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问邓稼先国家奖了多少钱，邓稼先笑而不答，他夫人说了答案

邓稼先病重住院期间，杨振宁前去探望，问他为国家做出这么大贡献，国家奖了他多少钱？

病中的邓稼先听完笑而不答，最终还是邓稼先的爱人许鹿希回答了他。

杨振宁听完，以为许鹿希在开玩笑，但许鹿希告诉他没有开玩笑。

那么搞完原子弹，氢弹，邓稼先一共获得了多少奖金？

在研制两弹的过程中，邓稼先又挑起了哪些重担？

杨振宁与病重中的邓稼先合影

一、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刁书记，稼先母亲病危了，你看……”1964年10月的一天，邓稼先的爱人许鹿希给“九院”党委书记刁筠寿打去电话。

刁筠寿听完，一是惊讶，二是发愁，因为此时邓稼先负责的原子弹正处在发射前的关键时刻。

自从1958年10月，邓稼先和一大批科学家被调去研究原子弹以后，就完全处于保密状态，从此隐姓埋名，除了负责领导之外，连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家里的重担全由他的妻子许鹿希一个人承担，她知道，丈夫肯定是从事国家教育的重要任务，因此不管家里多么困难，她从来不麻烦组织，但这一次她不得不破例。

当时邓稼先的母亲病危，临终前只想见儿子一面。

对于这个问题，刁筠寿不敢做决定，他只能许鹿希说，邓稼先现在肯定回不去，但一但有机会回去，他们会立马放行。

从来没有麻烦组织，可是现在是非常时期，原子弹研究已经到了箭在弦上的关键时刻，他们都在夜以继日地奋战，现场离不开邓稼先啊。

许鹿希不想让组织为难，也没在说什么。

直到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才有人塞给邓稼先一张机票，并低声对他说：“你母亲病危。”

当邓稼先赶到医院时，母亲浑身插满了管子。

邓稼先扑上去，使劲呼喊的母亲，可是母亲却没有任何反应。

在母亲的枕边，有一份刊登着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人民日报》号外。

邓稼先使劲握着母亲的手，这时，母亲的手动了一下，也许是感知到儿子回来了，才溘然长逝。

当时，邓稼先是真的回不来，基地是真的离不开他们。

自从1962年11月3日，毛主席在二机部争取在两年后制成原子弹的报告上批示完：“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之后，原子弹就进去到了攻坚阶段。

中央更是成立了以周总理为主任，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级干部组成的15人中央专门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这项工作。

可见当时中央对于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有多么重视，同时，也能预想到，当时身为原子弹研制工作的总负责人邓稼先身上的重担有多重？

原子弹攻关，最关键的当然是掌握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邓稼先面临着加速和拓宽领域的转变。

在新的压力下，邓稼先开始在慢慢改变，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开始经常愣神，有一次，党委书记忽然对他说：“老邓，不行，以后不准你再骑自行车了，你的眼神是直的。”

他嘴里总说不至于，但由于思考得太过深入，有一次直接连人带车掉到了沟里。

就这样在这种高压的工作状态下，经过近两年没日没夜地工作，爆炸原子弹的时间终于进入到了倒计时。

但此时也是邓稼先最为紧张的时刻，他最怕哪个环节出问题。

但是只有我在核试验的前几天，还真出了问题。

那一天，后方急报说计算结果中有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应该停止这次核试验。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猛然轰击到邓稼先头顶。

他很快乘吉普车来到竖井处，然后下井检查完应该检查的一切，便回到帐篷里沉思起来。

轻易地停止核试验，问题可就大了，但如果试验出了问题，后果更不堪设想。

为了此事，邓稼先在井上井下来来回回地忙了两天两夜。

这两天，由于紧张，他几乎隔一小会儿就要去一次厕所。

他用各种办法去推算，从多种角度去核查，拼命想寻找出一种证据，证明能够继续试验。

经过计算，他认为计算即使有错，误差的幅度不至于大到影响核试验的成功。

最后，他得出结论并拍板：核试验可以照常进行。结果是这次试验完全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随着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在新疆罗布泊上空腾空升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邓稼先那个紧绷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但是他的母亲却永远走了。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邓稼先把对亲人的孝全部寄托在了对国家原子弹事业上。

二、再克氢弹

事实上，早在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之前的一年，即1963年9月，邓稼先他们就已奉命转向更高的目标了。

1963年9月，聂荣臻元帅下令让邓稼先领导的九院理论部研制原子弹的全班人马，转去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

在1965年，有关部门又从原子能所调进了于敏等一批科研骨干力量到九院理论部来工作。

氢弹不是常人所想象的那样，在制造原子弹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就行了，这是与实际情况差得太远的想法。

在毛主席“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下， 邓稼先领导理论部的科学家们又是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摸索氢弹理论设计方案。

他们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点子、奇招和谁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的办法。

把这比喻成在茫茫黑夜的大海中捞几根绣花针，那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在彭桓武、邓稼先的领导下，科技人员兵分三路，分别由黄祖洽、周光召、于敏三位领导，分头上计算机去实际运算研制氢弹的可能途径。

最终，于敏率先有了突破，邓稼先知道后，立即集中力量，组织理论部进行讨论和验算，集思广益，使氢弹理论设计方案趋于完善。

为了证明方案的可行性，邓稼先更是带了一帮人飞往上海，和于敏他们一起没日没夜的讨论计算。

黄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做出了后来被外国人称之为研制氢弹的“邓一于理论方案”。

邓稼先和于敏把这个方案向二机部领导报告了，刘西尧副部长支持他们立即做冷试验，不久后进行的几次冷试验证明了“邓一于方案”的正确。

于是结束分兵探索，集中全部力量按照“邓一于方案”进行。

之后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分别在1966年5月9日和1966年12月28日进行了两次热试验，这两次热核爆炸试验证明了“邓一于理论方案”是正确的。

因此，15人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决定直接进行多级热核弹的试验。

终于在1967年6月17日爆炸成功了我国第一颗氢弹。

而这个时候，距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仅仅两年零八个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她从制成原子弹到制成氢弹的时间差比世界上其他核大国要短得多。

换句话说，她在此项科研攻关上显示出来的力量之强至少是丝毫不亚于外国人的。

而这一切，与邓稼先等一大批科学家的无私奉献是分不开的。

三、“为什么现在才来？”

“为什么现在才来？”

1985年7月中旬，邓稼先回北京开有关高技术的会议，妻子关心地问他的肝怎么样。

他觉得肝脏没有问题，但是告诉妻子，大便困难，肛门痛得坐不下来。

许鹿希催他去做检查，他原想到医院要一点润肠药就回来，因为会议很紧张，没想到经过仔细检查后，301医院的医生严肃地对邓稼先说了上面那句话。

“别走了，立即住院。”医生态度和蔼地说，但语气很坚定。

但他告诉医生，他在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由他主持，不能住院。

医生微笑着对他说：“这里不是会议室，这是医院。”丝毫商量的余地也没有。”

他立即明白了疾病的严重性。

他住院了，这一天是1985年7月31日。

六天后，8月6日的活体取材检查手术做完了，张爱萍将军焦急地问医生：“活体检查怎么样？癌是不是扩散了？”

医生说：“这个，按常规要在一周之后才能知道结果。”

张将军急了，他说：“我就坐在这里等着，你们尽快拿出化验结果来。”

半小时后，冰冻切片的结果来了：直肠癌。

四天后，即1985年8月10日，邓稼先做大手术，将军来了，部长来了，九院的领导也来了。

眼里喻着泪水的许鹿希，她自己就是医科大学的教授，她当然清楚癌症的严重性，一个受到辐射严重伤害的老年人的身体对癌症的抵抗能力她更清楚。

但她只能默默守候在手术室外面，盼望着连她自己也不敢相信的佳音。

手术做完了，但大家期盼的佳音并没有来，病理诊断分析：“肿瘤的病理性质是恶性程度较大的低分化、浸润性腺癌，直肠旁淋巴结七个，全部有癌转移……癌症属中期偏晚，已有淋巴结及周围组织转移。预后不良。”

病重中的邓稼先

1985年7月到1986年7月是邓稼先生命的最后一年。

但这一年他太难熬了，随着病情的加重，带给他的是痛，撕心裂肺的痛。

期间，他曾短暂地回家休养过一段时间，但不久之后，他再度住院，并于1986年3月29日又做了一次小手术取活体检查组织，因为癌细胞转移明显加快了。

紧接着就是做化疗，但即使在做化疗他仍关心我国的核武器发展，在做化疗的同时，他还在给中央写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

写建议书时他开始做化疗，向血管内点滴药水，一次治疗要好几个小时，他只能躺着或靠坐着，边做治疗边看材料。

坐在身旁的许鹿希不断轻轻地给他擦拭满头的虚汗。

此时的病房实际上成了他的办公室，在两次治疗中的空隙，他常常是坐在橡皮圈上伏案修改。

最终靠着毅力忍受病痛的折磨，他终于改完建议书的稿子。

这是一个临近人生终点的科学家对祖国的最后牵挂。

这份建议书，如今仍是绝密。

1986年5月16日，邓稼先做了第二次大手术，清扫癌瘤侵犯的部位，以减少疼痛和延缓病程发展速度。

但是，医生在手术台上见到癌组织已侵及手术刀达不到的要害之处了。

第二次手术以后，他疼痛得越来越厉害。

一次他对家人说：“痛起来像用杀猪刀捅一样。”

每次大痛，他便汗流不止，但他从来不叫嚷，最多只是哼几声。

他在疼痛减轻的时候，常常回忆起别人的长处和功劳，尤其常常怀念与之长期共事的牺牲者。

他对别人说：“郭永怀教授死得太早了！要是他在，我们的激光加速器一定会早几年搞出来！”

他还说：“钱晋死得很惨，他贡献很大，就是当时名气小了一点，不然的话，不至于……”

他常常提及某个问题主要是谁来解决的，还有什么问题又主要是靠谁来解决的。

他在后期，每每提到共事的同志和朋友，大概是他非常怀念和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光。

病重中的邓稼先

后期，邓稼先很少谈工作了。

他的身体越来越差，虚弱得下床走几步就是一身大汗，因此日夜都有人陪护他，照顾他。

邓稼先的病情在一天一天地加重，国家太需要这样的人才了，但是所有的人都无能为力。

1986年7月15日，万里代总理到医院看望邓稼先的时候，告诉他国务院决定将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授予他，这是七五计划期间的第一个全国劳模。

两天后，李鹏副总理来到病房授予他全国劳模的奖章和证书。

李鹏对他说：“党和国家非常感谢你这几十年来在核工业、核武器方面做出的贡献。您说的也对，这个事业当然是千百万人的事业。但是，我们也充分地估价您在这个核武器事业中做出的贡献。”

邓稼先服了加倍的止痛药，吃力地表达了他对党和国家的谢意，诚恳地说出了他一贯的最真实的看法。

他说：“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做一个代表而已。”

一星期后，邓稼先病重昏迷。

五天后，即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终因全身大出血而与世长辞。

他留下遗言：死而无憾。

接受全国劳模的奖章和证书

四、杨振宁他获得了多少奖金？

邓稼先与杨振宁是同乡，两家是世交，父一辈的友谊继承到了子一辈身上。

邓稼先考入国立西南大学时，杨振宁已是大学三年级了，在学校，二人经常在一起切磋学业，邓稼先在数学物理方面得到了杨振宁的直接指导。

当时邓稼先对姐姐说：“振宁兄是我的课外老师。”

抗战胜利后，杨振宁去了美国留学，两年后，邓稼先也考取了留美研究生，在选择学校方面，杨振宁给了他中肯的指导。

1950年8月29日，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邓稼先和留学美国的100多名学者一起历尽艰辛回到了祖国，从此便和杨振宁长时间失去了联系。

1950年秋，秘密参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从此隐姓埋名，与世隔绝。

随着十几年后两弹研制成功，邓稼先也因此被称为“两弹元勋”。

1971年夏，阔别22年后，杨振宁与邓稼先在北京相见了。

刚下飞机，在贵宾室稍事休息，外事接待人员便请杨振宁开列了他要见的朋友名单。

在北京，他要见的第一个人便是邓稼先！

邓稼先与杨振宁兄弟

杨振宁问邓稼先：是不是由美国科学家帮助中国研究原子弹？

邓稼先没有当即回答他，而是在杨振宁即将回美国致敬，更加先给他写了一封信：“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杨振宁当即离开席位躲到一旁，流下了热泪。

邓稼先身患重病住院治疗后，1986年五、六月间，杨振宁曾先后两次回国，去医院探望邓稼先，邓稼先见到老朋友很高兴，连病痛都忘了。

当时，因为邓稼先功勋卓著，曾经得过许多大奖。因此很多人问他得过多少奖金，连杨振宁也不能免俗，在探视时也问了邓稼先这个问题。

对于杨振宁的提问，邓稼先笑而不答，还是他的爱人许鹿希回答杨振宁说：“人民币10元。”

这时邓稼先又补充说：“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杨振宁认为他们是在开玩笑，但许鹿希回答说不是玩笑。

1985年，国家颁发原子弹特等奖，奖金总数是1万元，单位平均分配，人人有份，因为邓稼先所在的九院人多，每人10元，但是不够分，最终还是单位垫上了10万元，才按10元、5元、3元三个等级发出。

这就是邓稼先研究“两弹”获得的奖金，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实在是看上了。

但他们都安之若素，依然安心埋头苦干！

在这里还要提到一个人，那就是钱学森。

钱学森自从回到国内以后，30年的时间里，他每月的工资仅为333.16元。

但他从来不觉得他的工资拿少了，国家亏待他了。

1994年，钱学森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奖金100万元，2001年又获得霍英东“科技成就终身奖”，奖金也是100万元，这两笔奖金的支票还没有拿到手，钱老就让他的秘书涂元季代写委托书，将钱捐给国家西部沙漠治理事业。

捐款后钱学森同志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邓稼先与钱学森合影

这就是我们老一辈的科学家。

一句老话：“文臣不爱钱，武将不畏死”，有此境界，国家何愁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