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一定是一个国家或一座城市吗？

“我的故事真正的起点，是我们一家三口试图返回故乡中国，但最后只走到怡保，抵达英属马来亚。”（《王赓武回忆录》上卷P3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

文/姜建强

世界杰出的华人历史学家王赓武，今年已是92岁高龄。最近读他写的回忆录，就像聆听一位老派守成、内心光明的长者，在你耳边喃喃细语，私心不免揣揣。《王赓武回忆录》分《家园何处是》和《心安即是家》上下两卷。如果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那么这部回忆录就将历史作为检视自己身份认同的工具。从家园何处是到心安即是家，其行文的所悟所思，都落在了个人内心角落里归隐着的精神家园。“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这样看这部回忆录，既是个体生命的一个灯寒梦远，也是天运人生的一个周行不息。整体看虽少有丰沛的细部，但有纵深感，有情性的流转隐现。把生命与人生的历程放置于天地玄黄的大历史中加以关照和审视，那么生命与人生也就映上了洪荒与夕照。有了历史的根系，也就有了开阔的视野。岁月虽能使笺纸泛黄、红印带青，不过，墨痕依旧苍然。一个超越边际、追求卓越、睿智热情、思考亚洲的思想者王赓武，总让我想起与他同年生（1930年）的那位“中国先生”傅高义，仿佛他们之间总有绵绵瓜瓞。那是什么呢？

整本回忆录，在笔者看来，就是讲了一个“认同”的故事：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认同谁？我要认同的他者，会认同我吗？家园何处是？如果心安即是家，那么何谓心安？如果说人生就是离散，那么，认同就贯穿人生的始终。王赓武的人生，可谓是离散与认同的人生。他在英属马来的怡保住了17年，在澳大利亚住了18年，在香港住了10年，在新加坡住了24年。他在南京读过书，去伦敦留学过，而他的出生地则是荷属印尼的泗水。他父亲（王宓文）出生地是江苏泰州，母亲（丁俨）出生地是江苏东台，祖籍是河北正定。对此，王赓武的一个基本设问是：家，一定是一个国家或一座城市吗？答案如果是否定的，那么认同与被认同，永远是在路上的进行时，“完结”不是它的属性。认同无法产生经验事实，它只是在开放、流动的离散状态中的一种精神领悟与关照。所以认同的特性又是复杂、含混、易变的。

王赓武强烈意识到自己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华人长大，“把遥远的中国视为祖国，我可以努力变成马来亚人，但如果种族被视为对国家忠诚的标准，单靠努力就够了吗？”（《王赓武回忆录》下卷p70）不错，“Chinese”一词小心地带过了中华与中国，但不能说不存分野。毫无疑问，中华是中国属性的衍生，但中华又比中国辽远深邃也是个不争的事实。过年时只说恭喜发财不说万事如意，买新房要滚凤梨求“旺来”，把这些民俗习惯带到定居的所在国，即便华人之间也有认同的困惑。所以王赓武在“叙说缘起”的章节中，不无感慨地写道：“我们夸夸谈论历史的重要性时，其实无感于亲身经历某段历史时期的人们是什么感受、有什么想法。”（上卷ll）这就表明正统历史的文献叙事和想象叙事，虽理论亦宏大，但干瘪和无趣也从这里生出。而市井小民那种鲜活的过往人生和经验故事，有时则令人感动和着迷。所以，回忆录的开首句就是“几年以前，我开始为孩子们写下我在怡保成长的故事”。写成长就是写家族。而写家族故事则是为了更加在意过往历史里的“个人层面”。而恰恰是这个被忽视的个人层面，有助于我们对人生的理解以及对民族国家的认同。

在王赓武的成长年代，他所熏陶的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儒家对人格教养的塑造和对社会秩序的尊崇。他的父亲也似乎认为，只要能把文化遗产的核心传授给他，就无需担心他会走偏，而必定会令他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上卷XVI）不过，身为传统的儒家文人的父亲，并没有带儿子钻研《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四书里也只教了《大学》《中庸》。以至多年后王赓武还在思考父亲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他的一个解释是：“或许是因为父亲在南京学过杜威的现代教育理论，对之十分推崇，因此遵从其教导，多给儿子一些空间。”（上卷P68）这就是一再声言只做“观察者”父亲的用心与深意了。王赓武10岁那年，作为生日礼物，父亲给他买了一本精美的世界地图集。还是童孩的他，竟然能充满“探索发现的感动”，也足见其知性的早熟。大岛小屿、大洋海域、山脉谷地。中国、英国之外还有好多东西可学，怡保千里之外还有好多地方可去。宽广的空间、丰绕的世间。天地人都可进入认同的范围，只要你足够耐心。这就扩展了他视野。果然，在怡保镇碰到有些人虽然也是华人，但这些华人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的所作所为，王赓武看出了他们“不符合伟大经典著作里描写的华人性”（上卷 p73）。这种华人性直接挑战了他父母教导他接受的华人性，并由此领略了中国认同的错综复杂。这里，王赓武首提“华人性”这个概念，并框定这个概念的核心就是多元、易变与调和。这就为日后展开他的“认同观”设置了一个盘根错节的构造。他说，他与他最要好的同学讨论过什么是殖民社会中的所谓“忠诚”，讨论过什么是民族国家中的“落叶归根”/“落地生根”的所谓“认同”。这使他意识到从帝国殖民过渡到民族国家，将会困难重重。所以，他也不无率真地说出了“看见在我熟悉的绿城里无法想象的社会阶层和高低阶级，也促使我在心中开始怀疑父母让我做好返乡准备的那个中国”（上卷 p73）的大实话。

不过，王赓武的所讲的认同故事之所以精彩，就在于描述了民族认同与所在国认同之间的对接，虽然错位与撕裂是不可避免的，但幸运的是他很技巧地保持了这种对接的二重张力。1949年9月16日，王赓武顺利被马来亚大学（即现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录取，随后获得马来亚联合邦公民权。这就表明19岁的王赓武，放弃了中国公民身份。这年的10月，他离开怡保前往新加坡就读。虽然惊讶于父亲的“深思熟虑”，不过，其本人则对这段成长有着不同于父亲的精彩叙事。他说19岁生日前一天取得了两个新身份。一个是后殖民时期的大学生，另一个是马来亚公民。他说他在马来亚的一州（霹雳州）生活17年，在中国度过18个月（1947年去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读书）。17年对18个月，虽然过于悬殊，但他的感觉则是两边的平分秋色。一个是多元社会的“牵引力强大”，一个是中国各层面的文化魅力“深不可挡”。这两者“并不冲突，双方的共存对我变得自然而然”。（上卷 p212）1949年这个年份，在亚洲成就了一个新马来，一个新中国。对王赓武而言，只是“辛苦适应”而并非“文明冲突”，但以这一年为起点，他确实感到这是他人生的“重新出发”，他确实感到人们并不能轻易就被“从根切断”（同上）。

在回忆录里，就认同的错综复杂这个话题，王赓武还从语言与国家的角度发表看法。他说菲律宾有几十种本土方言，也有用他加禄语（Tagalog）书写民族文学的。不过，他们似乎更熟悉帝国到民族国家的权力转移问题。如在美国占领之后的菲律宾，又从西班牙语转换成英语。政府也鼓励下一世代用英语写作，虽然这会为国家认同带来问题，但菲律宾最终还是选择了英语作为官方语。马来亚没有选择英属英语，而是选择建构国家认同的马来语——这是因为占人口多数的马来人期待马来语成为国家的基石。印尼最终也选择了印尼语，没有选择本土最常用的爪哇语，更没有选择荷属荷兰语。1965年的新加坡，脱离了马来联邦，当然不会再选择马来语，但新政权也无视“华人主体”这个历史事实，选择了英语。看来历史本身既复杂又喧嚣，总是力图展现多种可能。但王赓武则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身处以原住民为基础的“立国骚动”中，这个地区的华人当如何自处？这对于千百万海外华人来说，则是个核心问题。“他们希望自己能够改变和适应，拒绝成为第二故乡的二等公民”（下卷p42）。为了说清这个问题，王赓武还以自己为例，说人们都很好奇我，为什么去中国念过书之后，还要用英语写作。我解释说，我只是为了学习写作而已。不过事情过去之后，才感到自己没有解释清楚的一个事实是：“使用外国语言来表达一个新的民族认同真是缘木求鱼。”他说他的菲律宾朋友也很怀疑，说“丢弃一门用了300年的殖民地语言西班牙语，却换上只用了50年的英语来取代，实在荒唐可笑”（同上）。当然，王赓武也反证说，如果在我们使用的英语中，使用一些马来语、广东话和闽南语，称之为“英马中混合语”，这虽然合理，但这样做并不能产生真正的马来亚文学和中国文学。从这一意义上说，考虑建立民族国家的问题，也可以从文学着手。文学语言催生了集体想象，具化了对何谓国家的认同。当然，马共最终在马来亚国家认同中失败（被赶进丛林深处）的这个现实，使得马来华人观念中仅有的“政治边陲”也不复存在，新加坡强势地翻转国家认同，硬伤地切割文化身份认同，更使得华人失去归属感。这些都是王赓武回忆录里所无法言说的背景。点到为止，不妄评论，苛于论人，是回忆录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来自于他处理敏感与脆弱、强势与边缘的一个用心，来自于他漂泊与沧桑的一个反刍。

王赓武在另一本书中，自陈自己的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帝国的阴影下。同时自己也学会了欣赏正在出现的现代全球文明（参见《更新中国》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这里就引出认同的另一种图式：人们都拥有相同的记忆遗产。逻辑连带的看，民族既是灵魂又是精神原则。或许由此故，“天下”的概念令王赓武着迷。他所理解的“天下”，首先指向一种道德伦理状态和文明世界的疆界，所以它又是普遍主义的。或许正是从这一意义出发，王赓武认定西方世界对“民族”的理解，通常是指向具有相同语言和宗教并共有长期历史的一群人。在他看来，这个概念显然不适用于“1948年以联合邦方式组织起来的各种政体”。（下卷 P6）这就令人想起2015年去世的美国学者安德森，他从人类学精神出发，将“民族”视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他在1983年出版《想象的共同体》一书，提出民族主义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激发出如此巨大的牺牲——或铁腕屠杀或从容赴死？对此安德森表示，只有揭示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才有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参见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花费大量精力研究海外华人与认同问题的王赓武，说他佩服安德森“想象共同体”的洞见。不过他想强调的是，自己生为马来人是一个偶然，当然生为澳大利亚人更是偶然的偶然。但有一个永恒存在的中国，则是他化解生命无意义带来苦闷的一个民族的想象与现实。所以他视“民族”既是想象的也是现实的，以此区别于安德森的单向度思维。这就如同研读英国文学是为了不要写出追随英国文学传统的作品，用王赓武的话说，他的“处境很微妙”（下卷 p19）。这个“很微妙”也就微妙地道出了认同的双面性，既不能跳过认同（现实），也不能被认同所束缚（想象）。有无归属感的煎熬与选边站的无奈，在王赓武看来都是缺乏多重视角的一个使然。实际上，一个最舒心最不羁的状态就是同时拥有两个或多个不同的复杂世界，不为属于某一边某一个而困顿而沮丧。所以他说“我不想选边站”（上卷p140）。“我虽然参加了校园里反殖民主义的讨论，却没有想过必须拒绝殖民的遗产”（下卷P13）。“我发现我可以不属于任何正式团体或机构，但仍然能够探寻自己好奇的某些事物”（上卷p88）。“我可以想想上海和伦敦，想想纳尔逊和岳飞”。这时“我开始感到没有东西能挡在我认识万物的道路上”（上卷 P40）。

读王赓武的回忆录，还会发现许多散见的出彩之处和神来之笔，令人余味悠长隽永。他在英国见过李约瑟。说李约瑟凭着科学知识和想象力，从浩瀚的中国古籍中发掘宝藏，令他“倾倒万分”（下卷P164）。他在伦敦见过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并评说她的一生很不平凡，“想做一个现代女性，却不见容于中国社会”（下卷 p167）。他说在大二主持华茲华斯的诗歌讨论，“我一开始就注意到听众中那个可爱的姑娘（指后来成为夫人的林娉婷）”（下卷p77）。他在历史研究中注意到中国南北方的冲突中，几乎总是北方得胜。他设问为什么“成功的总是北方的领袖”（下卷 p136）。他去印度马德拉斯博物馆参观，对馆中摩诃波罗多和罗摩衍那故事的表现方式着迷。他说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印度“选择留下印度教的辉煌，把朴实而平淡的佛教让给他人”（下卷P308）的原因。他说“革命”一词用来对应“revolution”，原意其实想“改革天命”。不过，“我的中国史知识足以让我明白必须在战场称雄才能赢得天命”（上卷P136）。他说对历史记忆的态度其实也存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视“集体失忆为展望未来的正面表现”，一种是用“严厉指责”的方式禀告“遗忘战争（历史）的人”（上卷p164）。

在香港大学做过10年校长，还担任过澳洲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院长，担任过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有两个院士和两个名誉院士在身，获得过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和中国的“唐奖·汉学奖”以及新加坡“殊功勋章”。王赓武给人的感觉或许就是游刃有余的多边“通吃”。其实转换视角看，恰恰是这个“通吃”，证明他具有在后殖民时代生存的“通识”能力。穿越动荡险恶的20世纪，人文学者的任何个人的辉煌都会被视为“夹缝的幸运者”。不过这个幸运之神之所以能光顾到具体的这个人身上，则是这个人的本质使然。毫无疑问，王赓武就是被光顾的“这个人”。多元社会养成了他容忍但不信奉，坚守但不教条，小心但不怯辱。萌生关怀之情但又不忘循义而行，无限接近但又不忘间隔距离。他的价值理论就是万物皆变，唯变不变。所以他能在大半个世纪里，较为轻巧地接受中国的改变，解释中国的改变，更新中国的改变，并能在中国之外看中国而做出自己的学术贡献。所以他的乡愁不是余光中的“邮票”和“船票”，而是他父亲告诉他的，只要能欣赏中国一流诗人表达的情感之广、之深，便足矣。所以他的友人傅高义说他是“出色、睿智”的学者，兼具“儒家君子和好公民的品性”（下卷封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