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箱操作”的污浊和荒谬：中国足协，王宝山何以执教国青队

“如果把我枪毙了，能换回中青队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但把我毙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二零一一年底，中国足坛扫赌反黑系列案件开审后，张健强作为第一个犯罪嫌疑人被押上了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庭。

青岛中能球员郭亮发微博感慨，内容直指当年张健强担任国青领队时的“拜金四少”事件，在微博上他艾特汪嵩，“我们四个是否应该去铁岭，当面问问那件事的真正内幕，我觉得这个时候他能说实话。”

汪嵩则在微博回应：“往事不要再提，既然提了我就想说，当年成绩不理想，让我们这几个未满十九岁的小孩背黑锅，影响了我们多久的口碑。”

所谓“拜金四少”事件，是指在二零零二年的亚青赛上，王赟、汪嵩、郭亮、华尔康四名国青球员被指“出工不出力，一心只想回国踢联赛挣钱”，被内部处罚，四人也就此成为当时整个中国足球的反面教材。

追忆公案，“就是官官相护”

当年，事情的起因与王赟有直接关系，当时王赟是中远队的中场主力，一入队就成为了国青队的队长和中场核心。

不过王赟与教练王宝山之间的关系并不好，王宝山要处理王赟的事 ，最先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汪嵩，让汪嵩离王赟远点，结果汪嵩直接把这事告诉了后者。

“我告诉王赟之后，他就吓哭了，马上去找了王宝山，王宝山回头把我叫到房间，臭骂了我一顿。后来比赛没有打好，就说我们想要钱，想回俱乐部挣钱。”

另外两名队员被处罚的原因也各不相同，郭亮是因为有一场比赛最后的角球没有马上过去，而是慢慢地跑过去，被认定为消极比赛。华尔康是因为主动申请黄牌，希望借力不打最后一场关键的比赛。

事情发生后，张健强作为救火队长被派往多哈，解决此事，“他挨个找我们谈话，他谈话非常艺术，很有套路。”

“他就问我们是不是拉帮结派，我们说没有，他就说，那你们几个是不是经常在一起玩，我们说是的，张健强马上就说，那就叫拉帮结派。再比如，他问我们，你们几个有没有消极比赛，我们当然回答说没有，张健强就告诉我们，那你们在场上为什么跑不动，跑不动就是消极比赛。”

至于为什么选中他们四个，汪嵩说：“当时，全队里面只有我们四个回国能踢上联赛，不把我们四个拎出来，还能拎谁？”

接下来，张健强要求四个人把“想要回国踢联赛”变成白纸黑字。四个人拒绝后，张健强对四人采取了隔离。训练时，别人在场内，他们在看台上写检查。

在当时的处理意见中，教练组着重提出了他们以下几个问题：

“在教练组禁止队员接受记者采访时，四人仍旧私下接受记者采访；教练组禁止游泳，但四人仍旧私自游泳；

球队输球后，四人不从自身找原因，而是挑队友的毛病，甚至找教练的原因和差错；

足协副主席来队中讲话时，王赟还摆弄矿泉水瓶并且弄出声响；

在队中拉帮结派，搞四人小团体，作出不利于球队团结的举动。”

按汪嵩的说法就是，“当时我的感觉像周星驰的电影一样，官官相护，根本不可能给我们公正的评价。”

国青队惨败后，在年底河北香河中国足协训练基地召开的国家队教练述职会上，王宝山作述职报告的时候，更像是在作检讨。

封杀王赟，“早就该收拾他”

“头两场比赛输就输在某些队员的自作聪明上，他们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惜牺牲国家的荣誉，为了能回去舒舒服服打上联赛而在亚青赛上有所保留，对于这些队员，我只能‘枪毙’。”

当年，足协公布了“拜金四少”违纪球员的处罚决定，给予王赟和汪嵩国青队除名，华尔康和郭亮队内警告的处理。

而其中，王赟无疑是所有争议的中心。

据悉，王赟为了获得三月九日在联赛的首次上场机会，耽误了国青队的集训时间。之后，他赶往国青队报到，表现让教练组很不满意，“他在场上怕受伤，担心影响回来打联赛。”

从新加坡回来后，教练组将队内个别球员的不正常表现向阎主席做了汇报，阎主席指示要建一支具有铁的纪律的队伍。

随后，在四月底的中韩青年对抗赛上，虽然人员紧缺，只有十五名球员随队出征，但王宝山仍然没有考虑带王赟去。

虽然之后足协仍然将王赟列进名单，但没想到王赟在回队集训后还向队友说：“怎么样，打韩国输了吧，还得我回来。”

加上这次在卡塔尔王赟的表现，最终导致教练组忍无可忍，痛下杀手。

十一月，国青队在十五分钟的匆匆“整风”会议之后，宣布就地解散，球员陆续返回俱乐部。

王赟和华尔康直奔上海体育场，华尔康穿着印有“中国”字样的队服，而王赟却是一身便装。除了一句“我不能穿了（指印有‘中国’字样的队服）”。

任凭记者如何追问，两人也不肯就遭罚一事透露半个字。队友三三两两地过来拍拍他们的肩膀，除了尴尬的笑容，再没有别的话。

“好好的两个小孩，作孽啊，一下子变成哑巴了。”

上海中远队内的一名官员对他们所受的处罚愤愤不平，“中国足球的臭毛病就是抹杀球员的个性，像王赟这样的球员进国奥完全没问题，问题是碌碌无为但却‘混’得不错的人太多。”

“夹缝一代”，“超白金”成“糙白金”

被誉为“超白金一代”的国青队铩羽而归，留下的是一串问号，但其实归根到底都是一个问题，这样的失利是谁的错。

一九九六年，在某种长官意志下，戚务生的国家队在昆明冬训时大练体能，不惜一天一个万米跑，但在亚洲杯上，国足球员的腿上像灌了铅一样奔跑乏力，想拼也拼不起来，至于技战术水平根本无从发挥。

彼时的王宝山实际上重蹈了戚务生的覆辙，为了讨好某种观念，在训练时让不到二十岁的球员们狂练跑圈、大压杠铃，并以教练的权威压制、打击持疑义者。

王赟被处罚的消息传到上海，上海中远的领导和教练都感到不可思议，说其他上海球员有作风意志问题大家信，但说王赟闹小九九没人信。

苦孩子出身的王云在球德方面一向口碑极好，不论是训练还是比赛中，他从来不惜体力，从来都是勇往直前，特别的勤奋，还想着以良好的表现打动沈祥福加入国奥队。

像这样的球员居然成为有问题，只能使人感到，中青队教练团队一定在哪儿出了问题。而最后，王赟也没有被沈祥福选中。

此后，所谓的“拜金四少”，职业生涯的发展都不是很顺利。

汪嵩算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后来转会成都谢菲联，从中甲打上中超，入选了高洪波的国家队。从二零一零年开始，他在杭州绿城当上队长、打入亚冠。

王赟跟随上海国际队进入西安，他以优秀的表现和无可挑剔的人品，赢得了陕西球迷的一致喜爱。不过他的国字号生涯不太走运，在对阵法国的友谊赛中，他打进了一个怪异的乌龙球，此后再也无缘国家队。

郭亮被大连实德出售之后，加盟哈尔滨毅腾，后来又转会去了青岛中能，而华尔康则一度去踢乙级联赛。

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拜金四少”事件，他们的足球生涯会不会更顺利一些。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不到二十岁的年龄，他们就背着黑锅遭遇千夫所指，这样造成的创伤几乎无法弥补。

同样来自陕西，王宝山和贾秀全给人相似的感觉，简单粗暴，江湖关系，刚愎自用。但与贾秀全那一路的非学院派少壮教头不同的是，王宝山当教练有股匪气，大概感觉是“顺我则昌，逆我则亡”。

这套玩意虽然拿不上台面，却颇能镇住球员，所以很得一些足球老板的信任，这也是宝山历经失败却江湖不倒的奥妙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