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钟：国学到底学什么？

“国学”一词，其来有自。其在历史上原指中央官学，与汉之“太学”，唐宋明清之“国子监”同义，所谓“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白鹿洞书院初建之时号曰“庐山国学”，可见从南唐(五代十国)起“国学”一词便另具有了中华传统儒家文化之义。

晚清民国以来，面对“西学东渐”甚至“全盘西化”的思想潮流，循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途辙，我国学人(梁啓超、黄遵宪、章炳麟、邓实、马叙伦、刘师培、黄侃等)将“国学”一词中“民族传统文化”之义发扬光大，以此概称中国卓异于西洋的学术文化精华，以期藉助国粹典章中的良法美意实现救国自立继而踏上近代强国之路。

诚如太炎先生所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亡，是不亦视前世尤岌岌乎!......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优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立之文辞，为其国秀美之士所爱赏。立国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一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习其文辞。苟不尔，则不能立于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转移其国化，此定理也!”

但对于国学的具体涵义，诸家学者则有不同的阐释。

章炳麟在《国学讲演录》中曰：“国学者，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

柳诒征在《国学之界说》中曰：“予对国学之界说，必非佛学及洋学......须从古圣先贤，未受佛学洋学之熏染时讲清，而又包括后来之汉学、宋学，以及今世所讲政治、经济、财政、社会、教育等，始可言国学......讲国学宜先讲史学。”

张其昀在《史地学报》中曰：“国学之为名，本难确定其义。在世界地位言之，即中国学。分析为言，则中国原有学术，本可分隶各种学科——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以思想论，儒家为主导，其他列从属地位。”

综合而论，国学即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体系。狭义言之，经史子集之汉家学问是也;广义言之，洪荒以来中国各民族之思想学术、历史地理、语言文字、礼仪文物、宗教术数、建筑园林、书画篆刻、弈乐戏曲、医药武术、服饰饮膳、农工技艺等，皆兼收并蓄，包罗櫽括。

内涵虽然，但国学之使命不尽于斯。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曰：“古人以天下为己任，动辄言天下，本不局限于一国。晚近以来，国势不堪，且知欧美人并不奉行天下一家之说，仅以民族国家及个人利益为重，传统文化遂塌缩为国学，良可叹也。他日，若欧美人亦认识到全球化非有天下之襟怀不可，国际关系良性互动非行恕道不可，世界和平非行仁义不可，则国学将重新恢复为天下之学，而失国学之名也。”由此可见，华夏国学肩荷的职责岂止于昌隆中土，更应以文化的张力光被四海、协和万邦，其任之重其道之远，诚须我炎黄子孙世世戮力代代勉行矣。

国学复兴，其势如潮。大清光绪卅一年(西元1905年)，章炳麟创办“国学讲习所”，是为近代国学研究机构之发端，其后，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大学国学研究所相继成立。改革开放以来，国学热潮愈益澎湃。

在国内，国学研究机构之兴办如雨后春笋，其中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国学院、武汉大学国学院、中国国学院(原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国学传播中心为最盛，与此同时，民间国学社团亦广为兴起，势如燎原;在国外，国家汉办领导下分布在117个国家的以推广汉语与传播中华国学为己任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至西元2013年底已达一千一百余所，迅猛拓张，气象蓬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