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党如何反复地辜负工人阶级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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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郑渝川

工党政策实验的失败

二战战后，英国开始尴尬地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世界霸权，主宰世界命运的换成了美国和苏联两个国家。但残酷的战争也赋予了英国以很大的收获，那就是社会主义纲领前所未有地进入英国政策体系。

英国在战争期间推行了其实类似于苏联甚至德国的统征统调体制，成效斐然，但这也营造了人们对于这种体制解决和平时期经济问题不切实际的期望。英国政府在战后在许多产业领域推行国有化、集中化管理。比如，组建了运输委员会，合并了四家私营铁路公司，还运营公路货运和长途客运。又如，英国政府直接运营管理所有的天然气和电力企业，还有医院。再如，依照立法组建的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全国煤炭委员会、国家保险基金等体系。

英国工党在当时希望走出不同于苏联（也不同于中国）的道路，那就是和平过渡走向社会主义。为此，就要显现国有化、集中化在经济上的优势。

最初，国有公司拥有相当大的财政自主权，但这种自主空间就被慢慢缩减。而且，英国政府为了强化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所进行的投资，也被证明是失败的。比如英国铁路系统面临卡车的竞争，英国交通委员会为此做出的回应是升级铁路系统，仅1955年就投入了12亿英镑（购买力约合今天的300亿英镑）。英国政府还曾在20世纪50-60年代投资建造了多座核电站，其运营却十分糟糕，因为发电能力远超英国实际用电需求，也无法有效对欧洲大陆国家进行出口。

而且，为了遏制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变得更糟糕，英国政府其实开始沿用私有公司的策略，比如为减少铁路亏损，取消了多条乘客数量很少的支线（这又必然会引发国有铁路罔顾社会公益职能的争议）。英国政府还在20世纪60-70年代以产业重组的方式，成立了汽车、计算机等行业的超大型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实体却无一例外地很快走向了垮塌。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撒切尔政府会在第二次赢得大选后，就开始推行激进的私有化法案。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工党会在夺回执政权后，没有重新宣导国有化主张，其执政主张反而与保守党变得越来越相似。

个人主义政纲狂欢至死

欧美国家在20世纪70-80年代，都相当程度上了解除了凯恩斯主义乃至更趋于左倾的政策路线，一头撞进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宣扬的政策路向。

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甚至有经济学家堂而皇之地为各种非法生意站台，认为只要有市场需求，就可以、就应当允许相关的生意存在。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牛津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保罗·科利尔，与英国经济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客座教授、伦敦商学院教授约翰·凯合著的《贪婪已死：个人主义之后的政治》一书指出，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本世纪初，经济学家解除了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各层面的道德、伦理负担。这是一种还原主义法则，也就是推崇利益至上、利益唯一。

企业的唯一责任是利润最大化，那么政府的唯一责任就是GDP最大化。基于此的管理思想主导了20世纪90年代欧美国家肇始的管理革命，推动了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掀起机构改革，以及社会福利改革。

《贪婪已死：个人主义之后的政治》书中指出，欧美国家的选民逐渐意识到，政府优先关注的道德价值与自己的不同，甚至政府根本不关心道德价值，就必须减弱对政府的信任。甚至而言，这埋下了21世纪第2个十年欧美国家民粹主义运动勃兴的引子。

受益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全球贸易急速增长，以及计算机-互联网革命所释放出来的增长红利，几乎每个人的利益曾经都获得了增长，所以，个人主义政纲一度被认为是普世法则，意得志满的CEO、经济学家和政客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罔顾平民权益的代价。

《贪婪已死：个人主义之后的政治》书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化和科技开始改变生产模式，制造业以及配套服务产业被大量外包到亚洲，保留在欧美本土的产能也越来越多地采用了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这就使得欧美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再成为分享增长果实的成员，反而成为越来越心怀愤懑的被剥夺者。

个人主义政纲因此变得不再自然而然地正确，而没有意识到这方面剧烈转变的英国工党，在英国政治中的地位变得十分尴尬。工党精英曾有许多人来自于工人家庭，但时至21世纪，这种阶层流动已经不再存在。纲领上，阶层身份上的两相脱离，使得英国工党变成了连工人阶级也不再拥戴的对象。

《贪婪已死：个人主义之后的政治》书中说，现在的英国工党，“价值观上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太远。该党现在由教师等公共部门的专业人士主导”，工人阶级选民开始竞相投奔保守党阵营的戴维·卡梅伦、特蕾莎·梅、鲍里斯·约翰逊，以及刚刚当选首相的伊丽莎白·特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