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科研人员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体制化"

当今高校、科研院所中的老师和学生都处于一种竞争的环境中，赢者通吃、末位淘汰。“奖勤罚懒”的体制有可能伤害了真正优秀的学者，扼杀了他们的学术创造力，剥夺了他们从事学术工作的快乐感和自我满足感。虽然体制暂时无法改变，但风气却与我们每一个人相关，是我们共同创造的，也是我们有能力改变的。

今天的大学教师、科研院所研究人员都会面对“体制”或“体制化”的压力。一方面，我们对现行体制下的各种考核机制、评价机制心生不满；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自觉地，甚至是非常自觉地去迎合它，执行它，甚至将自己内化为体制的一部分。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体制化”

所谓体制化，是一套官僚化的管理模式，它与现代性的形成有关。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发现了资本主义（这里的资本主义是广义的，指现代性的技术和管理方式）的秘密是会计制度和官僚管理制度或科层化的管理制度。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普遍采取了这套官僚化的管理制度。

所谓体制化，正是这样一种制度。这套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对中国人来说很陌生，90年代中期开始全面在全国推广。现在科层化的管理制度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指标作为衡量工作绩效的重要标尺，成为普遍化的管理模式。

高校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采取了这套官僚化的管理模式。当今的大学在这样的管理模式下越来越不像大学，更像公司。学者廉思在《工蜂》一书中讲述了大学青年教师的现状。我对此深有体会。大学的青年教师已经沦为“学术民工”（这里不是在道德和身份意义上歧视民工），他们是被管理、被雇佣的，没有自主性，不少人对自己干的活并不喜欢，只是为了“稻粮谋”。这是当前知识分子面临的很大困境，需要从体制化本身来检讨。

“赢者通吃”的竞争逻辑

当今高校、科研院所中的老师和学生都处于一种竞争的环境中，赢者通吃、末位淘汰。高校用这种极端的方式鼓励竞争，鼓励大家向金字塔尖走，只有金字塔尖的赢者是通吃天下的。

这套管理方法用来管理大学和学术研究活动是不是合适呢？是不是顶尖的研究都是通过研究者怕落后，怕被淘汰，迫不得已创造出来的呢？如果我们看看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故事，就会发现全然不是如此。世界上很多发明创造是一些“大玩家”玩出来的。他们只是有好奇，有求知的欲望，有对自己专业无穷的兴趣，甚至是抱着“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来进行科学研究的。

科学研究要允许失败，因为有创新的科研一定是有风险的。而我国学术界各种各样课题的赞助，从自然科学到人文学科都“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对于研究内容和经费使用都要事先作出说明。我们的大学管理制度要求保险，所以科研人员都倾向于避开有风险的课题，选择风险不大，同时做出来也意义不大的题目。究其根源，科层化的管理体制难逃其咎。

任何一套体制或制度背后都有一套对人性的预设。目前学术环境中的制度预设是“每一个人都要偷懒，人性是恶的，总是希望不劳而获”。这个预设有一定道理，知识分子队伍鱼龙混杂，“奖勤罚懒”的体制对这些人也许是有用的，但也有可能伤害了真正优秀的学者，扼杀了他们的学术创造力，剥夺了他们从事学术工作的快乐感和自我满足感。

那么对于学术而言，好的体制应该是什么样的？国外大学也许能够提供一些借鉴。在美国，博士生毕业后先做6年助理教授，6年中可以自由研究，6年后如果可以出版一本书、若干篇文章即可以获得终身教职，6年是对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学术兴趣的考验。可以看出，美国大学的人才评价制度非常温和，它营造的宽松环境也为自由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评价方式多种多样，但最重要的是教授要有学术自主权。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评价应该来自于同行，而不是行政意志主导的一套量化标准。而当今中国大学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学术自主权。