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写给“中国性学第一人”潘绥铭

作者 | 时青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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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突然觉着自己很厉害，仗着自己啃过几本杏学领域的著作，就头脑发热地想在性教育领域施展拳脚，做出一番事业。但当我真正决定跨入性教育领域这个门槛后，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写不出来东西了。

那一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浅薄，发现自己并没有在性教育领域中构建出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我开始琢磨着去读杏学领域的书籍，这第一个被我撞见的人便是潘绥铭，拜读的著作是《性之变》。

这本书读起来的质感有点像学术论文，内容多是基于过往大量的调研数据，做的定量分析，并对分析结果进行解释。一般人读起来会觉着有点枯燥，潘绥铭的文笔也并不令人惊艳，反而有点显得土气，其部分对定量分析结果的解释也有点显得差强人意。

但是，瑕不掩瑜。我更倾向于这样评价他：潘绥铭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他著作的字里行间中都透露着极其珍贵的人文关怀，如果把他拿到国际上对比，他肯定不算是一个出色的学者，但在杏学研究如此匮乏的我国，他确是一位开创性人物，他用略带瑕疵有些蹩脚的研究硬生生地为后来人蹚出了一条路。后人著杏学史，他必留名。

杏学史书上将会有这样的字迹：潘绥铭，生于1950年，1984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曾留学美国，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方法、性社会学和性别人类学研究，毕业后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后因“科研资金使用不明”等问题被提前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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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但他总是很有自知之明地嘲笑自己是社会学研究领域的边缘人物。

他于198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性社会学课，有学生骂他脸皮厚，有教授说他整天就想着那点事，有人劝他停课，也有人审查他的身份。

他在2000年主持完成了“中国人的杏生活与性关系”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这是全世界第六次、中国第一次同类调查，之后每5年进行一次。《性之变》一书就是对前三次调查结果进行的汇总与分析。

他曾感叹过：自己做的这系列调查在中国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因为再也没有人可以像他一样申请千万经费，带领数十个学生在全国开展此类调查了。

他还多次只身闯入红灯区，与小姐们一起吃住，进行入住考察，出版研究中国地下性产业的专著《存在与荒谬》。他一直强调：小姐也是人，对她们进行的研究，也必须是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

他在中国创立并推广了性社会学，而多项实证研究也最终奠定了该分支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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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绥铭一直强调“主体构建的研究视角”，大概讲的是，做研究的时候不能完全以研究者为主体而出发，而应该以被研究的对象为主体而出发，换句话说，问卷调查等定量研究是一种做研究的工具，研究者不能将自己的理性认识当做剪刀，强行剪裁被研究者丰富多彩的非理杏生活，这不但会损失大量的信息，而且有可能扭曲生活本身。

比如，在问卷调查中设定问题：“你认为你是chu女吗？”会有女性回答“不是”，但实际上她并没有过杏生活，只不过她认为她深深爱过别人，所以她已经不是chu女了。

所以，潘绥铭在这本书的最后对问卷调查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他说：定量调查不适用于非理杏生活。这句话立场鲜明地挑战了20世纪以来“唯科学主义思·潮”的霸权化，而以“反映人类非理杏生活”的定性研究方法应该被纳入学术殿堂。

他说：“千万别迷·信包括本书在内的任何问卷调查的结果。”如此坦诚，彰显出来的是一个研究者的学术良心。这也同样让我想到了一句话，是刘擎在《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中说的，“人类因为理性而伟大，因为知道理性的局限而成熟。”

目前，我国的杏学研究依然依赖西方的后现代化思·潮的成果，本土性哲学的创建还未形成体·系，包括潘绥铭在内的一些人在这个领域匍匐前行，走的异常艰难，但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潘绥铭是这条路的领路人之一，大抵是一位令人尊敬、敢讲真话、有人文情怀和学术风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