是一种类似从镜中看到另一个我的缘故。还是奥野健男说得最为切题， “无论是喜欢太宰治还是讨厌他，是肯定他还是否定他，太宰的作品总拥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太宰笔下生动的描绘都会直逼读者的灵魂，让人无法逃脱。” 因为，我们心中或明或暗，都存有懦弱的一块，被他无声地侵袭，无从回避。

不像大师般俯瞰众生，太宰治对人间的凝视常含情意，连讽刺也寄予温煦

因为太宰治一生多次自杀，所以在他最后一次也就是第五次自杀之前的失踪，6月15日的《朝日新闻》还登载了一则小新闻《太宰治先生出走了吗？》。6月19日，太宰治投水离世，因为这天也是他三十九岁生日，所以在这天日本被称为“樱桃忌”，语出太宰治晚年作品《樱桃》。

日本人认为生如樱花，在绚烂的巅峰迅速凋谢是具有非常美学意蕴，画家古贺香江直接说 “再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了，死就是生！”，所以日本现代文人多有自戕之举，太宰治之外，北村透谷，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牧野信一，三岛由纪夫等等均是此辈中人。自杀的作家中，深究个中原因，恐怕除了文化之外，有太多伤痕是历史生生割出的。昭和时期的文豪自杀颇多，因为激荡而新旧变迁，昭和时代对于作家来说委实痛苦，日本一百年来“超克”与现代化之冲突更让人困惑。大宰治作为战后崛起的作家，以昭和十二年为界，战前战后的变故足以摧毁太多东西，他大学时代就对运动抱有极大热情，之后经历运动被镇压，日本战败，日本文明的瓦解，国家被迫转型……这些动荡虽然在他小说中着墨不多，但是对于生命信仰的破坏却是致命的。从个人来说，从小缺乏家庭关怀，生性敏感，神经纤弱，厌恶家庭却一生都在经济上难以脱离家庭支持，这些都最终促使他彻底走向虚无。

小川洋子认为作家必然是站在生者与死者的界限，视角往往是已死之人，太宰治亦然。但和其他大师好作上帝视角俯瞰众生不同，太宰治对人间的凝视常含情意，连讽刺以及憎恨往往亦寄予温煦。所以他的文风多情怀旧处不让女子——对于诸多的美好，海角的花朵，裸泳的少女，奔走的美乐斯，庭院中的灌木，地上的日影，于他都不是不能欣赏呵。因为懦弱，所以逃避生命，以不抵抗在最黑暗的沉沦中生出骄傲，因为骄傲，所以不选择生，所以拒斥粗鄙的乐观主义。或许正如他在写到的古希腊诗人萨福一般：“以为纵身跃下山崖，就可以忘记思念”，灵魂破碎之后，我们在歌舞喧哗中继续苟且，他选择死亡，谁更好一点，只有上帝知道。 （渔夫和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