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明：读《论语》，“受用”就好

继《孔子随喜》之后，文化学者薛仁明再推新作《乐以忘忧：薛仁明读〈论语〉》。他笔下的孔子及孔门弟子是素面的，他写得平常、朴实、可信，仿佛是自家的生活记录。薛仁明认为，《论语》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与生命应对，处处鲜活。“我不觉得他是什么圣人不圣人的，我觉得他是更接近中华文化那个文化基因集大成的人，你可以看到中国人那种文化基因最具体的在一个人身上的呈现”，在薛仁明眼里，读《论语》，谈孔子，有两层含义：一是我们如果能把孔子谈清楚，或许才能够把中国文化谈清楚；二是我们如果真的把孔子搞清楚，我们才可以把自己搞清楚。薛仁明的志向就是通过重新解读《论语》，提供这样一种路径，一条与物无隔、在吃饭睡觉的时候，亦可触摸孔子天下文明的路径。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可以不忘其忧，不改其乐，可以活得实在一些，安宁一些。

薛仁明　著

中华书局

文｜薛仁明

读《论语》，我建议先只读原文，也就是所谓的“素读”，读没有任何注释的白文。

历代的《论语》注释已经多得吓人，单单为了一两个字，常常就可以众说纷纭、纠缠半天；至于整句的解释，更是各说各话、各持己见。最后，就成了让所有人寻章摘句、“死于句下”的无底深渊。读《论语》，首先别掉入这个陷阱。

在原文之外，另外去找些批注参考书，当然可以。三十年前我念大学时，最认真读的，是朱熹的《四书集注》。但如果你现在问我：“用《四书集注》好不好?”我只能说：“最好不要。”那是另一个无底洞，是理学家的一套所谓“义理”系统；那系统刚进去时，会觉得很迷人，似乎非常有道理；可不知不觉地，人会被桎梏住，全身发紧。别人不知道，至少，我就曾经跳进这个误区；换句话说，那时我全身发紧，而且，还紧了很久。

时下各种批注书实在太多了，在这么多批注书之中，到底哪一个最好，其实我也说不上来。不同的《论语》批注版本，很多字句的解释彼此矛盾、完全是天差地别，没有人知道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除非，你去问孔子本人。但话说回来，即使是孔子再世，你真问他，也未必有用；恐怕他看了某些章句之后，也得迟疑片晌，说：“隔了这么久，其实我也忘了当初是什么意思。”而且，同样的词句，在不同时空之下，意思也常不一样；就算问孔子，他也还要仔细回忆当时是跟谁讲的、是在什么情境下说的。在这回忆的过程，肯定有些是错置、有些是模糊，甚至有些根本就是忘掉了。更别说《论语》中经常可以看到，孔子回答不同弟子所提的同一个问题时，会谈出两个完全颠倒的观点。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论语》原文中那些具体的情境给抽离掉，读不出孔子说话时的心情与表情，将孔子的话当成金科玉律、一条条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远离了《论语》。所以，读《论语》的第二个前提是，不要去纠结那些字句到底是什么意思，可以先看我们体会得了、感觉得到，也看得懂的。讲句老实话，单单这些，就够我们受用一辈子了。正如《庄子》说的“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读书不要贪心，别读太多，也别想要把什么东西都搞懂。

更进一步说，倘使搞懂了，对你当真就有帮助吗?那也未必。那些自以为搞懂很多道理的人，常常也是读书对他最没帮助的人；因为，懂越多道理，越容易产生我执；懂越多道理，学问与生命也越容易割裂。

所以，别贪心，别啥东西都想搞懂。有些章句不明白，就先搁着。什么东西都想搞懂，啥事都“打破砂锅问到底”，那是西方式追求客观知识、追求逻辑正确的态度，不是中国人踏实过生活的态度。中国人面对事物会保持一份基本的虔敬，知道有些东西是在我们的能力之外，有些东西是没有能力知道的，甚至，有些东西我们压根儿就不应该知道。《庄子》说某事该“存而不论”，某事则需“论而不议”，这就叫“知止”，就是要懂得踩刹车。因为懂得“止”，所以陶渊明才会说“不求甚解”。“不求甚解”其实是种静气，更是种大气。

所以，一开始读《论语》，我们先建立起简单的大方向，就两个字——“受用”。我们读了有体会、感觉到受用，这样就好。其他的，统统无关紧要，统统都可以放下。所有东问西问、枝枝节节的问题，我们没那个闲工夫来理会；类似的问题，就留给学院的教授先生操心吧!

接下来，我们谈谈《论语》的编排。《论语》整本书的编排当然有一定的架构和脉络，但大家别忘了，孔子当初可不是为了这个架构和脉络才来说话的；换句话说，这个架构必然是事后建立的。孔子的门人把孔子语录记载下来，而后在整理编排时，按照一定的脉络安排，形成今天我们所读的《论语》。这里面，必定有编辑群的思路与喜好，甚至也有他们的偏见。因此，不要把整本《论语》的编排看得太理所当然，想成必然有一个完整架构、有一套密码，我们可以把它破解……不是的，事情没有那么复杂。

现在讲《论语》，一开始都从《学而》篇开始，单单“学而时习之”五个字，就可以讲一两堂课，甚至可以更久。不过，在这五个字之前，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字，倒是可能被忽视了——“子曰”，孔子说。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是，第一章的开头是“子曰”，而第二章呢?是“有子曰”，第三章又是“子曰”，至于第四章，则是“曾子曰”……这个编排很有意思，透露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信息。

我们从《论语》开篇一路翻下去，头一个讲话的是孔子，其次出场的是有子，接着孔子再讲一章，而后曾子第四章登场，紧接着，第五、六章是孔子，第七章是子夏，然后后面又是曾子。从这样的登场顺序，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当时《论语》一书的编辑群，应该与有子、曾子和子夏的关系颇为密切，很可能这些编辑群就是他们的弟子。其中，开卷《学而》第一篇，除了孔子本人之外，有子出现了三次，频率最高；可是，我们仔细看有子所说的话，怎么看，似乎都很难觉得有那么重的分量足以紧挨在孔子身旁、摆在如此显要的位置。那么，他所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他的弟子是主编。原因之二，更可能是有子有个特殊之处，因而取得了某种特殊地位——有子长得很像孔子。孔子去世之后，有一群学生因为孺慕太甚、思念太过，于是爱屋及乌，便有人提议让这位相貌酷似孔子的有子坐在上位，大家像当年侍奉孔子老师一般，每天向有子行礼。不过，这个当时看来似乎动人、可事后多少显得有些搞笑的提议，不多久，就被曾子否决掉了。

至于曾子、子夏，应该也是因为主编的特殊考虑，才会编到前面去。这事提醒我们，看一本书，还真得注意编辑是哪些人，也得留意编辑后面的思路与偏好。如果，《论语》换成总编辑是颜回，主编子路，执行编辑子贡，《论语》的样貌与气象应该会跟今天我们看到的不太一样。如果是这样的编辑阵容，第一个出场的，肯定还是孔子，可紧接着的第二个，大概就不会是有子了。

所以，我不觉得读《论语》必定得一章章按顺序读下去，也不认为每一章都是金科玉律……没这回事。以前我教学生背《论语》，就跟他们说，有子的部分可以跳过去不背，因为有子说的话未必有那么透。真论对生命的领会，有子的境界不见得高到非背不可。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认为读《论语》非得要从《学而》篇开始。如果让我挑，我更愿意从第五篇《公冶长》的第二十六章讲起。自然，这也透露出我的成见与偏好。

(摘选自《乐以忘忧：薛仁明读〈论语〉》，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