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记者们，为啥都转行了？

2008年5月12日下午，天崩地裂，汶川，成为当代国人永远无法忘怀的印记。

尽管已经过去了14年，但每每到5月12日这天，汶川地震仍旧是媒体记者们绕不开的话题。

因为，那里的废墟中埋有每个去过灾难现场的记者的一份哀思。

据未经权威统计的数据：汶川地震时，全国数千名记者驰援汶川，他们以笔为“情”，倾洒出最感人的泪目时刻，用影像诉说着生与死的感人瞬间。
五月十二日是汶川地震十四周年。我看到同行们都在转一篇稿子，说当年报道汶川地震的记者们基本都转行了。看了之后，我还是感慨不已，所以就有了这期视频，和你们再絮叨絮叨这些老而不死，死而不僵的调查记者们。

汶川地震的报道中，公认最好的两组，一个是中青报的《回家》，一个是南方周末的那个策划：汶川九歌。

南方周末一开始就判断这是个天大的新闻，当天就让在成都的记者曹筠武、孟登科赶赴一线。第二天更是一口气派出了十几个记者，后方到处都是请战的声音。当时的总编辑向熹在论坛中回复，优秀新闻人的新闻冲动是南周荣光所系。

编辑部决定在地震的第三天出一期号外，曹筠武俩人就徒步赶往震中映秀镇。山体滑坡掩埋了公路，他们徒手翻山，没有任何物资和装备，全靠体力和精神支撑。

地震发生的时候，《财经》杂志的主编胡舒立正在主持一场典礼。收到消息，他的办公室迅速成了报道的指挥部。不到一小时，第一位出发的《财经》记者已经在前往四川的飞机上。后面还有九个记者。

当时，正打算去面试的李微敖正在重庆，突然接到电话：“你不用来北京面试了，就留在成都当记者吧！”

他就这么参与了汶川地震的报道。

前段时间，东航客机失事，看到现场的记者中，依然有李微敖的名字，让人唏嘘不已。

胡舒立被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他主持的《财经》和《财新》这两本杂志，一直是中国调查报道的最高峰，不需要加之一。

不到一个月，《财经》杂志刊出了一份长达12页的调查报道。在大多数媒体都在寻找故事的时候，《财经》杂志用冷静的语言和可靠的事实，追问天灾背后是否有“人祸”的存在。

地震当天下午，《南方日报》的记者赵佳月和杨曦就定了机票，但四川那边航空管制，只能飞重庆。凌晨到达后，一群记者租了辆中巴车赶去成都，走了一夜，终于到了成都。

但赵佳月他俩一到震区就失联了，整整15个小时之后，后方才接到他们报平安的电话，是用当地移动部门的一部海事卫星电话打的，当地的通信信号已经中断了。

那15个小时里，他们两眼一抹黑，就是要冲向震中。车开不了就徒步，山路滑坡就爬山。当时赵佳月还处在生理期，但她没有片刻停歇，硬生生走了三四十公里到了映秀镇。

后来有人采访她，她说：“对于职业记者而言，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职业驱动，像警察抓小偷，图书管理员整理图书一样，做的都是份内事。”

很多记者都走过这条“死亡之路”，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是，这一路上，都是尸臭。

当年，最早徒步进入映秀的，除了解放军，就只有这些不要命、不惜死的傻记者了。

参与地震报道的叶伟民后来说，灾难报道就是迎着雪崩寻找那朵雪莲。

那是个记者们还可以彼此奢谈新闻理想的年代，这样的逆行，对于任何一名记者而言，都是一种条件反射般的冲动。

到灾区短短几天，《中国青年报》记者林天宏目睹了平生最多的惨象，尸体和废墟到处都是。

他第一次哭是在都江堰，有个包工头开着铲车在废墟里四处挖，找他的孩子。最后，被他找到了。用裹尸袋把小孩裹好，他就抱着孩子往皮卡车走。

现场突然特别安静，所有人都立在那里，看着他。他走到皮卡车前，突然仰天长啸。林天宏的眼泪一下子就喷涌而出。

他觉得记者在采访中不应该掺杂太多个人情感，就扭头看了一眼摄影记者贺延光，他一边泪流满面一边还在拍照。贺延光后来对他说：“记者也是人，我也是孩子的爸爸啊”。

在赵佳月他们走过的那条通往映秀镇的路上，林天宏遇见了一个叫程林祥的男人。在一片混乱之中，程林祥就背着个人走了过来。

同行的一个医生想上去看看啥事，要不要帮忙。程林祥摆了摆手说：“不用了。这是我儿子，死了。”

他背的是她的儿子程磊，在映秀镇漩口中学读高一。地震后，程林祥赶到了学校，从废墟里扒出了他儿子的尸体。

林天宏一直忘不了这个人，后来又去程林祥的村子里找到了他。他媳妇见到他还一直道歉，说那天在山路上对他们太冷漠，不太礼貌。

林天宏问他：“你想过吗？回去的路上会有多危险？”

程林祥非常平静，他说：“我要带儿子回家，不能把他丢在废墟里。我只想，我每走一步，他就离家近一步。”

那条路，很多记者都走过。处处是余震和落石，脚下是湍急的江水，走路都很费劲儿，何况还要背上一个一百多斤的高中生。

程林祥的故事，就是那篇著名的《回家》。

稿子传回编辑部，领导看完后非常郑重地给林天宏发消息说：“天宏我要谢谢你。再广大的悲伤也比不上一个最具体的悲伤。”

直到现在，同行们提起汶川地震的报道，第一个想起的依然是这篇《回家》。

汶川地震的两年后，赵佳月离开了《南方日报》，去了即将IPO的阿里巴巴，负责公关。那年，她结婚了，另一半是陪她走过那条死亡之路的同事杨曦，汶川地震是他们第一次搭档出差。

婚礼现场，一堆记者空谈理想，痛饮狂歌。有同事写诗：

明天，我们还可以骑马射箭上天山
摇船去秦朝办报纸
一百八十个版
我们的头条是佛……

每个人都读得涕泪俱下，犹如交通不便年代的一次毕业散场，好像再难相见。

婚礼结束，赵佳月和丈夫一起，连夜赶往甘肃舟曲报道特大泥石流，虽然她已经不是记者了，但他还是。

在阿里干了一年，她还是按捺不住内心不得不为的冲动，重新回到了媒体，加入《南方人物周刊》。为此，她放弃了即将兑现的期权，其实就是放弃一次轻而易举的财富自由的机会。

后来，她轻描淡写地说：“我喜欢报社里面自由自在，大家一起采访、写稿、比稿，像是比武功的那种。”

但最多的理想也敌不过世事的变化。

2015年，赵佳月还是辞职了。回到苏州和丈夫开了一家民宿，彻底退出了江湖。

汶川地震十周年的时候，赵佳月说：

10年光景，调查新闻几乎完全消失，一个个鲜活、紧迫和惨烈的现场，都消失在自媒体夜夜笙歌的10w+里。

汶川地震的一年后，林天宏结了婚。又过了一年，他离开了中青报。

原因倒也简单，因为钱。

他32岁了，一年到手就只有七八万。对于一个北京已婚男人来说，非常窘迫。

他在各大媒体兜兜转转，终于在2014年离开，在万达、阿里影业和韩寒的亭东影业之间颠沛流离。很长一段时间，他和中国最优秀的特稿记者李海鹏一起工作。当李海鹏宣布离开韩寒的公司、解散团队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我只知道，他接受采访时说：再也不会回到媒体了。

那些年，林天宏身边的记者朋友们一个一个转型，挣了大钱。

比如，他在冰点的同事张伟，搞了个公号叫“新世相”，成了文艺教父。

《京华时报》的总编辑朱德付2010年就加入了阿里，直接做到了副总裁。

《汶川九歌》统筹人之一的郭光东，先后出任饿了么和拼多多的副总裁，现在好像又去了一家电子烟品牌。

《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去了腾讯，成了大浙网总裁。

《南方都市报》记者陈良军成了去了菜鸟负责公关，后来投奔他的，还有参与过《汶川九歌》的丁补之。

《汶川九歌》的另一个记者曹筠武，一度被视为李海鹏的接班人，他去了阿里巴巴。再次看到曹老师的消息，是他以淘宝公关总监身份辟谣35岁魔咒，他说：我都38了。

朱红军是《南方周末》“绿色”版块的负责人，也参与汶川地震报道，后来离职去了蚂蚁金服负责公关。

《汶川九歌》策划人邓科离职后，创办了“智谷趋势”。

转型最为成功的是《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杨磊，他去了阿里之后被称为“阿里公关三杰”，后来更是身居要职，成了阿里影业的副总裁。再度传出消息，已经是财富自由之后的提前退休了。

我的前同事们，排着队奔赴杭州，投身阿里麾下。

可以说，半个互联网的公关，都被这些曾经照耀江湖的调查记者们掌握。

看了上面的故事，剪辑对我说：我一点都不感动。她把稿子发给一个朋友，那边的回复是：泪流满面。

我想，如果是一年之前的剪辑，一定也会泪流满面。

但时代真的变了，是一去不复返的改变。

还在媒体苟延残喘的前同事问我：你还会回去做记者吗？

我特别想，但已经回不去了，不是吗？

肯定会有人问：为什么回不去了呢？

你们都知道答案。

现在，很多北京上海一线媒体的年轻记者，工资到手不过七八千。十年之前，林天宏离开中青报的时候，记者们就拿这个数。那个时候，《南方周末》的很多记者，工资是可以到一两万甚至更多的。

但十年过去，我们的GDP和房价水涨船高，记者的工资不升反降。

另一边，互联网大厂招公关，点名要主流媒体的记者，年薪能开到60万。这是个让人无法直视的差距。

你们可能会说，你们这些死穷鬼，难道就那么在乎钱吗？你们就不能为了新闻理想再忍一忍吗？

你们看看现在的媒体，新闻理想比钱都少。

现在所有人都在各大流量平台上看新闻，任何一个媒体，想要被读者看到，就必须适应这个平台的流量法则。没有流量，它也拉不来广告，也没法养活自己。

但动辄四五千字客观冷静又枯燥的调查报道，是不如小姐姐、小哥哥和小笑话有流量的，这就注定了调查记者的崩塌是迟早的事儿。

现在，有些媒体偶尔还有点调查报道，我们最应该感谢十年前的那批人中，还有些傻子在垂死挣扎。

1999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说：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新闻系的学生把这句话印在身上，招摇过市。

在这种炽热的感召下，《河南商报》副总编陈峰和与云南《生活新报》副总编王雷双双辞职，跑到《南方都市报》当了普通记者，后来，他们报道了改变新闻史的“孙志刚案”。

这样的傻子，现在永远不会再有了。

当年报道地震的卫毅还在《南方人物周刊》，就跟活化石一样。他当时觉得2008年是一个媒体盛世的开端，但没想到是一个顶峰。从此之后，这个行业顺流而下。

以至于在丰县事件沸反盈天、真相晦暗不明的时候，竟然没有一篇镇得住场子的调查报道。两个云南的老记者铁木和马萨，一个在昆明卖啤酒，一个在大理卖茶叶。他们按捺不住，放下生意就冲进大山之中，写了一篇调查报道。

这样的报道，放在十年前，只不过是一篇普通的调查报道而已，但在万马齐喑的当下，它竟然成了唯一的一个。

在这样一个只以财富和流量衡量价值的时代，我们正在承受调查记者消亡的代价。但好像也无所谓。

东航坠机的时候，很多自媒体拿着教科书里新闻伦理逐条批驳记者写的稿子。只是，记者们在现场左冲右突，他们在电脑前坐而论道。不知道，他们义正词严地说着那些大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在14年前去映秀镇的那条余震不断、塌方不断的路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避生死的傻子，徒步走入震中？

新闻是走出来的，真相是调查出来的。但现在的流量，却可以是骂出来的、是可以编出来的。

现在，大家旁若无人地嘲笑新闻理想，义正词严地痛骂无良记者。但14年前，一帮傻子曾经那么真诚地笃信过现在几乎一文不值的新闻理想。

14年前，学新闻的孩子怀着宗教般的虔诚去做记者，然后纷纷转型做公关。现在，无数新闻学子梦寐以求地就是进大厂做公关。学成文武艺，卖与BAT。

两代新闻学子殊途同归、万流归海，但背后，是一个时代的悲伤与隐痛。

很多做着“公关梦”的人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为什么那些调查记者们转型做公关可以那么成功？我想，并不只是因为他们学过新闻，而是他们对这个社会和时代怀有过赤诚。

他们对社会的理解，对人性的理解，这是你从新闻教科书里学不到的，这是他们值钱的地方。

朱德付后来离开了阿里，重新回归媒体。他在一次演讲中说：

我们这一代媒体人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

来源：丧心病狂周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