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组织上安排了一对“卧底夫妇”，王士光：我是三无

革命年代扮演假夫妻

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将女儿王兰芬送到了天津亲戚家中，希望女儿能够在那里避开危险，结果，第二年，还在读中学，年仅15岁的女孩子王兰芬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她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正是彭真的夫人张洁清。

遵照组织上的吩咐，王兰芬将要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一所分校学习。

在一所充满欧式风格的花园里面，前来和王兰芬接头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变了，需要你和一个男同志组成名义上的家庭，从而掩护对方的通信工作。”

对于这个结果，王兰芬自己被吓了一跳，她觉得很突然，思想根本就来不及转弯，而且，她一个连恋爱都没有谈过的小姑娘，怎么能够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结婚呢？即便只是名义上的，一时半会儿她真的没有办法直接答应下来。

姚依林看出这小姑娘犹豫不决，也能理解她的踌躇不已，但还是劝慰道：“党员嘛，个人要服从阻止，党相信你会很好地完成任务的。

党组织给王兰芬选择的对象是在一二.九运动之中表现得非常积极的王士光，他乃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的高材生，而且还出身名门，他的父亲王治昌曾经担任过北洋政府的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并代理过总长，六弟乃是解放之后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光英，大妹则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王士光投身其中，不久加入了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清华大学迁往内地，王士光没有随校转移，而是留下继续参加抗日活动，并于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兰芬这边基本搞定，只剩下王士光这边，为此，担任交通部副部长的葛琛先试探性的询问了王士光三个问题：婚否、有无对象、有无目标。

面对这三个问题，王士光爽快的回答：“我是‘三无’，一定要打败了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对派再结婚。”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对假夫妻就这么诞生了。

这个人怎么像监狱出来的

虽然王兰芬这边已经松了口，可是，她还是想要先见一见这个年长她六岁的丈夫，之后，她也反问：“况且，他同意不同意我呢？”

就这样，1938年的一天，两个人在天津颐和园旅社见面了，提前来到旅社的姚依林还给王兰芬倒了一杯水，定会完成任务的。

当王士光出现在王兰芬面前的时候，脸色苍白，头发乱得就像是倒伏的麦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刚刚从监狱里面出来的。

王兰芬失手泼了王士光一身茶水，心里满是歉意。

而王士光在看到这个拖着长辫子的小姑娘，心中也被震撼了，他自然知道假夫妻的事，但是还是脱口而出：“这么小？”

这时候的王士光并不知道，王兰芬为了显得成熟一点，还专门换下了白衣蓝裙的学生制服，穿上了一条蓝布旗袍，就连两个小辫子上面的白绸花也特意换成了黑丝带。

看到两人见面相顾无言的样子，姚依林赶紧出来打圆场，并建议两个人理发，尤其是王兰芬，一定要忍痛割爱，将长辫子剪掉，烫成卷发更好。

不然，即便两个人站在一处也很难让人信服。

此外，姚依林还专门在英租界一个叫做伊甸园的小洋楼上为他们租下了房子。又考虑到王兰芬的年纪太小，又专门找了一位四十多岁的烈士家属和孩子，让他们分别扮作婶母和弟弟，这样安排之后，想必也不会引起外界多少注意。

为了更加逼真，他们将身份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丈夫吴厚和在天津市场一家电料行当技师，妻子黄慧和婶母在家中操持家务。

两人本就是假夫妻，自然不能睡在一处，为了顾及到对方，他们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设定。

丈夫感染了肺结核，从而不得不分床睡，他们也因此在婚房里面摆上了两张单人床，再用一台八仙桌和四把吃饭的椅子隔开，如此，总算是将他们所说的话圆了回来。

在这幢三层小洋楼的楼顶，每天凌晨一两点的时候，都能看到一个人工作的身影，此人就是王士光，到了三伏天的夜晚，大家都被热的不断地摇晃手中的蒲扇，只有他一个人躲在屋子里面，然后将门窗都捂得严严实实，然后用绒布将发报机的电键包裹起来，伪装结束后，他才敢坐下来安安静静地发电报。

很多时候，王兰芬也出来充当他的助手，为此牺牲了本就不多的娱乐活动。

她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在阳台上面跳绳，这就代表了安全。有时候王士光下班回来，就会看到在阳台上蹦蹦跳跳的“妻子”，他也会加入其中。

有的时候，阳台上面也会立着一根竹竿，不过，这也是联络安全的信号。

其实，亲戚就在隔着两条马路的地方，可是，王兰芬不敢去看望他们，更不敢让父母知道自己的行踪，这既是为了完成组织上交代的任务，更是为了彼此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