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采访刘慈欣贬低中国的华裔记者樊嘉扬，现在过得如何？

2018年，刘慈欣获得亚瑟·克拉克基金会颁发的克拉克想象力社会服务奖，以表彰其在科幻小说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那一次的访美旅程刘慈欣可谓大出风头，他不仅是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人，同时，他的著名科幻小说《球形闪电》英文版也成功问世，走到哪里都是一片称赞之声。

然而，一片称赞声里还是传出了不和谐的声音，且这不和谐之声出自一位黑头发黄皮肤的华裔作家。

《纽约客》记者樊嘉扬在访问刘慈欣时多次设陷，并公开对中国进行贬低。文章一出，不但受到中国人的强烈抵制和批评，同时也在刘慈欣美国的读者群体中引起一片哗然。

樊嘉扬因此出名了。然她并未有任何愧歉之意，还变本加厉地在新冠疫情、香港风波等问题中继续以诋毁中国作为“流量密码”，在文章中大肆颠倒是非。

她为何要这样做，她现在又怎样了呢？

“刘慈欣的世界大战”

“女士们先生们，很荣幸获得克拉克想象力社会贡献奖，这个奖项是对想象力的奖励,而想象力是一种似乎只应属于神的能力，但是，我们人类很幸运地拥有了这种能力，它的存在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2018年11月8日晚，坐落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西德尼·哈曼音乐厅被装点得比往日更金碧辉煌，一位带着黑色方框眼镜的中国男人被雷鸣的掌声簇拥到舞台中央，看上去是个极为朴实也非常平凡的中年男人。

他在万众瞩目中用有些“塑料”的英文念起了提前准备好的获奖感言。

当然，镜片下闪烁的光芒预告着他绝非看上去那般朴实无华，这个人叫刘慈欣，人称大刘，是现如今中国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科幻小说家，他的作品畅销海内外，在美国也拥有相当多的读者。

刘慈欣到访华盛顿后，各路媒体闻风而动，其中曾多次获普利策新闻奖的美国老牌杂志《纽约客》派出了华裔记者樊嘉扬对刘慈欣进行访谈。

按照常理，采访一名作家，所探讨的问题自然而然主要围绕作者的作品、思想以及生平。

然《纽约客》派来的樊嘉扬虽是提了这些相关问题，但明显醉翁之意不在酒，几乎每一句问题都要拐到中国的时政问题上，且从用词和角度来看可谓恶意满满。

“我决定将话题逐渐转向政治，这是他更喜欢回避的话题。事实证明，他的观点既坚定又毫不含糊。”

她屡次将话题从刘慈欣的作品、人生经历上转移到政治问题中，且毫不掩饰地写在文章中，将采访记者自己塑造成一个勇敢者的形象，用以反衬刘慈欣对待西方媒体的谨慎小心，以佐证她那本身漏洞百出的观点。

比如西方媒体炮制的新疆问题，作为西方媒体人的樊嘉扬不可能愚蠢到对此深信不疑的程度，然而她就是深信不疑了，且认为刘慈欣是被洗脑了。

当被刘慈欣问樊嘉扬是不是在美国生活三十年了的时候，她仿佛被戳中了神经，用她自己曾经的一个评论讲就是“虚张声势后面包藏着如此多的脆弱”。

她认为刘慈欣是在说她已经深受西方媒体的荼毒，“在那一刻，在刘慈欣的心里，我带着僵硬的道德感，就是一个外星人。”

受访者刘慈欣小心翼翼地避让着樊嘉扬所设下的陷阱，只是钢笔毕竟是握在对方手里，一年以后，这篇文章付梓，面目全非到令人震惊的程度。

樊嘉扬作为一个在中国出生的华裔记者，完全站在西方的立场以傲慢的眼神蔑视中国快速的发展，把刘慈欣塑造为一个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仿佛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创作者形象。

这个采访是一年前做的，这篇名为《刘慈欣的世界大战·一位著名的科幻作家盘点了中国的全球崛起》的文章的发表时间却为2019年6月17日，正是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开幕前夕。

显而易见，《纽约客》及记者樊嘉扬最直接的用意就是吸人眼球，而且是包藏祸心的吸人眼球，为了达到目的而全然背叛且歪曲受访者刘慈欣的本意，文章用词极为僵硬。

记者又像是个吵闹不停、顽固不灵的孩子，实在让人难以置信这是全球知名杂志、曾多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纽约客》刊登出来的文章，然而它就是刊登出来了。

樊嘉扬的瞬息全宇宙

《刘慈欣的世界大战》在《纽约客》上发表后，之前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名不经传的樊嘉扬一夜成名，当然这个名声是好是坏很难说清，关于她的资料以及文章开始大规模在网上流传，人们好奇樊嘉扬作为一名华裔为何会有如此激烈的表现 。

当然，人们对她产生好奇，不论是好的坏的，她成名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2022年初，由杨紫琼主演的电影《瞬息全宇宙》引发全球轰动，影片聚焦于移民家庭的东亚母女关系，樊嘉扬的成长经历正与此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在2020年9月14日一期的《纽约客》中，樊嘉扬发表了一篇文章，题头是三张她幼年与母亲的合照，那时候她还在中国，是一个中国人。

樊嘉扬在文章中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她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出生于四川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樊嘉扬的外公是一名老革命，出生于干部家庭的母亲在部队医院当医生，父母相识于研究所，而后组建家庭，于是有了樊嘉扬。

1986年，樊嘉扬两岁，父亲被派往美国哈佛大学学习生物学，成为第一批赴美留学访问学者。由于丈夫的缺席，樊母只得将生活重心转移到照顾女儿上，当然这在樊嘉扬的文章里被称为是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观念。

恰逢出国潮盛行，樊母想为孩子的提供更良好的教育，积极准备材料也准备到美国与丈夫会合，家人亲朋并不是十分支持她的决定，所以一直到1992年7月4号，距离樊嘉扬八岁生日还差一个月的时候，她们母女二人才在肯尼迪机场着陆。

在国内生活十分顺遂的樊母拎着六袋行李，带着八岁的女儿和手缝被褥、四川辣椒、听诊器以及一口铁铸锅，狼狈地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美国生活。

依旧是在医院工作，可是比不上体面的部队医院，只是一个小诊所。很快连小诊所都没了，就是刚到美国的那一年，40岁的她发现了在耶鲁的丈夫有了外遇，且丈夫很快抛妻弃女。

那时名下只有不到两百美金，几乎不会说英语，面临着即将被驱逐出境的窘境。樊母不得不低下头颅，四处求人才找到一份保姆的工作，将樊嘉扬送到格林威治学院念书，她是年级里唯一的亚洲孩子。

这对孤儿寡母在美国生活很艰辛，经常受到种族歧视和疲惫困得侵扰，相比于洗碗还哼唱着红歌的母亲，樊嘉扬在融入美国社会时表现得积极又痛苦。

课上老师用“我们”和“他们”来说美国人和中国人，樊嘉扬作为班上唯一一个出生于中国的人，她不知道自己应该说我们还是他们，渐渐地，她找出了方法：“我会把自己分为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家里，我是一个本分的儒家女儿；在学校，我是一个专注于礼貌和虔诚的学生。”

终于，在中西方文化裂缝中挣扎的樊嘉扬还是把自己的心染成了白色，她写作了多篇攻击诋毁中国时政的文章，并积极歌颂美国生活，于2016年正式入职《纽约客》。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2022年9月27日，樊嘉扬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连发四则感悟，第一则讲的是她留在国内的亲戚，说他们“更红了”，认为他们是因为没有退路才这样做；

第二则发出了一连串疑问“我欠自己和家人什么？我的家人是什么？我自己是什么？”；

第三则表达的是95的年轻华人们有着富裕的生活条件，但她认为他们的父母是在贫困中长大的，孩子们与父母有着鸿沟；

第四则说的是他自己感受到了与年轻华人们的代沟，他们花11美元买一杯饮品如家常便饭，而对于自己来说相当奢侈，所以即便说着同样的普通话，她也感觉到之间的差异。

樊嘉扬在文章中提到过留在国内的亲戚，她的姨妈，应该就是她第一则所说的对象之一。

因为出国的选择，姨妈与樊母的现状形成对照，一个躺在异国他乡的病床上，身边是两位护工陪伴，一个其乐融融生活在家乡。

樊嘉扬因写诋毁中国的文章出名以后，姨妈从国内打电话来询问是不是她写的，要她不要再这样做，如今姨妈的生活连同已经去世的老革命外公的名节都因樊嘉扬的文章受到影响，樊嘉扬不以为意。

如果说姨妈是在国内，樊嘉扬如何解释自己母亲的所思所想呢？

樊嘉扬母亲似乎因出国而与家庭闹得不愉快，艰难困苦乃至重病缠身都不愿让自己的兄弟姐妹知道，樊嘉扬解释为中国人的面子和自尊。

甚至她将母亲的自尊要强解释为一种傲慢：“我的母亲认为，她的身体的暴动是对她在美国骄傲奋斗的惩罚。”

只是，如果在美国的骄傲奋斗达到了让人嫉妒的程度，怎么还是给樊嘉扬留下了对贫穷如此深刻的阴影？而如果樊母没有出国，樊嘉扬必然会有一个物质丰裕的童年，就如她所羡慕的95后华人小孩一样。

2020年，樊母在电视上看到新冠疫情的新闻，樊嘉扬告诉母亲说这是中国传出来的，母亲将信将疑。

“因为我是西方媒体的一员”。

连一位老人，她的母亲，都知道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种种构陷，作为女儿却选择掩耳盗铃。

在香港风波中，樊嘉扬再次进行对中国的诋毁行动，她去到香港后，她那已经患渐冻症难以说话的母亲还“她会吃力地眨眨眼，说出‘不要反对中国’的信息。”“这是我成为作家以来，母亲一直在敦促的。”她显然没有遵照母亲所说的做。

而文章捅到母亲面前，樊嘉扬十分慌张，传来的简讯是“洁身自好”。不知是不是樊嘉扬在美国生活太久的缘故，她把这理解为清者自清的意思。

樊母在2011年患渐冻症，需要靠呼吸机和两名护工才能维持正常生活，2020年4月，新冠疫情使得纽约市全市痪，护工离开，家人不得探访，樊嘉扬只能用视频与母亲通话。

后来，难以自理的樊母又被美国警方撤掉呼吸机，说法是要提供给更需要的人，请求回家也遭到拒绝，樊母孤苦地在医院痛哭。

樊嘉扬十分担心相依为命的母亲，于是发布社交媒体上崩溃求助，并试图用母亲极为痛苦的视频截图来联系纽约市卫生和医院的院长：“我知道我是在利用我们个人的创伤，用我和母亲一生都在隐藏的那种情感来表演。但要面子救不了母亲。”

首先，如果樊嘉扬和樊母还生活在四川，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在她们身上，其次，如果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美国，樊嘉扬又将怎样舞文弄墨？

当然，她也写了，她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她在文章中没有半句批评美国政府的草菅人命，竟还发表致谢，反而把一些网友对她的不满大书特书，被害妄想症般地表示：“很快，我的困境被政治化。”

说到这，樊嘉扬才更像是她假想出来的那个刘慈欣的形象，对美国的种族歧视、贫富悬殊、政府草菅人命等社会问题置若罔闻，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般地承受着美国对其及其母亲的剥削欺凌，还要倒打一耙继续说成是中国问题。

在白先勇的小说集《纽约客》中有一篇篇幅极短的小说叫《谪仙怨》，女主人公名为黄凤仪。父亲去世之后，母亲从排场相当大的官太太沦落成低声下气的可怜人，她借了一身债送黄凤仪到美国念书。

黄凤仪在寄给母亲的信中说，她在美国感受到了真正的自由，要满身是病的母亲不要担心她，她觉得自己已经成为十足的纽约客。画面一转回到现实，黄凤仪浓妆艳抹地坐在纽约一所酒吧里给大腹便便的中年人陪酒。

“又：以后不必再寄中国罐头来给我，我已经不做中国饭了，太麻烦。”

《纽约客》杂志的樊嘉扬就像是小说《纽约客》里那个感受到了“自由”的黄凤仪。

但黄凤仪可悲可悯，她却有些令人憎恶了，黄凤仪不做中国饭了便不要中国罐头了，樊嘉扬一边吃着中国罐头，还一边大肆诋毁中国饭做出来如何如何难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