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飞宏：武术是国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术是国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自《中华国学文化与大道武学文圣拳》之二

武术是中华国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漫漫发展历程中与中国其它传统文化流派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在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自古以来，中国的教育就是强调文武双修、文武兼备的，对真正的大人才也是要求文武双全、文韬武略；“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是每个文人志士的理想目标和追求。武术泛指是中华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结合社会哲学、中医学、伦理学、兵学、美学、气功、宗教等多种传统文化思想和文化观念，注重内外兼修，诸如整体观、阴阳变化观、形神论、气论、动静说、刚柔说等等，逐步形成了“武道”与“武德”融合一体的独具民族风貌的武术文化体系。武术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它的产生，缘起于我国远古祖先的生产劳动。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情况下，人类社会主要以狩猎等原始生产活动为生，人们在狩猪的生产活动中，逐渐积累了劈、砍、刺的技能。这些击打的方法多是基于本能的、自发性随意的身体动作，还没有脱离生产技能的范畴，却是武术技术形成的基础。到了氏族公社时代，经常发生部落战争，因此在战场上搏斗的经验也不断得到总结，逐步形成徒手或持械的格斗技术。武术同中华民族文明的产生同步的。商周时期，出现了“武舞”，用来训练士兵，鼓舞士气，周代设“庠”，“序”等学校中也把“礼”“乐”“射”“御”为主要教育内容之一。进入春秋战国以后，诸侯争霸，都很重视技击术在战场中的运用，有力地刺激和促进了武术技击技术和理论的发展。此时代最为著名剑客代表是荆轲和越女，其剑法技术和理论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越女论剑：“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光若仿佛，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剑术综论，说出了上乘武学的道理。从原始格斗术发展成“技击与套路”一体，内外兼修的武术运动形式，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土壤孕育而成的。武术在中华大地上绵延数千年，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伴随着中华文明走过几千年风雨历程的中华武术，与传统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彼此借鉴、共同发展，逐渐形成了易、儒、释、道、墨、兵、医、儒释道三教合一，以及中国传统哲学、运动学、美学、宗教学等文化内容为内核的民族文化。

国学也专指是“六艺之学”。“六艺”是中国周朝的贵族教育体系，开始于公元前1046年的周王朝，周王官学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出自《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六艺”中礼、乐、射、御，称为“大艺”，是贵族从政必具之术；书与数称为“小艺”，是民生日用所需之术。“射”是习练射箭的技术和技能；“御”是习练驾驭战车的技术和技能。“礼”作为六艺的纲，本身就是体育的组成成分，“乐”与“武舞”也有密切的联系。武术在古代教育中具有锻炼体魄，提高武技技能，以及学习礼仪、培育尚武精神和陶冶情操的价值，也是一种身份、地位和荣誉的象征，是培养文武双全人才的必备教育内容和教育手段。武术的教育价值初则可以启迪童蒙，正心修身，及其成功，小则杀贼平乱，保护乡里，大则安邦定国，造福千万黎民。这才是中国五千年来，所以要求文武合一教育的终极目的。

古时的读书人，原是文武合一的，不曾离开周朝所创下的射御与礼乐书数并重的教育传统。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思想统治政策后，历朝历代都开始了对儒家不同程度的改造。唐朝的八股科举，将儒生从君子六艺中的“射”“御”二艺的武道修养中隔离出来，从此儒生彻底沦落为文弱书生，使之真正沦为封建专制统治阶级的工具。秦朝的“焚书坑儒”，宋朝的重文轻武，元朝和清朝的禁武令等等，都对中国古代武术的发展产生十分消极的影响。特别是元朝、清朝雍正时期的“禁武令”，禁止民间习武，这也为古代武术发展造成了一个断层。虽然历史上许多王朝统治者对武术的发展基本上是肯定和默许的态度，但总的来说，专制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需要，往往采取禁止武术发展的法令，阻碍和限制了民间武术的发展，也逐渐削弱了我们国家的武术文化和尚武精神，使很多优秀的武术文化不能得以传承与发展。流传数千年的中华武术，今天正面临生死存亡绝续的紧要关头，这要引起国人和民族的深刻反思。造成中国武术没落的状况也有其历史的深层原因，自春秋战国“六艺”之后，在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时间“重文轻武”的教育思想下，武术教育的缺失，特别是精英武术教育上的缺位，也使武术发展存在着“先天不足”。我们的练武人被统称为“武夫”，也曾一度沦落为“下九流”的地步；练武人的地位不高，而所谓“匹夫之勇”、“一介武夫”更有贬低和歧视之意。意识形态和社会对武术的偏见和误会，以及过度的强调武术的“政治性”“娱乐性”，也必然会使武术走向衰落。

中国当代对武术文化的认识和定位发生了偏差，理论研究滞后，思想错位，观念僵化，固步自封，特别是武术“模式化”发展，造成了武术文化层面的缺失和技术层面的异化，使传统武术丢失了一些精神内核、主体价值和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对武术的文化和教育属性定位模糊，也是当代武术发展没落的原因之一。几十年来人们多从“术”和“艺”方面的认识和研究武术，而没有上升为“道”的高度；将武术定位于一种“体育”项目的范畴，本身就是对武术的地位和文化的淡漠和贬低。武术非小技艺，而是大文化，它与哲学、宗教、兵法、医学、养生、美学、伦理等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其内涵并非是一种“术”的范畴所能涵盖。老子说“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庄子说“以道驭术，术必成。离道之术，术必衰。”《孙子兵法》说“道为术之灵，术为道之体；以道统术，以术得道。”道术结合，相得益彰；道术相离，各见其害。道是术的基础，术是道的表现。道之为体，术之为用，以道御之，体用相生，是为极道而至术。德离不开道，道离不开德，德道高者，技艺自高。德兼于道，道兼于天，以技体道，技进乎道；“道”才是技、艺的最高境界。道生万术，术无定形；以术栽道，道以术显。有“道”才能成更高的术，有术无“道”只能是常人。不懂道，不悟道，习拳一生，也必将会一无所获。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武术文化失“道”已久，武术的精华和精神消失殆尽，武术逐渐流于庸俗化、娱乐化与舞蹈化。我们要正确认识“道”与“术”的关系，让真正的中国“武道”“武德”“武魂”得到回归，从而让中华国术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和力量。任何文化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如果人为的违背客观规律，必然会使该文化走向没落或颓废。我们要重视武术思想、文化和价值的研究，牢固树立武术“道”的核心价值观，坚定“武道”信仰，真正将武术国粹作为一种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光大。

武术是一种传统文化，体育的属性只是武术的基本属性之一；武术属于体育，但高于体育。武术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蕴藏了深厚的民族精神，包含着中国文化的全部“文化基因”，这是武术保持鲜明的民族特色和运动特点的关键所在。中国武术是“道文化”的一个分支；武者，由武入道，以术显道；由武入道是一条堂堂正正的修行途径。真正的武术是内外兼修，以武载道，以道御术，以武证道，以术弘道，内圣外王。“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系辞上》）。道不离器，技进乎道，术道并重，道器相依；有道无术乃魂不附体，有术无道乃体不附魂；道术结合乃魂体统一，如此方能达到出神入化之近于“道”的境界。武术最终追求的是“道”；明于术而不拘于术，通过“术”的不断磨练来达到更高的境界，从中体悟“道”的智慧。

中华武术，浩如烟海，博大精深，包容万象，其主要文化内涵是易、儒、释、道、易、墨、兵、医、阴阳，以及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等，以文载道，以武体道，八方运化，德泽万物。“天下武功是一家”，其功法虽殊，但其理如一。武术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带有鲜明而浓郁的地域特色，具有民族性、民俗性，文化交融性和独特技击性等特征。文圣拳是中华武术中的一朵瑰丽的奇葩，是“武道”文化的重要代表；内涵丰富，拳理精深，文武合场，涵盖八方，风格独特，自成体系；其以修炼为主，养练结合，融百家之长，通百家之术，它在中国武学体系中具有普遍的包容性、代表性和同一性，成为中华武学文化发展的一面鲜明的旗帜。文圣拳作为千古传承的马上征战功夫、一部中华武学的修炼大典，它以养生强身健身为主，同时具有极强的实战威力。文圣拳是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集中代表，它除了具备中国武术文化的共性特征之外，还具有自己鲜明独特的武学文化内涵。

作者：卢飞宏，字翰林，号浮来居士，别号东海卢氏，飞宏子，1966年出生，大学文化，共产党员，武术世家，原籍山东省日照市人，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工作。中华文圣拳全国总会副会长、秘书长，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世界华人运动会中国山东分会济宁分会副主席，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研究专家，山东省青少年非遗武术教育研究中心研发专家，《文圣拳武学三部曲》编者，即第一部《圣拳经典》（作者：卢飞宏、张丽光），第二部《文圣论道》，第三部《大道之行》（上、下册）约200余万字的武学巨著。

公元2020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