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疫情期宏观波动与就业形势

在过去超过两年半的疫情期，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一些罕见的特征性表现，相应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形势也出现了一些几个特殊的变化。由于这些变化具有重要的民生和政策含义，自然引起政府决策部门的很多关注。从研究角度来说，宏观经济波动与就业形势相互联系方式随之出现阶段性变化，呈现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形态。想就此机会讨论和交流这个问题。

一、宏观经济表现

首先回顾过去两年半多的时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和增长的一些异乎寻常特点及其背后原因；然后着重从不同角度观察，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形势作为响应宏观经济波动出现几个方面的表现；最后简略谈一下未来就业形势演变前景。宏观波动和就业形势是互动关系，我在其他场合也讲过就业形势从不同渠道对宏观经济制约，今天侧重讨论宏观波动对就业形势的影响。

疫情发生以来已经2年8个月，能够看到疫情期10个季度宏观经济数据表现特征鲜明。第一是中枢经济增速在趋缓和回落，就国际比较而言，过去两年半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上特别是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列前茅，不过在国内，受疫情拖累，经济从年均增速6—7个百分点回落到5上下，经济中枢增速显著回落。第二个特征是经历罕见波动，2011—2019年四季度的季度GDP增速标准差大概是1，1992-2019年4季度的GDP增速标准差2.48，过去十个季度的增速标准差是6.27，可见疫情期经济波动加大幅度。

特征性表现基本原因自然是疫情环境，2020年初大流行及后续疫情散发和局部流行，通过个体行为自发反应，特别是强势防控干预政策作用，会对经济产生较大影响。新冠病毒不断出现新变体，其生物学特征变化和传染能力加强，使得达到动态清零目标所要付出努力和面临困难增加，虽然我国在防控疫情方面有超强能力，疫情局部流行压力仍有某种加大趋势。

我们观察有关部门公布的确诊病例数，设定发生35例7天均值作为局部疫情发生标准，可见在过去2年8个月中共发生15次这类情况，包括较大范围流行以及局部流行或散发。同时可以看到，在德尔塔特别是奥密克戎变异病毒流行后，虽然我国疫情防控努力持续保持高位并有增无减，然而去年底以来，报告病例数持续处于35例7天均值线以上，显示疫情对经济增长造成的环境压力处于高位并有增无减。

另外，上述经济增长表现在某种程度上与宏观调控和某些结构性政策也有关系。梳理相关政策大概经历三个阶段：

一是2020年初到年中，应对前所未有疫情带来经济冲击，举国动员抗击疫情外，政府系统实施稳定和促进经济的宏观与结构政策，较快控制住最初疫情冲击并推动经济V型反弹。

二是从2020年中到2021年夏季大概一年左右时间，宏观政策提出新的跨周期调控方针，货币与财政政策某些指标显示政策操作边际收紧，叠加多重结构性监管政策出台，包括互联网平台管控、房地产金融风险管控，去年夏天双碳治理严厉要求以及教培领域整治风暴等。在宏观经济本身动态与政策影响下，2021年1季度经济增速达到峰值后回落过快，到下半年再次出现明显经济下行压力。

三是从去年9-10月前后开始相关政策发生调整，特别是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经济面临三重压力判断，宏观经济政策转向以稳增长作为主要目标，对影响增长的某些结构性政策也开始微调。这些政策调整在今年初1-2月取得成效，然而3-4月前后上海、吉林、广东、深圳等地疫情再次反弹，经济增长再次受到较大冲击并在2季度较大幅度回落。

二、相应就业市场表现

上述特殊增长背景下劳动力市场表现如何？宏观经济波动和劳动力市场有关联是经济学常识，但是不同经济体劳动市场响应宏观波动方式，受发展阶段和体制特点制约有不同机制。例如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受当时主导意识形态支配还不便接受失业率概念，也就根本没有失业率统计，因而宏观经济波动对劳动力市场影响自然无法通过失业率涨落得到观察，而是主要通过国家统一招工数量调节——包括危机时通过政治动员和行政调控使城镇国有部门员工大规模回乡务农等来实现，另外也会间接表现为企业内部单位工作时间或隐含冗员强度等更难以观察指标信息变动等等。

即便是改革开放后劳动力市场形成和发展较长时期，虽然国家有关部门提供了城镇登记失业率数据，然而宏观波动对劳动市场影响主要表现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增量变动而不是失业率变动。十多年前我有机会承接有关部门就业与宏观经济研究课题并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结果报告在“广义奥肯定律与中国奥肯关系——破解奥肯定律中国不适之谜”一文中。上述中国特色奥肯关系，一方面显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及其与宏观周期涨落联系机制注定与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奥肯关系具有实质性差异；另一方面，也显示计划体制下城乡二元结构壁垒的渐进式改革需要一个较长过程，过渡阶段城乡劳动力市场仍显著保留区隔性或歧视性。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持续发展和相关改革推进，晚近时期宏观波动影响劳动力市场方式或机制发生变化：除了农业劳动力波动仍是重要变量，调查失业率成为响应宏观波动关键变量，新增城镇就业信息也成为参考指标。推动上述变化的多方面条件，包括国家统计方法改进，特别是晚近时期城镇调查失业率统计制度的推出和逐步改进，更重要的是制约宏观经济与劳动力市场联系方式的现实经济和体制政策环境逐步发生阶段性变化。例如新世纪以来户口管制逐步放松，非户口居民分享城市公共服务范围和程度逐步增加，国企等公共部门从业人员占比大幅下降等等，使得劳动力市场整合性得到逐步提升。

疫情期宏观经济波动，为观察上述变化提供了一个特别有利的对象环境。依据上面讨论思路和逻辑，给定疫情期经济增长波动大幅增加背景，对劳动力市场响应情况需要从农业劳动力转移、城镇新增就业以及城镇调查失业率变动等不同角度考察。

首先看疫情期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宏观经济波动关系。农业劳动力转移可以通过一产劳动力变化或农民工数量变化加以观察。例如2020年受疫情冲击经济增速从上年6.1%下降到2.3%，回落到改革开放时期最低年度增速；同年农民工总量减少520万人，远远超过该指标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样本数据以来仅在1989年出现过的唯一负增长110万；农业劳动力转移量的最大幅度收缩，与宏观经济最低增速探底形成匹配。2021年随着宏观经济反弹到8.1%和两年均值回升到5.516%，该年农民工增量反弹到690万人，远远超过疫情前5年340万人年增量均值。不过2021年农民工人数与疫情前趋势延伸值比较仍有相当差距，这与疫情期两年我国经济增长以潜在经济增长作为参照仍存在显著GDP负缺口形成参照。可见农民工增量变化仍然是体现宏观经济变动影响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指标。

不过农业劳动力转移变量有其局限性。例如受相关统计方式限制，虽然外出农民工有季度数据，农民工全口径统计一年只能得到一次，就整体农民工增量而言，现在只能看到2020和2021年两个观察值。统计数据取样间隔时间过长、频率较低，对观察宏观波动与劳动力市场关系变动形成制约。另外，外出农民工在较短期时间范围内改变迁徙行为面临显著调节成本，使得整体迁徙行为短期具有一定程度的难以逆转性。给定疫情冲击下宏观经济更为频繁波动的特殊环境，农业劳动力转移变量在响应宏观波动方面具有天然局限性。

城镇新增就业指标变动，从另一个侧面都能在定性、定量意义上都显示疫情期宏观经济波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突出表现为2020年上半年该指标月度数据大幅低于2019年疫情前水平，反应最初疫情冲击下经济大幅收缩及其后续影响；然而随着2季度特别是下半年经济快速复苏，城镇新增就业向常态快速收敛，并于第四季度略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2021年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复苏到与2019年大体接近的水平，但是随着后续经济下行压力再次加大，该指标与疫情前差距再次拉开。不过新增指标定义不包含工作岗位减少信息，在全面展现就业形势方面存在固有局限。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重塑劳动力市场结构，加上调查失业率统计方法改进，我国宏观波动关系与失业率缺乏显著联系情况发生实质转变。对此需要区别城镇登记失业率与晚近时期统计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指标的功能差异：虽然登记失业率自1999年4季度以来，样本数据频率从年度变成季度，该指标从1999年4季度到2021年4季度数据与宏观经济波动仍不具有显著统计关系。2013年2季度开始的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与2017年1季度开始的全国调查失业率，与宏观经济波动开始具有显著关系。从疫情期情况看，调查失业率在2020年年初与2022年3-4月冲高到6%上下峰值，显然与宏观经济两次探底相关。对包含农业劳动力转移指标与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这两个劳动力市场变量的广义奥肯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二者都已成为显著的结构变量，说明我国奥肯关系已经发生阶段性转型。

另外还值得关注的是，在疫情时期特殊经济增长环境下，不同失业率指标月度变动及其比较数据，以更高频率显示了疫情与经济波动冲击下城镇就业形势频繁变动形态，并提供城镇就业领域内部多方面结构性信息，对认识疫情期劳动力市场运行特点以及制定应对政策都具有积极意义，这与其它劳动力市场运行指标比较显示出突出优势。

三、疫情期失业率变动的几个特征

下面先看疫情期失业率变动几点特征表现，然而对青年失业率飙升现象略作展开讨论。

一是疫情期31个大城市与全国失业率比较水平发生反向转换。观察31个大城市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的平均差值，在疫情前三年是负值显示大城市失业率通常低于全国失业率，其原因应该是大城市空间集聚效应更强，有能力提供更多和更多样化工作岗位满足求职者需求，显示特大和超大城市对保证我国就业形势平稳运行的特殊意义。然而疫情后大城市失业率与全国失业率差值的均值转变为正值，显示大城市失业率反而暂时高于全国失业率，说明疫情大流行和局部反弹对大城市造成的更大冲击和不利影响。

二是统计部门公布了去年7月以来不同户籍身份居民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分为本地户籍、外来户籍和外来农业户籍三类，不过外来农业户籍失业率去年下半年缺失几个月数据。虽然分户籍失业率样本时间较短，然而仍提供了一些有价值有意思的信息。例如数据显示两个阶段不同指标相对水平发生转换：第一个阶段2021年秋冬季，这个时期各地疫情也不断有少量散发然而总体对经济影响较为有限，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然而尚未出现增速大幅回落。从分户籍失业率数据看，在经济复苏受扰动较小环境下，外来农业户籍劳动者失业率最低，本地户籍居民失业率较高，外来居民居中。

为什么外来农业户籍居民失业率反而低于本地户籍居民情况？依据常识显然不是因为城镇劳动力市场为外来农业户口求职者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求职条件，更可能情况是外来农业户口劳动者总体迫于生计，外出到城市后即便客观就业条件存在相对不利因素，仍然不得不接受可选择的工作机会，结果失业率反而较低。本地户籍居民内部在经济压力和人力资本条件方面自然存在显著差别，不过与外来户籍特别是外来农业户籍居民比较，其整体求职客观条件较好、就业压力稍低，由此派生的求职压力与工作意愿差别，对相对失业率差异或有显著解释作用。

然而不同户籍居民失业率差异，在今年3-5月前后宏观经济因为部分一线城市疫情反弹大幅回落时期发生逆转：这个时期三种户籍身份劳动者失业率都大幅飙升，但是外来户籍和外来农业户籍居民失业率上升更快，4月二者分别达到6.9%和6.6%，显著超过同月的本地户籍6.1%。考虑外来城镇与农业户口劳动者迫于生计压力总体工作意愿较强，这个相对变化特点应与本地与外地居民就业部门分布特点以及疫情对其冲击影响不对称特点有关。比如考虑疫情对劳动密集型和较多依赖人际基础的服务业冲击较大，而非本地户籍求职者在这类行业就业比例可能较高，导致疫情严重冲击下面临较大失业压力。不同求职者与户籍身份相联系的主观条件，客观上导致劳动力市场的某种区隔性或客观存在的歧视性，可能是上述现象的产生根源。对上述有限数据提示现象讨论是很初步的，有待后续观察分析才能得到较为可靠认识。

三是疫情期就业形势较为突出的问题和特点，是年龄在16-24岁青年人口失业率显著飙升。从2018年该指标月度数据看，其线性趋势值从期初10%左右大幅上升到目前接近17%，其月度峰值从疫情前两年不到14%上升到2020年16.8%和去年16.2%，今年6、7月分别进一步升到19.3%和19.9%创纪录水平。从国际比较角度来看，欧美发达国家失业率指标通常高于我国，目前由于欧美与我国宏观经济处于不同周期阶段，具体来说，欧美经济过热，通胀尚未得到实质性调整，失业率较低，我国疫情期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速，尤其是今年二季度经济再次探底，导致目前失业率、特别是青年失业率显著高于欧美。

目前青年就业形势突出困难还可以从另外两个维度观察。一是从该指标相对整体失业率水平上看，由于青年就业面临一些特殊困难，该倍数值通常大约1，但是数据显示该倍数值月度峰值从2018和2019年的2.5-2.6，上升到今年7月的3.7，增长超过四成，显示疫情背景下青年群体面临较大就业压力。二是目前高校毕业生已成为青年求职群体的主体，机构数据显示，疫情前两年高校毕业生求职市场的求人倍率季度平均值为1.56，2020年初疫情爆发以来截止今年2季度的10个季度均值下降为1.05，降幅约为三分之一。疫情期该指标值波动幅度加大：疫情大流行初期青年就业形势遭遇很大冲击，求人倍率下降到2020年6月的0.79，后来随着疫情控制较好与经济快速复苏，青年求人倍率回升到1.52，但是去年下半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加上今年2-4月部分一线城市疫情反复，高校毕业生求人倍率持续回落到今年2季度0.53，降到2018年以来这个指标值的最低点。

四、青年失业率飙升现象释疑

上述我国青年就业矛盾突出的原因是什么？首先不难看出这一定程度受到该指标一年内不同时点的季节性因素影响。各类高等和中等学校毕业生构成青年求职人口的基本部分，通常情况下，7-8月毕业季是该群体求职高峰期，导致这个阶段失业率达到峰值，随着劳动力市场供求两方面调整，青年失业率到秋冬季趋于下降，到来年春招后再度逐步回升，形成一年内青年失业率比较有规律的季节性波动形态。不过也要看到，今年6-7月青年失业率超过19%，不仅较大幅高于疫情前两年同期不到14%的水平，也显著高于2020和2021年同期低于17%的水平，可见目前青年失业率飙升无法仅用季节性原因解释。

失业率是综合反应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状态的信号，青年失业率攀升是特定年龄段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不平衡程度增加的结果，具体而言青年求职方劳动供给（岗位需求）与市场用人方劳动需求（岗位供给）不平衡程度增加的产物。因而对特定时期青年失业率上升现象，需实证观察分析上述供需两侧主要变动因素来求得理解。按照这个思路，青年人口增加和高校毕业生扩容，一定程度上从供给侧解释目前青年就业压力上升事实。另一方面，疫情冲击下经济间歇性收缩波动及其行业和区域分布特点，对青年就业带来超常扰动并制约青年劳动力需求，应是影响目前形势的更为重要因素。

供给因素讨论较多的是2022年高校毕业生升到1076万，增加了167万人，增量超过此前六年之和，再加上近年外国留学人员回国求职人数趋势性上升，增加了青年求职群体的就业压力。另外2022年我国16-24岁人口人数为13253.4万，比2021年13171.9万增加81万，增量约为总量0.62%，也可以看作边际增加青年就业压力的供给面因素之一。

在正常经济增长情况下，经济增长和结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化青年劳动力总量增加的结构变化带来的供给压力。从我国相关数据看，新世纪初，青年人口年增量曾经高达好几百万，所幸当时正经历经济高速增长，劳动力供给增加不仅没有成为显著推高失业率上升负担，反而成为从供给侧助推经济高速增长的所谓“人口红利”，以至于通过市场自发机制形成所谓民工荒，对此前多年工资低增长进行“纠偏”。疫情前多年，随着第三产业规模相对扩大，给大学生毕业生就业提供了较多择业选择机会。总体看，在高速与中高速常态增长和结构正常演进环境，上述供给面因素变化不一定非得导致青年失业率上升，或至多使得青年失业率短期边际上升比如0.5-1.0个百分点，不至于出现今年该指标峰值比去年高出3.5个百分点、比疫情前高出5个百分点的罕见情况。

更需关注青年劳动需求端变化影响。需求侧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因素与目前青年就业压力上升有关。首先是开头讨论的受总需求制约的疫情期经济中枢增速趋缓与较大波动，伴随市场用人机构经济活动扩张速度减缓以及对未来预期不确定性上升，对用工需求（或岗位供给）产生边际抑制作用。在疫情期经济增速减缓背景下，今年前七个月全国与31大城市平均失业率5.7%和5.97%，比2019年前7个月5.1%和5.0%分别高出0.6和接近1个百分点；今年4月全国与31大城市失业率分别为6.1%和6.7%，比2017-19年4月均值分别高1.1和1.87个百分点；假定青年失业率相对涨幅与整体失业率类似，疫情期经济回落对青年失业率也会带来1个百分点上下增长。

其次是疫情对第三产业服务业较大影响对青年劳动力需求（或岗位供给）造成特殊冲击并增加青年失业压力。疫情前多年我国三产服务业较快增长，通过总量扩张与占比提升双重渠道，对增加城镇就业特别是满足青年人就业做出特殊贡献。如2010年我国三产占GDP比例从44.2%上升到54.3%，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由于服务业就业强度较高，服务业占比提升每年额外创造数百万人就业，其中青年人就业占相当比例。数据显示，青年人口在服务业就业比例从2010年不到30%，上升到2020年的60%，年均增长高达3.3个百分点。然而疫情时期服务业占比提升过程暂时中断，2022年上半年该占比值为54.2%，与2019年比较甚至略有回落，对整体就业特别是年轻人就业产生相当大影响。

另外近年有关部门在互联网、房地产、课外教培等领域加大和从严监管本身具有必要性，然而力度超常客观上也会在短期对青年就业产生影响。行业发布的就业形势分析信息显示，比较上述部门2021年和2020年吸纳高校毕业生人数出现不同程度显著下降。加上上海、深圳、北京等头部超大城市在提供较高学历工作岗位方面具有特殊能力，今年初疫情局部流行不同程度影响这些就业重镇，短期加剧青年就业压力，与目前相关指标值异动有关。可见近期青年失业率超常飙升，背后存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原因，不过需求端因素变动应是主要原因。

五、未来就业形势

最后简单展望一下未来就业形势。从劳动力供给角度看，我国劳动适龄人口以及经济活动人口总量，都已在几年前经历由升转降拐点，并且未来有望持续缓慢下降。另外据国内外权威机构预测，我国总人口也可能在今年达到峰值。给定其它条件，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推动就业形势在总量关系上趋于宽松。

未来几年还有一个或有助于缓和就业压力因素，是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国人口出生率超常变化，导致从今年开始，总人口中60年前出生（即年龄达到60岁）人口数有一个跳跃式增加，从2021年1187万人增加到2491万人，增量1300多万人。由七普数据推测，2023年60年前出生人数有望增长到3000万人，并在此后多年维持在2500-2800万人高位。依据我国现行相关规定，职工退休年龄男性是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和女工人50周岁，60年前出生人数今明年大幅跳升和后续多年维持高位，会在一定程度增加退休人数，由此释放的工作岗位和就业计划应有利于缓解失业率，在其它条件没有反向变化前提下，甚至可能在边际上降低自然失业率。

不过与整体经济活动人口趋势性下降以及退休人数增加有助于缓和就业压力不同，青年人口与高校毕业生人数未来多年会显著增长，形成青年就业压力的供给侧因素之一。根据七普数据推测，未来3-5年青年人口平均每年大约增加300万左右，高校毕业生也会以年均50万以上人数增加。上述整体和青年劳动力供给侧变量演变轨迹，是由我国人口历史和现实变化趋势所框定的，给定供给端变化条件，青年未来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就业形势关键取决于劳动力需求（即岗位供给）因素和条件。

劳动力需求本质上是派生需求，最终取决于企业和其他用人单位愿意提供的商品和服务量，因而与不同行业及宏观经济的景气度水平具有直接和密切的关系。刚才讨论的疫情期宏观经济与就业形势关系显示，经济增速偏快回落，增长波动超常增加，疫情冲击与经济波动的行业与地域分布特点，从现实和预期两方面对劳动力需求（或岗位供给）形成制约。

近年经验提示，目前面临就业形势困难随着最近疫情缓和与经济复苏持续有望得到缓解，然而如果疫情环境下经济增长机制和形态没有实质性改变，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特别是青年就业困难难以得到根本化解。因而要战胜改革时代的第三次就业困难，关键取决于对疫情防控策略的调整和优化，取决于提升宏观与结构政策的增长功能，取决于体制性调整突破，以充分释放潜在增长能力。

注 | 本文为卢锋教授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举办的第178期【鸿儒论道】上的演讲，经本人审阅，本文转载自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微信公号。

卢锋，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校友学院发展基金讲席教授。对人民币汇率、国际收支失衡、资本回报率、产能过剩、就业转型、粮食安全等问题进行过专题研究，在国内外学术杂志发表几十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