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因古老的京杭大运河再次时来“运”转,随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实施,济宁目前在建的河道总督署遗址博物馆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重点推动建设的标志性项目。在此背景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济宁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工作室主任杨义堂的大运河系列第三部文学作品《河道总督》已经完稿,正在修改和筹备出版中。
作为一名孔孟之乡的文化工作者,杨义堂在多年的文学创作中,紧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起源、传承和复兴主题,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点人物和历史事件,用长篇历史纪实文学生动讲述大运河的“前世今生”,讲述劳动人民和大自然斗争的故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被古人的智慧折服
治河故事笔耕不辍
杨义堂曾在原济宁市孔子文化节办公室、济宁市文物局等单位工作,他的创作随工作岗位的变动而变化。在创作《大运河》之前,杨义堂的另一部文学作品《大孔府》就曾大获赞誉。身处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文化济宁,他的这两部作品分别代表着儒家文化和运河文化。
2012年年初,杨义堂调到济宁市文物局工作,参与京杭大运河济宁段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并经常实地考察文化遗产保护状况。“第一次看到大运河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杨义堂说,作为15世纪的水利枢纽工程,它地处京杭大运河的“水脊”,元代的京杭大运河因为水量不足而断航。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后,为保障京城的物资供应,决心恢复元代因黄河改道而淤积断航的京杭大运河。民间河工白英建议工部尚书宋礼在大汶河戴村修坝,引汶河水至南旺再分流南北,这才有了南旺分水枢纽工程。
“它是集引水、蓄水、分水、排水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型工程,集中呈现了古人的聪明智慧,而且许多做法沿用至今。”杨义堂表示,他走遍了京杭大运河济宁段所有申遗点段,感受到治河的艰难,治河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和大自然斗争史,其中既有可歌可泣的人物,又有荡气回肠的故事。“作为文化工作者,于是我想出一本书,讲好治河故事、展现古人智慧、传承运河文化,同时为京杭大运河申遗助威。
《大运河》就取材于明代永乐年间治河的一段历史,宋礼、白英所设计的大运河戴村坝和大运河南旺枢纽,解决京杭大运河如何越过运河“水脊”等系列高难度问题,带来北京城明、清两代的繁荣,也带来济宁、聊城、临清、德州等我省一批京杭大运河沿岸城市的兴旺。书中点赞大运河南旺枢纽的伟大之处,赞叹了劳动人民治理大运河的智慧,曾获山东省委宣传部文艺精品工程奖。
为了写出历史味儿,杨义堂读遍明代小说,还从当地民俗当中去考察,也有了诸多新发现。“在写《大运河》的时候,我曾多次到汶上南旺镇的宋庄、白庄村实地采访,村民说这两个村的人不能结亲,而且误以为他们的祖辈有世仇。后来我查阅地方志,才知道这两个村庄的人是宋礼和白英的后裔。当年,宋礼为了请白英出山治河,与其结拜为兄弟,兄弟的后代不能结亲。所以在《大运河》中就有了宋礼、白英结拜、共同治河的感人故事。”杨义堂说,书籍出版后,他带领两个村庄的人一起到京杭大运河边共祭治河功臣,他们消除误会、释却前嫌。
创作期间,杨义堂还挖掘了“水浒牌”等,这是当时济宁的市井文化,大运河畔的许多地方也是他创作灵感的来源。“书中有一段写宋礼第一次来济宁开河剪彩,街头巷尾人头攒动,使得来济宁看望他的女儿被挤下了河,一个青年军官跳河救人,许多老百姓纷纷从商铺里伸出竹竿搭救。”杨义堂说,这样的场景正是他在竹竿巷闲逛时看到街边商铺里摆卖的长竹竿而联想到的。在他看来,《大运河》虽然写的是两岸的风土人情,更是写劳动人民治河的聪明智慧以及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
运河畔的苏禄王墓
见证中外文化交流
丰富的生活和工作阅历,赋予杨义堂独特的审美体验和广阔的创作视角。2017年,杨义堂的第二部大运河文学作品《北游记:苏禄王传》出版。
“我在京杭大运河山东段沿线调研时发现,德州有一处苏禄王墓,明代苏禄国(古苏禄国是今菲律宾的一部分)国王来中国交流,返程途中不幸病逝。这座王墓很有文化意义,他是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上的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谈起创作初衷,杨义堂表示,海上丝绸之路和京杭大运河是苏禄王来华的必经之路,这部作品不仅融入他熟悉的运河文化,更折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还呼应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
《北游记:苏禄王传》取材于明朝永乐年间,南洋苏禄群岛的东王巴都葛巴哈刺在郑和下西洋的感召下,带领着340人的大型使团来大明交流的史实改编。书中的东王克服重重困难来到中国,受到永乐皇帝的接见。在回国途中不幸病逝,其长子回去继承王位,其他两个儿子和一些女眷留在德州守陵。此后,东王的后裔子孙和当地人民和谐相处,繁衍出庞大的中国苏禄王后裔家族。苏禄王是中国和菲律宾传统友谊的象征。“这部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界向‘一带一路’倡议贡献的一份厚礼。”中国作协原副主席黄亚洲曾这样评价说。
在写作过程中,杨义堂坚持采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叙事风格,塑造故事中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探讨重要历史人物的人生抉择,展现人物的内心及家国情怀。在这部作品中,沿着苏禄王当年的航线,他全面研究了东亚各国的历史和民俗文化,研究中国航海史,由此来建构故事,所涉及到的每一个人物、事件都符合当时的历史情景,把苏禄王来中国的种种奇遇写得摇曳生姿,展现京杭大运河及沿线重要城市的历史风貌。如今,这部书依然是德州苏禄王墓景区的礼物和靓丽名片。
在苏禄东王访华的故事背后,不难看出,京杭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条文化纽带的重要性。“除了苏禄王外,从隋唐至明、清时期还有朝鲜、日本等数十个国家的数百名使者通过京杭大运河进入京城,许多来自国外的物产、器物和珍奇也都是通过京杭大运河传遍大江南北的。”杨义堂说,随着科技、交通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两条重要的文化纽带所发挥的作用虽不如以前,但它们是流淌的中外文化交流“长河”,也是中菲友谊的历史见证。
影视剧的视角画面
讴歌坚守运河良知
随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的实施,我省也在按照“河为线、城为珠、珠串线、线带面”的思路优化总体功能布局,深入阐释大运河文化价值,大力弘扬大运河时代精神,加大管控保护力度,加强主题展示功能,促进文旅融合带动,提升传统利用水平,推进实施重点工程。当前,济宁在建的河道总督署遗址博物馆被我省推荐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全省唯一标志性项目,其展览馆、遗址保护等工程正在建设中。机遇难逢,杨义堂第三部以大运河为主题的长篇传记文学《河道总督》也将于今年年底出版。这部小说讲述了明朝著名的治河专家潘季驯4次治河的曲折故事,展现他带领的治河团队矢志不移、注重科学、关爱民瘼的顽强精神。
在多年的文学创作中,杨义堂没有写帝王将相,也没有写官场宫斗,而是紧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起源、传承和复兴主题,挖掘散落在历史隐秘角落中的历史人物故事,通过文学创作,讲运河史,述原汁原味中国故事。
杨义堂还结合时代特色、艺术形式的拓展和先进文艺理论的突破,大胆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他用现代影视剧的视角和画面感来呈现故事,给读者塑造更丰富的想象空间。作品重在刻画人心深处细微的善恶,歌颂历经苦难之后坚守的良知。他还偏好悲剧美学,让作品有矛盾冲突、有思想碰撞,展现主人公的伟大与坚贞,用悲壮震撼人心。在《大运河》中,白英治河八年,最终累死在去北京领赏的船上。《北游记:苏禄王传》中,苏禄王千辛万苦来到大明,得到大明皇帝的赏赐,但在回国路上不幸去世。在《河道总督》中,潘季驯4次治河,最后因为大水逼近了皇祖陵而被朝廷下令退休致仕,没有得到谥号和葬仪。
大运河文化传承,任重而道远,杨义堂乐此不疲。今年9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遴选16位大运河文化推广人,杨义堂名列其中。“在我看来,大运河是一条‘活着的河’‘文化的河’,古往今来无数动人故事在运河两岸发生,充满了烟火气。京杭大运河既满足了沿线地区经济、生活需求,也繁荣了不同国家、区域、民族之间的商贸、文化交流。它是一代代运河人不畏艰险,开凿、疏浚、修缮、治理的成果。历史上,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在运河水患时挺身而出,一个个治水良策也是民间智慧的集中体现。”杨义堂认为,弘扬运河文化也是在弘扬中华民族坚毅果敢、顽强不屈的精神。作为大运河文化推广人,他将继续用文学作品展现大运河的历史文化价值,讲好中国好故事,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贡献文学力量。(记者 褚思雨 孔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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