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寿县，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叫做安徽省淮南市寿县。
而位于寿县东南三十里的朱家集李三孤堆（在今长丰县），出土了战国时期楚王墓。
可是这出墓葬真是命运多舛，1933年被当地的土豪劣绅聚众偷盗，之后仅相隔短短的5年，也就是1938年，又遭遇广西军阀武装的大量挖掘。
1933年被盗墓挖出来的大批青铜礼器有鼎、簋、敦、甗、簠等，不仅如此，还有大量的兵器，乐器，漆器，玉石，陶、铁等。
学者及专家研究这些器物之后，得出结论，这个墓应该是楚幽王墓，楚幽王葬于公元前228年。
目前这些古迹分别藏于安徽省博物馆，天津历史博物馆和国内其他的场馆，而至于臭军阀他们挖掘的器物至今下落不明。
洪水过后现“真迹”
朱家集李三孤堆，早年大洪水过后露出古墓痕迹。
1931年及次年接连遭水、旱灾害，当地保长等头面人物以“救荒”的名义，组织了规模较大的盗墓活动。
从1933年4月11日开始，以朱家集的朱、庞姓家族为主，有124人参与盗挖墓葬，至7月12日盗掘结束，共出铜器达800余件。
此次盗墓活动为地方政府阻止，将所获大多数青铜器的移送安徽省立图书馆，但在此前已有一些器物被卖给古董商而流落各地。
1934年11月，“中央研究院”派安徽舒城人李景聃等到当地进行调查，后写成《寿县楚墓调查报告》，发表于该院创办的《田野考古报告》第一期。
1981年至1983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对河南淮阳马鞍冢进行了发掘，推测为楚顷襄王夫妇墓。
马鞍冢为南北两冢并列，南冢设有东西两条墓道，呈“中”字形；北冢只设东墓道，呈“甲”字形。
两墓被盗扰严重。
两墓西侧有各自相对应的车马陪葬坑，南车马坑葬泥马20余匹，车23辆，旌旗6面。
北车马坑葬马24匹，车8辆。
这是对楚王陵葬制的初步认识。
青铜器
战国时楚国青铜器，共二器。
楚王酓鼎——在1933年出土于安徽寿县朱家集楚王墓。
鼎很高，有盖，通盖足有55.6厘米，上刻有铭文六十六字。
器口与盖内还各铭“集脰（厨）”二字，说明此器归楚王室庖厨机构掌管；现藏天津历史博物馆。
另一件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与上一件形制同而略矮，通盖高51.8厘米，共有铭文六十二字，内容除铸工名与上一件不同外，余大致相同。
楚王酓即楚幽王熊悍，二鼎皆楚幽王在位期间（前237—前228）作于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
第一阶段：20世纪20—50年代
对于楚国考古学文化的初步了解，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
当时，在淮河流域，特别是在安徽寿县一带，盗掘出了一些铜镜流传到国外，欧美学者见这些铜镜早于汉式镜，称之为“秦式镜”或“淮式镜”。
1926年，曾在蚌阜工作过的瑞典人加尔白克在《一些早期中国青铜镜的笔记》中，将这些早于汉式镜并多出土于战国时期楚地的铜镜称之为楚镜。
对于楚国青铜礼器的认识，是在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发现之后。
1933年、1935年、1938年，由地方豪绅及军阀三次盗掘李三孤堆大墓，由于被盗器物分售流散各地，收藏和著录也很分散，究竟出土多少器物，没有确切数目。
邓峙一《李品仙盗掘古墓亲历记》称前后出土文物三千余件，朱拜石遗稿《考订寿县出土古器物稿》云有七八千件，《楚文化考古大事记》说是四千余件。
出土器物的种类有青铜礼器、兵器、量器、工具、玉器等。
据统计，李三孤堆大墓出土有铭文的青铜礼器70余件，其中“楚王酓肯”铭者有鼎1件、簠4件、盘1件，“楚王酓”铭者有鼎1件、盘1件。
当时学者对楚王的名字考释比较多，“楚王酓肯”，有考烈王熊元、楚哀王、楚王负刍等诸多说法。
“楚王酓”即文献记载的楚幽王熊悍，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对于此墓的性质，目前学术界多认为是楚幽王之墓。
对于这批铜器的文化面貌，刘节把寿县楚器与中原诸器从形制和纹样进行比较，认为“楚郑之风相近”，“楚人之风渊源虢郑，到处流露而不自觉也”。
指出了楚器与郑器有许多相似的风格。
自朱家集楚器出土后，学术界考释研究蔚然成风。
1935年，郭沫若编著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于日本出版，汇集了诸多楚器铭文，由此古文字学领域中增加研究楚国文字的内容。
郭沫若还指出，两周时期的文化“可得南北二系，江淮流域诸国南系也，黄河流域诸国北系也”，“徐、楚乃南系之中心。”
第二阶段：20世纪50—60年代
楚文化的科学考古发掘与研究始于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长沙发掘。
此次共发掘160余座墓葬，其中战国楚墓73座。
湖南省博物馆在长沙先后发掘了209座楚墓。
当时根据长沙楚墓出土的陶器，开始把春秋楚墓与战国楚墓区别开来。
1965年底至1966年初，湖北省博物馆在江陵发掘了望山1、2号墓、沙塜1号墓等几座中型楚墓。
由于望山1号墓出土了越王勾践剑，遂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但当时没有年代比较明确的其他对比材料，在很长时间内，关于这几座墓的时代，学术界的看法很不一致，总的来说，定的时代偏早。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
这一阶段主要是解决楚国考古年代学问题。
对于楚系器物的年代序列，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基本建立起来。
1975年至1976年，在江陵纪南城东部雨台山发掘了500余座楚墓，分为七期。
这一时期，对于大中型铜器楚墓的年代序列也基本搞清楚。
1978年，在江陵又发现了天星观1号墓，据所出竹简，墓主是邸阳君番乘，又记有“秦客公孙鞅问王于纪郢之岁”一语，公孙鞅即商鞅，公元前361年入秦，卒于公元前338年，该墓的年代无疑就在这一时期，正好也是在楚宣王或威王之时。
1979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发现，为楚国铜器墓年代学的建立提供了条件。
1986年在湖北荆门包山墓地发掘的一座中型贵族墓，墓主是楚国左尹邵佗。
有了这些古迹，就可以将战国楚铜器墓的编年搞清楚。
大型楚陵墓的调查与研究
对于大型楚陵墓的调查与研究在进入新世纪之后。
在江陵纪南城西北分布有数处大型陵墓。
2006年至2008年，荆州博物馆对纪南城西北约26千米处的熊家冢墓地进行了发掘。
墓地中两座大型墓冢南北排列，南为主冢，北为祔冢，经勘查，两墓均设有东墓道，墓坑呈“甲”字形。
在两墓冢西侧发现排列有序的车马坑共40座，其中大车马坑靠近两冢，南北长132.6米，东西宽11—12米，坑内车辆分两排放置，排列有序，已发掘北半部，发现车43辆，马164匹，有一车六马驾、一车四马驾、一车两马驾等车型。
在主冢的南侧发现4列24排计92座殉葬墓，已发掘南殉葬墓54座，墓内殉人一般有单棺，也有一棺一椁者，棺内有少量玉饰器、铜兵器等随葬品。
祔冢北侧发现35座殉葬墓，也排列整齐，基本也是呈4列排列。
另外在主冢侧还发现许多祭祀坑。
熊家冢陵墓，学界一般认为是楚王陵墓，有学者认为是楚昭王之墓，也有学者认为是楚简王或楚悼王墓。
蒋鲁敬对祔冢北侧一殉葬墓出土铜鼎、铜壶形态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时代应属战国早期。
如依此推测，熊家冢有可能是楚惠王的陵墓。
2011年至2012年，荆州博物馆对纪南城西约7千米处的冯家冢墓地进行了勘探与发掘。
冯家冢墓地平面布局与熊家冢墓地相似，墓地中一大一小两墓冢南北排列。
两冢西侧发现有2座大型车马坑，大车马坑长约156米，宽约12—24米。
大冢南侧发现24座殉葬墓，小冢北侧发现94座殉葬墓，坑位排列有序、规模相当、方向一致、间距相当，与熊家冢墓地的殉葬墓布局极为相似，应为遵循同一礼制而设。
已发掘北侧殉葬墓7座，墓内殉人为单棺葬，随葬有陶礼器、铜镜、玉石佩饰等。
推测冯家冢墓地为战国早期晚段至战国中期早段期间的一代楚王陵。
2011年，荆州博物馆对冯家冢墓地北约1.4千米的平头冢墓地进行了考古勘察。
墓地中部也是一大一小两墓冢南北排列，两墓冢西侧发现2座大型车马坑，较大的一座长约138米，宽约10.5—14米。
还发现有50余座祭祀坑及陵园外围建筑的迹象。
但该墓地没有发现殉葬墓的迹象。
此似乎表明平头冢墓地比熊家冢墓地、冯家冢墓地的时代要晚一些。
通过对这几处被推测为楚王陵的考古勘察与发掘，大体了解了战国时期楚王陵的布局与建制，尤其是楚王陵殉葬墓的殉葬方式是东周各国殉葬墓中比较特殊的。
东周时期各区域的殉葬情况有所不同，两周、虢、郑、卫、晋等中原地区各国，在东周时期已罕见殉葬实例，魏、赵在战国时期还有殉葬墓，但为数不多。
姬姓的燕国、鲁国也少见东周时期的殉葬墓。
但西部的秦，北部的北狄，东部的齐、莒，东南的徐、吴、越，南部的楚国等，还盛行殉葬风俗，只是流行的时间有差异。
熊家冢、冯家冢殉葬墓的发现似乎表明楚国的殉葬风俗拖延得更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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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青铜礼器制度研究》一书，对楚国的用鼎制度、粢盛器制度、酒器制度和盥洗器制度进行了细致研究。
认为楚国的用鼎制度至少有三个核心特征：偶鼎制度；祭器与食器制度；今、古式礼器组合制度。
指出随着楚国贵族群体的增长，社会等级体系的扩张，促使用鼎制度的复杂化、专门化、世俗化，也反映出楚国的生死观念、“文”与“质”思想信仰等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变化。
在“粢盛器制度”研究部分，重点研究了簋、簠、敦等使用制度的变化，探讨了这些粢盛器是如何与诸种鼎进行搭配的，并随着用鼎制度的变化是如何调整的。
另外还对楚器中的漆豆、铜壶以及盥洗器的使用制度进行了研究。
从器用制度变迁的角度考察了楚国礼制革新之途径，认为东周时期楚国贵族群体的扩张，带来社会等级结构的调整，是导致楚国礼制复杂化进程的根本原因。
并通过墓葬资料所反映出来的实际现象，深入探讨了楚国社会制度、思想信仰等方面更为深层次的问题。
总论
春秋战国时期，实现了政治、思想、文化及地域的百花齐放。
楚铜器墓的年代学、楚墓等级分类、楚国丧葬礼俗、楚式青铜器体系的形成、楚系青铜文化对汉淮间诸国文化的融合与统一、楚系青铜文化与吴越、巴蜀、百越、南越青铜文化的交流等。
可以认为楚文化对南半个中国东周至秦汉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融合与统一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各地的考古学文化虽各有特点，但都是以青铜礼器为主的一种文化形式，青铜礼器聚集了各地文化的向心性和统一性。
文献记载的是触目惊心的频繁大征伐，而我们研究的则是考古学文化的大变迁、大融合。
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礼器不仅标志物质文明，还包含着政治内涵、思想内涵及等级观念、等级制度之内涵，成了政权的象征，等级关系的标志。
所以，研究这一时期各区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就不仅仅是物质文化的融合和统一，而且是思想观念上的融合和统一，春秋战国时期集中统一政治格局的最终形成，礼制文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对此后历代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统一都产生着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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